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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立即出兵进行镇压。江藤新平以为，佐贺县起事后，西乡隆盛会起兵呼应，一举改变大局。但是，西乡隆盛拒绝协作，江藤新平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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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乘船从海上出逃，来到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他原想依靠西乡隆盛东山再起，但是他与西乡隆盛几乎谈了一天，西乡隆盛不为所动。江藤新平又渡海来到四国寻求帮助，无人肯施以援手，只能失望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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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通缉令已经遍布各地，江藤新平只能晓行夜宿，但还是被一位村长认出，将他扣留，转交官府。就这样，江藤新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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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仅仅一周之后，1874年4月13日，41岁的江藤新平以叛乱罪被处以枭首之刑，当晚执行。江藤新平临刑时吟咏绝命诗，从容就死。其诗曰：“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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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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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故事并未随着江藤新平的死亡而结束。在被枭首后，他的首级被挂在市街上示众。照相馆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的报纸评论说：“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事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侮辱谁呢？”一位律师也提出非议，“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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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戏剧性的是，社会上流传说，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因此参拜者蜂拥而来，川流不息。商人还在附近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热闹非凡。后来政府贴出布告，禁止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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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待那些命运不同的维新功臣。1911年，江藤新平被处死三十八年之后，日本议会给江藤新平平反，取消了罪名，追授正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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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藤新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评论很到位。他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说，“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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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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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的故事说，自己将不屈不挠地为民权运动奉献生命，“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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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智囊戴季陶写了一本书《日本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作者为一位人物独辟一章，并称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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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行者——板垣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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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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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风云时期，日本武士中涌现出一批豪杰，板垣退助是其中气质独特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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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板垣退助生于地处边陲的土佐藩，自幼便不相信鬼神。他曾经把村里稻荷神社的护身符弃于茅坑，以试验有无神罚。当时日本人有食物禁忌的迷信，但他招集众人一同试吃，证明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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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时，板垣退助参加藩政，主管军事。后来，他被派驻江户，开始广结天下英杰，视野大开。当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各个藩国都面临抉择。土佐藩的掌权者主张“公武合体”，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残酷镇压。板垣不满此举，毅然辞职，到京都学习军事。学成后又返回土佐藩，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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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维新派与幕府之间的决战爆发。在板垣退助等的推动下，土佐藩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本人被任命为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各地，建树战功。在攻打德川家族老家日光市时，板垣退助说服幕军与政府军，避免在德川氏家庙日光东照宫交战。后来日光东照宫中专门设立了板垣退助的铜像，以表彰他为保护贵重文物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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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动荡之际，板垣退助和许多武士一样，希望建功沙场，博取功名。一场战役却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最终推动他走向了和其他维新领袖不同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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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松城是日本强藩会津藩的据点，1869年被维新政府军围困。若松城城高池深，并有强兵把守。板垣退助指挥的土佐藩兵是攻城的主力，他以为会遭遇一场恶战，决心葬身若松城下。出乎意料的是，敌方并没有顽固抵抗，城池最终被攻陷，会津藩主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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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后来板垣退助回忆说：“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板垣退助由此认识到，不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府和国家是怎样的脆弱。万民不能共安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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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明治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作为一员武将，板垣退助因拥有赫赫战功，成为排名仅在西乡隆盛之后的军事英雄。他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一同被任命为参议，参与大政，成为明治政府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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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三四十岁的武士个个心胸万夫，踌躇满志，开始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道路。遗憾的是，仅仅几年之后，这些新政治家就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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