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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三岛通庸必将被追究责任。可是对于一个威权主义政府来说,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三岛通庸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早就想找借口铲除反对派。他把这个事件称为“恶棍的暴行”,立刻发出秘密指示,“把他们全都逮捕,一个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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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对福岛县境内的自由党进行大肆逮捕,以议长为首的2000多人被捕。许多人遭到拷打虐待,还有人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死去。三岛通庸还动用司法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反对派。在高等法院的裁判中,他要求司法官判处议长等人死刑。不过,司法官没有屈从于他的压力,最终只判处监禁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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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福岛事件”,当时震惊全国。无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岛通庸不但没有遭到惩处,反而被委以重任,又兼任了福岛县南部栃木县的县令。三岛通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继续强行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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栃木县的民权人士也奋起反对。他们不仅在县议会中进行抵制,还组织居民进行反抗。一些激进的民权人士策划以炸弹袭击三岛通庸。但是由于制造炸弹时不慎失火爆炸,引起了官府的警觉,三岛通庸逃过一劫。16名激进的民权人士在栃木县的加波山起事,并发表《革命举兵之檄》,矛头直指三岛通庸。但因势单力薄,3天后起义即被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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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通庸不改其志,仍然以铁腕方式推动道路建设,毫不手软。1884年11月,从东京通往山形县的公路终于完工。被人们骂为“魔鬼”的三岛通庸晋升入京,担任内务省土木局局长。一年后,他又当上了警视总监,掌握了东京的治安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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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事件”之后,自由党已经解散,但是东京的自由民权运动依旧声势浩大。1886年12月,明治政府突然发布《保安条例》,逼迫民权运动家离开东京。警视总监三岛通庸负责实施,尽管他长于暴力镇压,但是在首都承担如此凶暴的任务还是有些许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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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三岛通庸以年终酬劳为名,将治下的全体警察署员召集到芝公园喝酒。到下半夜,三岛通庸看见满座全都醉了,才发出驱逐民权人士的号令,“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警官杀奔京城的各主要场所,一夜之间,570多名民权人士被驱逐出东京,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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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给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带来巨大打击,也让三岛通庸成为民权人士眼中的死敌。因此,两年后当三岛通庸病亡的消息传来时,民权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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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三岛通庸并不简单地是个“坏官”。时至今日,在山形县米泽等地,三岛通庸的功绩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个所谓的开发独裁型的行政官员,对于实现地方的近代化和推动经济发展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议会和民权派纠缠于所谓的民主程序,拖延时间,效率低下,只能延迟和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应该铁腕镇压,甚至不惜将反对者冠以“阴谋动乱”的罪名“予以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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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发展政府。它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以政府为核心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发展,对民众政治参与进行限制。这种“集中权力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固然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给公民的权利带来伤害。这种双重性在三岛通庸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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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过去了,环顾世界,这种发展模式仍然在某些国家得到追捧,三岛通庸之类的能吏也所在多有。假如三岛通庸还活着,他在这些国家一定会仕途通畅、平步青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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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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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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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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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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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明治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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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参加“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当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唯需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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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他个性急躁倔强,时人颇有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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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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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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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还是不能忘情于政治,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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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指责政府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交往,使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扛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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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2月4日,江藤新平首先抢劫了一家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武士,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起义军要求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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