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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三岛通庸必将被追究责任。可是对于一个威权主义政府来说，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三岛通庸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早就想找借口铲除反对派。他把这个事件称为“恶棍的暴行”，立刻发出秘密指示，“把他们全都逮捕，一个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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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对福岛县境内的自由党进行大肆逮捕，以议长为首的2000多人被捕。许多人遭到拷打虐待，还有人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死去。三岛通庸还动用司法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反对派。在高等法院的裁判中，他要求司法官判处议长等人死刑。不过，司法官没有屈从于他的压力，最终只判处监禁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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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福岛事件”，当时震惊全国。无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岛通庸不但没有遭到惩处，反而被委以重任，又兼任了福岛县南部栃木县的县令。三岛通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继续强行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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栃木县的民权人士也奋起反对。他们不仅在县议会中进行抵制，还组织居民进行反抗。一些激进的民权人士策划以炸弹袭击三岛通庸。但是由于制造炸弹时不慎失火爆炸，引起了官府的警觉，三岛通庸逃过一劫。16名激进的民权人士在栃木县的加波山起事，并发表《革命举兵之檄》，矛头直指三岛通庸。但因势单力薄，3天后起义即被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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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通庸不改其志，仍然以铁腕方式推动道路建设，毫不手软。1884年11月，从东京通往山形县的公路终于完工。被人们骂为“魔鬼”的三岛通庸晋升入京，担任内务省土木局局长。一年后，他又当上了警视总监，掌握了东京的治安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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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事件”之后，自由党已经解散，但是东京的自由民权运动依旧声势浩大。1886年12月，明治政府突然发布《保安条例》，逼迫民权运动家离开东京。警视总监三岛通庸负责实施，尽管他长于暴力镇压，但是在首都承担如此凶暴的任务还是有些许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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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三岛通庸以年终酬劳为名，将治下的全体警察署员召集到芝公园喝酒。到下半夜，三岛通庸看见满座全都醉了，才发出驱逐民权人士的号令，“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警官杀奔京城的各主要场所，一夜之间，570多名民权人士被驱逐出东京，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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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给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带来巨大打击，也让三岛通庸成为民权人士眼中的死敌。因此，两年后当三岛通庸病亡的消息传来时，民权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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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三岛通庸并不简单地是个“坏官”。时至今日，在山形县米泽等地，三岛通庸的功绩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个所谓的开发独裁型的行政官员，对于实现地方的近代化和推动经济发展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议会和民权派纠缠于所谓的民主程序，拖延时间，效率低下，只能延迟和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应该铁腕镇压，甚至不惜将反对者冠以“阴谋动乱”的罪名“予以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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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发展政府。它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以政府为核心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发展，对民众政治参与进行限制。这种“集中权力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固然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给公民的权利带来伤害。这种双重性在三岛通庸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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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过去了，环顾世界，这种发展模式仍然在某些国家得到追捧，三岛通庸之类的能吏也所在多有。假如三岛通庸还活着，他在这些国家一定会仕途通畅、平步青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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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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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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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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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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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明治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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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参加“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当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唯需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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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他个性急躁倔强，时人颇有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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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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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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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还是不能忘情于政治，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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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指责政府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交往，使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扛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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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2月4日，江藤新平首先抢劫了一家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武士，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起义军要求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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