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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颁布、国会设立后，板垣组织成立的新“自由党”，成为日本国会的三大政党之一。自由党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板垣退助被选举为自由党总理，开始在宪法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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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板垣退助在东京神田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蹿上讲坛将板垣退助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54岁的板垣退助慨然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了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这番话获得了听众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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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4月，板垣退助脱离自由党，就任伊藤内阁的内务大臣的职位。因为当时日本尚没有政党内阁的先例，板垣退助身为政党一员而加入内阁，必然引起官僚保守派的反对。所以板垣退助任职前，宣布脱离自由党，以示其不偏不党以尽职责。但是因为政见不合，板垣退助不久便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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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板垣退助领导的自由党和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组织成立“宪政党”，其联合决议书说：“为期宪政之完成，有同一希望之党派相结合，组织一大政党，进一步努力以达其目的。”随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二人组织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兼任外务大臣，板垣退助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不过，由于内讧，宪政党很快分裂，各组新党，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仅四个月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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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花甲的板垣退助自此从政界引退，但是仍然从事为民众谋自由的社会运动，至死不休。甲午中日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政府对台湾实施高压政策，台湾民众遭受不平等待遇，年过八旬的板垣退助在台湾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要求日本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民一样的宪法权利。可惜，板垣退助一离开，“台湾同化会”就被日本的台湾总督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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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3岁的板垣去世，但是自由民权运动仍继续发展。当时明治天皇已经驾崩，日本进入了政党政治互动、以民意所趋为主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上自由民主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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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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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后来又多次访问日本。每一次到日本，他都去拜望板垣退助。戴季陶看到，这位当年的讨幕健将、维新元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老英雄门前冷落，生活穷苦，甚至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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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窘困的景象让戴季陶大为感伤，他认为，没有板垣退助的奋斗，20世纪初的日本就不可能这么文明发达。这个“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晚年生活如此落魄，实在不应该。但是板垣退助本人安之若素，因为他从不希望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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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华族”制，维新功臣都被授予各种勋位，板垣退助名列伯爵之位。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退助拒绝接受爵位。天皇再度传旨，谕其接受伯爵作为其维新勋劳的赏赐，板垣退助再辞。直到第三次，他才不得不接受。根据规定，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板垣退助接受爵位后不久，就提出“一代华族论”，并在其遗书上写道：“为了贯彻生前的主张，决不申请袭爵。”板垣退助死后，家人把伯爵之位还给了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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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也就是在板垣退助去世十九年后，为了纪念日本宪法颁布五十周年，雄伟壮观的日本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竖立起三位“宪法功劳者”的铜像，分别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都活跃在朝堂之上，数度担任内阁总理，致力于自上而下地改革日本政治，而板垣退助则主要活跃于民间，自下而上地推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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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政府曾发行100日元和50日元纸币，上面都绘有板垣退助的肖像。至今日本不少地方还竖立着板垣的铜像，长须飘飘，凛凛如生。每天都有游客徘徊在铜像前，仰望着这位民权运动家，向他献上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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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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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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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国家，历史上日本和中国一样，社会等级森严，官员是社会的最上层，商人则备受鄙夷。即使进入明治维新后，许多人仍然将进入政府视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明治六年（1873年）一位高居大藏省少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之位的官员主动要求辞职“下海”时，在政界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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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主管国家预算大权的官员当时年仅33岁，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为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弃官从商呢？他的回答是：“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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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充满“舍我其谁”气概的人士，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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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在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涩泽荣一也帮助父亲操持家务。在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他代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仅仅因为他是农家子弟，就遭到领主仆从的蔑视和嘲笑。这件事让涩泽荣一非常愤慨，成为终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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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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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说，比官吏更高的位置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大官。后来，官场的大门果然向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敞开：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重用，成为幕臣。不过，此时“尊王攘夷”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幕府统治摇摇欲坠。假如继续留在国内，涩泽荣一很有可能和幕府这艘旧船一起沉没。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在此后的战乱中丧生，只有涩泽荣一幸运地逃离了时代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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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车床、纺织布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荣一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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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荣一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地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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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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