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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日本法学家、《拿破仑法典》的翻译者箕作麟祥把法文的Constitution译为“宪法”。第二年，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兴起，开设国会、制定宪法成为这一运动的主要诉求。民主意识在社会的迅速传播，让掌权者倍感不安。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谗谤律》《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例》等法令，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权活动的空间。在政府的打击下，自由民权运动逐渐走向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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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五日市这个偏僻的小集镇，却成立了一个启蒙性质的学术团体“学艺讲谈会”。它是由当地的一个前市长、一个村庄学堂校长和附近小村庄的一个地主共同建立的。该社章程的第一条规定：成员“共同协作，不屈不挠，发展自由，改良社会”，成员之间“要像同胞兄弟，犹如一个大家庭般相互敬爱”。“学艺讲谈会”的成员使用西方经典著作和二手作品的译本进行自我教育，热忱地吸收新的知识。几名年轻成员很快就成为学识渊博的政治演说家，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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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千叶卓三郎就是“学艺讲谈会”的一名主要成员。他出生于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曾参加旧幕府军队对抗维新政府军。战后，明治政府并没有对旧幕府的支持者赶尽杀绝，而是宽容对待。因此千叶卓三郎并没有受到牵连，而是回到家乡，成为五日市学校的一名教师。他积极参与“学艺讲谈会”活动，对自由民权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一个拥护旧幕府的传统武士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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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一方面压制自由民权运动，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制定适合日本国情的宪法。1876年（明治九年），明治天皇发布敕文，明确提出要参照西方国家现有之律令，结合日本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日本国宪法。但是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并无实质性进展。一直到1881年，天皇颁布开设国会之敕谕，确定九年后开设国会、颁布宪法，政府才开始着手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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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看来，起草宪法是日本亘古未有之事，绝非“愚昧无知和胸无点墨”的老百姓能够参与的。可是，就在政府高官为起草宪法而奔赴欧洲请教之时，被他们公然声称“自甘愚笨”的山区村民，却在热烈地讨论日本未来宪法的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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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至今的五日市“学艺讲谈会”的一份讨论清单，让今天的学者都感到吃惊。因为它开列的问题非常广泛，其中15个题目与起草国家宪法有关，9个题目与法律制度有关，7个题目与公民权利有关。作为该社的成员，千叶卓三郎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整地起草了一部国家宪法。彼时政府的宪法起草工作还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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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卓三郎把自己起草的宪法径直称为《日本帝国宪法》，它由5篇9章204条构成，重心就是民众的自由权。第45条规定，“国法保障日本国民拥有权利自由并不受他人侵害”，该条款与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相同。第47条规定，“国民自由权利不受侵害、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8条规定，“凡日本国民在日本全国使用同一部法典，受到同一部法典的保护，不给地方及门阀或一人一族以特权”。另外，国民权利中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财产保护权、诉讼权等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可以说这是一部彻底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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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宪法草案还重视地方自治。第77条规定：“府县令可根据特殊法律制定纲领，府县自治可根据地方特色进行，政府不得加以干预，国会也不得侵犯其权威。”这个规定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各州法律与联邦宪法之间的关系，而当时的明治政府一心致力于中央集权，从未考虑地方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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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947年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颁布《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和这两部宪法比起来，千叶卓三郎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更接近于后者，可见其惊人的先进性。由于它是由地方民权论者起草的，出现前后矛盾或不成熟的地方在所难免。但是这些瑕疵并不影响这部宪法的民主性，也没有影响后人对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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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民间刮起一股私拟宪法的时代风潮。据统计，民间提出的各种宪法草案数量超过40部。评价一部宪法是否先进，应该看宪法对人民的权利做了哪些规定。以此衡量，千叶卓三郎起草的宪法被后人评价最高。由于提出鲜明而成熟的公民权利的要求，该宪法草案被称为“民众宪法”“草根阶层的人权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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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宪法草案的第三年，千叶卓三郎不幸因病去世，年仅31岁。他所起草的宪法草案并没有得到明治政府的认可。事实上，官方1887年发布《保安条例》，禁止私下议论拟定宪法案。政府在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也没有参考民间方案。就这样，千叶卓三郎的心血之作被尘埋在历史之中，直到八十多年后才重见天日。幸运的是，千叶卓三郎在私拟宪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思想并没有被埋葬，而是被现行的《日本国宪法》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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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千叶卓三郎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已经成为东京都的有形文化遗产，被收藏起来供后人研究。面对这部130多年前的手稿，后人怎能不心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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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卓三郎作为一介山民，身处僻远而心念天下，以一人之力为国家草拟宪法，可惜英年早逝，埋名近百年。其见识令人敬仰，个人遭际令人感喟。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中的一段名言，如果稍加修改，或许是对千叶卓三郎的准确写照：“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民主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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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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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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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一本名为《日本开化小史》的书面世。著名学者黑板胜美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作者是“明治时代之先觉者”，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解读日本历史，让人们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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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载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记载战争胜负，不过是统治者的家谱和起居注。历史著作都是以儒家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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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自由思想很快就在日本传播开来。新的历史观念也像一股清风，吹进了日本知识界。1875年，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下了《文明论之概略》一书，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奋起直追。福泽渝吉提出，史家应以一国的“人心风俗”为文明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他没有写出史学著作。两年后，一个名叫田口卯吉的经济学家完成了日本第一部文明史著作《日本开化小史》。抛弃陈旧的历史叙述，以文明的新观念重新讲述日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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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早年出生在江户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迁居横滨。在这个开放的港口城市，田口卯吉学习英语，接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在日本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因此被称为日本的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家对历史也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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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认为，西方文明是按照一种普遍道路发展的，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的典范。“文明开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日本社会西方化，而是使日本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发展。文明人将会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共通之处，而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置身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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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在自己国家建立议会制政府，不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这种形式适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使用铁路、汽轮和所有其他的便捷工具，不是因为它们在西方被使用，而是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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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化小史》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开发民智，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论述主题不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再是治乱兴亡的政治史，而是描绘了日本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历程，包含政府与人民在内的“社会”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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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被誉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一批文明史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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