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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本人也笔耕不辍，在1888年又写出了《中国文明小史》。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重历史事实，但是不能解释兴废存亡之理，“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在他看来，帝王将相只是历史舞台上的热闹人物，“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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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小史》鸟瞰式地讲述从史前到明朝灭亡的中国历史。全书着重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展示了一部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历史。田口卯吉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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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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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大批留学生来到日本求学。对这些脑后还拖着辫子的青年人来说，《中国文明小史》的新鲜见解犹如醍醐灌顶。田口卯吉道出了原先压抑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心中欲发而不能的声音，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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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就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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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挣脱束缚，以新的价值观审视过去。在文明史观的烛照下，中国人也开始重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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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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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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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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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对死难者也没有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充满义愤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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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成为公众舆论声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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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馆是三年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高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欧美列强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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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与国力不相匹配，毫无效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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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重信年轻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因此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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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外交形势非常复杂。“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没有可以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成是“卖国贼”。但是，大隈重信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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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中，大隈重信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努力维护日本的利益。他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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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订新条约。与英国的新条约签订前夕，却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重信的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五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十二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十二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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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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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五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变成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那些“爱国愤青”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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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重信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重信右下腿被炸伤，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杖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而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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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大隈重信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的方案晚了五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十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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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说，“‘爱国贼’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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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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