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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也得到了知识界的回应。1883年，“独逸学协会”创办“独逸学协会学校”（姬路独协大学前身），教授德国学说。这个协会是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发起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德国的法律和政治。也是从1883年开始，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教学内容一律学习德国。这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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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标志性的是，1893年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开始转向学习德国。当年夏天，伊藤博文从欧洲回到国内。此前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掌握明治政府权力中枢的要人访问欧洲各国，研究立宪政治。在综合比较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追赶型国家学习的样板，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宪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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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按照德国样式，改造政府各部门。明治政府雇用的外国人士中英法等国的人数明显减少，德国人增多。日本政府起草宪法时，主要有六人参与，其中两个是德国人。在伊藤博文与政府的奖掖之下，崇德之风劲吹，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日见冷落，“德国学”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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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思想家尾崎行雄对于“德学之风”不以为然，他发表文章说，德国所长在于医学、哲学、理化学，百工技艺于其次，“而政治、经济、法律等则非其所长”。德国政府以专制为尚，铁血为政。在此情况下学者不修“实务”，深闭书斋，不问政事，“故其言虽深，而不切实际”，“其理虽远，而有违于事”。日本奖励“德国之学”势必鼓励专制之风，有碍思想播行，有害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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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行雄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当时明治政府已经意识到，自由主义思想危害政府权威，因此限制英美学说、学习专制的德国是当时政治精英的共识。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强力引导下，日本奋力踏上了“德国之路”，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学习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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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是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东亚翻版。如同德国宪法强调皇帝的权威，日本宪法也突出天皇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强调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式的“法律限度”。它还效仿德国的军事强权政策，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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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日本彻底排斥了具有明显自由倾向的英国式立宪制，确立了德国式的君主专制体制。除了政治体制外，日本在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全面“德国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日本完成了“德国化”。环顾19世纪末的世界各国，和德国最相像的就是远东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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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警告说，国家发展要警惕“路径依赖”，因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因此，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一定要戒惧戒慎。如果选错发展路径，就很难退出。日本在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给它带来实惠的便捷之途。日本通过学习德国，确实迅速地崛起为东亚强国，可是也埋下了走向对外战争的悲剧之因。显然，这和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缺少长远眼光、急功近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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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所说，明治时代的日本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实际上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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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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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些坚定的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怒斥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但是日本第一届议会仍然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赞扬。因为对于这个东方岛国乃至整个古老的亚洲来说，民选议员切实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破天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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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1日，日本开始进行历史上第一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这是日本选举史上一次理想的选举，没有干涉，没有贿买，朝野两方面都极公开透明地从事选战，结果也很良好。弃权率不超过6%，所选出来的人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国民对施行立宪的信心大大增强，也对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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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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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文部大臣森有礼和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发生了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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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主导制定的明治宪法草案，赋予天皇极大的权力。天皇掌握政府的人事权，各部文武官员均由天皇任命，陆海军的统帅、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也由天皇独占权柄，议会无权置喙。《宪法》对议会权力做了种种严格限制。在欧美国家，立法都是议会的权力。可是，日本天皇不但拥有立法权，也有否决法律之权，甚至连议会的开停、解散，也在天皇的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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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曾说：“元首之大权，除此等宪法条文之外，无有任何其他限制，正如太阳之光线，遮蔽之外无有阻挡一般，原本不必逐一列举。”显然，天皇的权力比任何君主立宪国家的君王都要大，这是因为日本的主权在天皇，而不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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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宪法草案第五条“天皇经帝国议会之承认，行使立法权”，文部大臣森有礼却高调反对。他提出疑问：“承认一词既可用于下对上，又可用于同等人之间，未知相当英语何字？”伊藤回答说：“承认即相当于consent。”在英文里，consent有承认、准许、赞同等意。曾担任日本驻英国大使的森有礼认为“承认”一词包含上级向下级征求意见的意思，强烈要求把“承认”改为“赞襄”。“赞襄”就是协助、辅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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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议会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了。没有议会的“赞襄”，天皇也可以行使立法权，所谓的“立宪”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伊藤博文反对森有礼的主张。他说：“赞襄表示主权完全在上，使用承认一词，则表示主权虽然在上，其行使则需经下面人民承认之意也。”他强调：“即使承认一词有赋予议会承认权之忌，但制定法律、编制预算等需经议会同意，仅此而言，在此宪法中终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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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早年也曾留学英国，后来为了制定宪法又到欧洲游学，所以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立宪非常清楚。他说：“创设立宪政体，则天皇在行政方面设责任宰相，对君主行政之权亦多少加以限制，在立法方面，不经议会承认则不能制定法律。设立这两种限制，乃立宪政治之本义。缺此两点即非立宪政体。而且，宪法上对这两点巧饰伪装，亦均非立宪政体之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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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明治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天皇经帝国议会的协赞，行使立法权”。“协赞”就是协助、辅佐之意，与“赞襄”意思更相近（不过在英语里“协赞”仍是consent，意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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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让渴望实行立宪的人士担心，议会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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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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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宪法颁布的第二年，即1890年6月，金子坚太郎回到日本。根据规定，再过五个月这部宪法就要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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