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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统,还是要法律?两派论战,旗帜鲜明。作为断行派中的主要人物,博瓦索纳德碍于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不过他的思想对断行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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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2月,第三次帝国会议召开前夕,延期派广泛散发《法典实施延期意见》,尖锐指责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促进“弱肉强食”的弊端。断行派则以《法典实施断行意见》回击说,实施民法是近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延期派所担心的社会弊端正是法制不发达所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施行法典,将扰乱国家秩序,败坏伦理,妨碍宪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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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穗积八束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他说:“我国是尊祖训、重家制之邦,权力与法均生于家……所谓家长权神圣不可侵犯,理由源于祖先的神灵神圣不可侵犯。家族中无论长幼男女,一是服从其威信和权力,一是赖于其保护。”在他看来,欧洲由于信奉基督教,子孙便不再知道供奉祖先,因此孝道殆尽。日本固有的家庭制度与此完全不同,男女并非是通过婚姻才能建立家庭,而是欲使家嗣永续才行婚姻之礼。日本社会一直以来以祖先崇拜的教义作为支撑,祖先对于家族的维系是极其重要的。《博瓦索纳德民法典》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完全无视三千年来的本国信仰”,“将会导致否认和遗弃民族信仰,并将摧毁我们的‘家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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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名为“民法出而忠孝亡”的文章让穗积八束名满天下,因为它击中了当时日本人的灵魂,诱导了社会舆论。维新时期一般百姓对改变自己固有生活形态心有余悸,所以“民法出而忠孝亡”这种口号对朴素的国民感情具有很大的感召力。随着这种感情的蔓延,外国人起草的东西成为日本法律是崇洋媚外之举、是“本邦末代之耻辱”等民粹主义的言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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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行派人士发表文章《穗积博士误解民法》,针锋相对地批评穗积八束的论述是里外相反、黑白颠倒的争论,不知道自我反省,世人应当惊骇的是其胆大不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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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政见者支持断行派,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则力挺延期派。争论日益激烈,可是在汹涌的民粹主义言论面前,断行派越来越被动。因为学术之争已经扩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派系之争。延期派提出,这部民法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绝对主义的家长权和至高无上的家族制度,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不符。家长权是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的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动摇家族制就动摇了“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他们带有煽动性地说,倘若施行该民法典,“诸君将被迫放弃作为日本帝国臣民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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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纲上线的舆论让断行派难以招架,整个社会舆论和天皇的想法都发生了变化。最终,延期派取得了胜利。帝国议会通过“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实行法律案”,决定将这部民法的颁布日期推迟到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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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博瓦索纳德已经在日本居住将近二十年了。眼看着自己倾注大量心血的这部民法得不到实施,其心情可想而知。三年后,距离帝国议会预定要颁布民法典的前一年,或许是因为看不到这部法律实施的可能性,70岁的博瓦索纳德决定启程回国。临别之际,他的学生、曾任内阁法制局局长的井上毅在病床上为博瓦索纳德写了一首汉诗。这是师生的诀别,不久之后井上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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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法施行延期后,日本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东京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为起草委员,在维持日本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新民法特别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新民法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折中方案:一方面,它承认个人的地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立个体,在财产上和两性之间法律平等、个人选择自由、个人财产所有权等规定被保留;另一方面,个人被置于家庭关系的层级结构之中,受到了强制性的约束。1898年7月16日,新民法施行,以前公布的旧民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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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之争其实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反映。和维新早期的做法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改革中开始强调本国“特色”。这种做法将日本引向了另一条道路:日本不再追求普世价值,而是鼓吹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曾参与民法典修订的西园寺公望年轻时在法国生活过十年时间,信仰文明的普世性。他对于这种“特殊国情论”不以为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被称为‘特色’的东西,是指一种缺点或特质……当今日本教育工作者喋喋不休的所谓日本人与众不同的大部分特质,将会使我们的学问更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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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5岁的博瓦索纳德在法国安然去世。明治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那部矛盾的民法典还是继续施行了两代人的时间。直到1947年,日本民法中“家族”的概念才遭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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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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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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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夏天,从皇宫发出的诏敕《教育大旨》,让改革派人士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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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旨》严厉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称它“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教育大旨》提出,应该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今后“道德之学”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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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派看来,《教育大旨》是对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否定。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宣称:“破旧有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千世界,大振皇基。”这两条誓文清晰地表明,日本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渴望学习西方文明。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教育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教材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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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大旨》并非出自明治天皇之手,而是宫中侍读元田永孚执笔起草的。元田永孚是宫中侍讲,颇受信赖,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他教授天皇帝王学,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绝对君主制,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这与改革派主张的立宪君主制完全背离,因此伊藤博文等斥责元田永孚的主张是历史的倒退,实行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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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但是元田永孚因为深得天皇的信任,仍然留在宫中。信念顽固的他将重点转移到教育领域,希望通过在教育上弘扬仁义忠孝,提高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度,使日本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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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天皇视察了几所学校,元田永孚趁机起草了《教育大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提出公共教育应该以儒教主义的仁义忠孝为中心。他同时还起草了《小学条例二则》,规定今后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以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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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掌握政府实权的伊藤博文坚定地支持文明开化,不愿意看到教育改革被扭转方向。于是,他委托内务大书记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批驳元田永孚的观点。《教育议》指出,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永孚想象得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而“保护旧时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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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田永孚立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对《教育议》进行反驳。他批评伊藤博文“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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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加入这场德育论战。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先后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儒教主义教育论,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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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日本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大多数论战者支持元田永孚。思想家、教育家西村茂树主张以儒学为基础,以西学为补充对国民进行教育,“儒教欲废之而不可得,尤其是论孟学庸四者……世界尚无此善良之教训”。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德育应该将儒教、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内容融合。教育学家能势荣则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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