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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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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获胜。因为伊藤博文等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而福泽谕吉等在野人士的话语权也很有限，因此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从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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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修正教育令》，否定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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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教师的言行思想也被划入统制对象，此外对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也进行干涉，使教学失去了独立性。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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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宪法颁布后，政府内部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县知事等地方官员有强烈的不安，担心自己治理的地方会因为宪法的颁布而出现各种问题。在内阁地方官会议上，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由于“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这种舆论支持了思想保守的内阁首相山乡有朋，在他的主持下，1890年元田永孚和井上毅起草了《关于教育之敕语》（简称《教育敕语》）。全文仅有300余字，却成为臣民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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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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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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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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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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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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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在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先宣布《教育敕语》无效，从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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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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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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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日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二十余年，国内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际外交战略如何选择？正在走向亚洲强国地位的日本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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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对国内政治理想的探索和对外交战略选择的思索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成为日本精英思考的焦点，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争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眼花缭乱。1887年，一本名为《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书横空出世，它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把当时对政治与外交选择的各类见解摆在人们面前，简洁清晰，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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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不起的是，这本书精辟地揭示了后来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所赖以确立的主要逻辑，其中提出的和平思想，更是预言了六十年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因此，《三醉人经纶问答》被视为日本的经典著作，至今仍然受到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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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是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中江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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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中江兆民出身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7岁就学习英国、荷兰、法国等国语言。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政府为了学习西方，派遣年轻人留学欧洲。中江兆民抓住这个机会，于1872年来到法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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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法国刚刚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虽然革命很快被镇压，但是法国社会围绕巴黎公社革命还有各种争论，年轻的中江兆民也卷入了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在小酒馆和工人一起碰杯交流中，他对卢梭的学说和法国革命思想有了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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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中江兆民回到日本。在度过短暂的宦途之后，他就转而投身教育工作。在他看来，改革必须依靠拥有现代知识、思想解放的国民。他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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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一方面传播现代知识，为日本培养新的人才；另一方面潜心翻译，为日本提供新的思想学说。他用中文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他把书中的“liberte”译为“自由”，“democratie”译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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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译解》为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给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有人写诗道：“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无数热血青年都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也因此书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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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没有做时代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创办报纸，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反对君主世袭。他公开鼓吹“君民共治”“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这些言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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