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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学绅士通晓西方近代思想，主张日本建立民主制，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在他看来，消除国与国之间对立的途径就在于废除君主制，实现民主制。他主张日本实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成为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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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君反对洋学绅士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乃实力主义时代，战争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只有物质力量强大的“文明国”才能战而胜之。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空谈理想没有实际效用。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由“小邦”变为“大邦”，才能解决国内矛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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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洋学绅士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豪杰君是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代表，那么南海先生就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赞同洋学绅士的民主制理想，但是认为目前难以实现。他批驳豪杰君所论属于专制时代之事，对外侵略不符合人类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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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政治改革的目标，南海先生主张“设立宪之制，上张皇上之尊荣，下增万民之富祉，置上下两议院，上院议士以贵族充之，使之世世相承，下院议士用选举法取之”。在对外政策上，他主张“至于外交之旨趣，务以好和为主，不至国体毁损，决无张威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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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醉人经纶问答》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揭示了一个近代转型国家的理想与苦恼。书中的南海先生就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这个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并非卢梭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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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国人，日本无论如何应该避免法兰西式的革命，争取自由不一定非得大动干戈。他从进化论出发，主张渐进改良，反对突变的革命，统治者如果一意孤行，酿成日本的革命，则非日本之福。人民只能在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选择平衡点，趋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有可能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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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中江兆民当选为首次众议院议员。但因为不满民党在预算问题上与政府妥协，3天后就拂袖而去。他在辞职书中说：“本人因酒精中毒，碍难参加讨论，请准辞职。”国会议员当了3天便辞职，被人们传为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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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一生办过很多事业，但都没有成功。晚年的中江兆民穷困潦倒，就像《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南海先生一样，“性酷嗜酒，又酷好论政事”，饮酒半酣时，“心神顿激昂，思想频坌涌，身在一斗室，眼通观全世界”，“指示世界航路，讲授社会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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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江兆民被诊断为喉头症，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但是他仍然乐观地面对人生，写下《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两本宝贵的哲学著作。1901年，在世界刚刚步入20世纪的时候，这位54岁的思想家就在病痛中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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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幼时学习汉学，先后用过许多名字，最后根据《诗经》中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取名为“兆民”，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后人称赞中江兆民说：“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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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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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来引领。中江兆民就是日本在向近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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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日本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光荣，但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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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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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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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内村鉴三踏进东京第一高等中学，成为一名教师，讲授“万国史”课程。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从美国留学归来，意气风发，希望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他的人生确实在这所学校里发生了重大转折，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一个举国闻名的“国贼”的身份被赶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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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1861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16岁来到北海道，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充满自由主义气息，教员均由国外聘请，除实用科目外，还开设英国文学、心理学、英语演讲等。校长是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内村受该校浓厚的宗教氛围感染，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毕业后，他任职于北海道开拓使机关。1884年，他又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六年。归国后，他转向教育事业，因为他认为日本需要大量人才来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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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就在内村鉴三成为教师这一年的11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史无前例的君主立宪制开始运转。可是在一个月前，皇宫发布《教育敕语》，却试图将这个国家拉向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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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时，全体师生必须面向“御影”和《教育敕语》行最敬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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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9日，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被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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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大不敬事件”。据统计，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达143篇，报纸达56种之多，几乎众口一词，全是“国贼”“不忠之臣”“外国教会的奴隶”之类的污蔑之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里，“国贼”是一个可以杀人的标签。事实上，有些愚忠思想严重的学生就给“不敬之徒”内村鉴三写信，信封里装进剃刀，要求他“切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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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内村鉴三成为人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的“国贼”。第一高等中学将其开除，内村鉴三成为失业者。一位同事因为维护内村鉴三，也受到免职处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内村鉴三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的是，他年仅23岁的妻子也不幸被传染，竟然早逝。生活困苦不堪的内村鉴三不得不辗转在远离东京的各地任教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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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遭孤立，穷愁潦倒，但内村鉴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社会低头。后来他长期为各种媒体撰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人。这时，他面对的国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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