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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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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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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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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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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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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在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先宣布《教育敕语》无效，从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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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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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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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日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二十余年，国内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际外交战略如何选择？正在走向亚洲强国地位的日本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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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对国内政治理想的探索和对外交战略选择的思索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成为日本精英思考的焦点，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争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眼花缭乱。1887年，一本名为《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书横空出世，它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把当时对政治与外交选择的各类见解摆在人们面前，简洁清晰，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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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不起的是，这本书精辟地揭示了后来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所赖以确立的主要逻辑，其中提出的和平思想，更是预言了六十年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因此，《三醉人经纶问答》被视为日本的经典著作，至今仍然受到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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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是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中江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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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中江兆民出身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7岁就学习英国、荷兰、法国等国语言。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政府为了学习西方，派遣年轻人留学欧洲。中江兆民抓住这个机会，于1872年来到法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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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法国刚刚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虽然革命很快被镇压，但是法国社会围绕巴黎公社革命还有各种争论，年轻的中江兆民也卷入了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在小酒馆和工人一起碰杯交流中，他对卢梭的学说和法国革命思想有了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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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中江兆民回到日本。在度过短暂的宦途之后，他就转而投身教育工作。在他看来，改革必须依靠拥有现代知识、思想解放的国民。他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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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一方面传播现代知识，为日本培养新的人才；另一方面潜心翻译，为日本提供新的思想学说。他用中文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他把书中的“liberte”译为“自由”，“democratie”译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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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译解》为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给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有人写诗道：“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无数热血青年都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也因此书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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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没有做时代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创办报纸，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反对君主世袭。他公开鼓吹“君民共治”“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这些言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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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24日，中江兆民等民权派志士发起并召开了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的全国志士联谊大会，以“大同”“团结”为口号和目标。这是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后的再度兴起，它的目的在于建设自由民权体制，将政府准备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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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团结运动所抱有的“国约宪法论”（由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思想，与伊藤博文所代表的政府层面的制宪思想背道而驰。但是该运动却刺激了政府加快制定宪法的脚步。伊藤博文于1888年4月设置了宪法草案的审议机构——枢密院，亲自担任议长，随后将首相的宝座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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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毕竟不能容忍民权运动。1887年12月，明治政府发布施行《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防害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民间政治活动家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但是，他矢志不渝，跑到大阪创办新报纸，自己当主笔，继续为自由民权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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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日本兴起，许多知识精英成为国家主义者。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民主主义者。三种思潮互相激荡，使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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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面临方向性选择：是选择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制？是走军国主义路线、对外扩张，还是走和平发展路线，睦邻友好？中江兆民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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