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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维新政府中曾担任财政大臣，主导财政改革，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为人随和，崇尚理性。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坚持民主立宪的理念，主张制订英国式宪法。由于和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政见相悖，1881年大隈重信被罢职，第二年就创办东京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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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办学与教育家福泽谕吉有关。本来两人关系不佳，福泽谕吉认为大隈重信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则认为福泽谕吉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性情不合的两个人一直避而不见。某次杂志的编辑在事先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让两人出席酒宴，结果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重信对福泽谕吉说，“我真羡慕福泽先生，将来会有众多前程远大的学子围绕着您”。福泽说，“您也可以办学校啊”。据说，这成为大隈重信办学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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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办学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私立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只能向社会募捐。大隈重信曾感慨地说：“专门学校如一大寺，但从没有见过好施主。本人为专门学校的第一施主，但众施主并不富有。”因为学校地处偏僻，设备异常简陋，而且社会上对这所新学校并不认可，东京专门学校第一代学生仅有80余人，规模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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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数年前，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主要支持者就是其资助的私校里的学生。前事不远，大隈重信办学意欲何为？政府怀疑东京专门学校是培养潜在的叛乱分子的基地，因此派密探进入学校刺探，还对学校的理事进行监视。后来政府又规定，官办学校的教授严禁到私校授课，私校的教授、理事授课也遭到严格限制。东京专门学校一度陷入了没有老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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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压力重重，学校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它开放办学，允许校外生入校学习。还将讲义出版分发给校外学生，允许他们质疑，并将答案写在讲义的空白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办学措施，让这所学校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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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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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前来祝贺的各国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大学宣言，第一条就是“大学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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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认为，学校应该以培养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国民为理想，不为权力和时势所左右。他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这种办学方针造就了严谨的学风，东京专门学校很快就成为莘莘学子的向往之所，毕业生遍及日本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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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学校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大隈重信从未踏足校园。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坛风云激荡，政治斗争激烈。1888年大隈重信进入日本内阁，担任外相，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但是国权派强烈批判大隈重信提出的方案，1889年10月，一名右翼狂热分子携炸弹袭击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虽然幸免于难，但失去了一只脚。为了避免牵连东京专门学校，大隈重信只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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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式上，大隈重信才第一次进入这所承载着他希望和激情的学校。面对全校师生，大隈重信重新申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虽然我的设想多少有些大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地方的学术独立出来……重要的是慢慢地增设学科，以多方面的知识贡献社会，这样不光我会感到非常满意，也会让诸校友、诸位同学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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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屡次进入政府工作，包括在1890年组织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并担任内阁总理。为了避免违反“学术独立”的精神，他没有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直到1907年，69岁的大隈重信辞去宪政党总理职务，才第一次出任校长。在此之前五年，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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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05年早稻田大学即开设中国留学生部，成为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府。因此，早稻田大学在中国非常有名，近代名人宋教仁、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早稻田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强国梦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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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维新者抱有浓厚的旧思想相比，大隈重信是其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被称为内外皆新的“新日本人”，因而被普通日本民众称颂。1922年，84岁的大隈重信与世长辞，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早稻田大学师生1.2万人负责开道和维持秩序，场面极为壮观。媒体惊呼这是未曾有的“国民之葬礼”。三个星期后，同样在日比谷公园为另一位政治家山县有朋举行国葬仪式，由于他在民间口碑不佳，只有政府与军警参加，被媒体称为“寂寞无民的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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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大隈重信一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两次组织政党，可是这些政治功业如水上浮萍，早被风吹雨打尽。唯有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走过一百多年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学术独立”的思想激励着早稻田大学的一代代学子，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而且追求创造性的品格与自由世界的理想。国际教育界公认，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具有创新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自主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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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无数青春少年走进这所世界名校。他们常常伫立在大隈重信的铜像前，仰望着这位创立者。大隈重信身穿长袍，头戴具有早稻田大学特色的学士角帽，左手扶着拐杖，巍然屹立在银杏树下。他紧闭嘴唇，一言不发，似乎在期待着人们从他的功业得失中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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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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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就上纲上线，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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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米邦武是岩仓使团的成员之一。作为使团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的秘书，他全程参与了欧美考察，写下了多达5册100卷的《美欧回览实记》，详尽记录了日本走向世界的足迹。考虑到使团寄往国内的报告后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唯有《美欧回览实记》流传于世，久米邦武的贡献就更值得推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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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久米邦武是肥前藩的一个武士，曾积极参与藩国的行政改革。后来他参加了维新政府，欧美考察归来，他专心写作，在1878年出版了《美欧回览实记》。鉴于他深厚的才学，第二年政府任命他为修史馆编修官，参与编写《大日本编年史》。这是明治维新的第十一年，久米邦武正好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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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树立天皇的权威。因为在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老百姓“只知霸府（幕府），不知皇室”。所以，维新政府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宣扬天皇。修史当然是一个证明天皇“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于是，维新开始的第二年就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修史局改设“修史馆”，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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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修史诏书写道：“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今以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别，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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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修史的手法和目的还是封建史学老一套，不同的是，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现在要以天皇为中心。拟议中的“大日本编年史”要按照古时的编年体“六国史”的体系，重新纂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突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六国史”的第一部史籍《日本书纪》，早就构建了日本的“神代”历史，将天皇一族描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以这样的观念纂修史书，明显是为明治天皇的政治统治服务、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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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久米邦武走进修史馆，成为一位修史官。可是维新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对过去的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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