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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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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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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刚上任不久的东京大学新校长加藤弘之对外宣布，不再印刷和发行自己的《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宣扬天赋人权的著作。这意味着，他撤回了自己以前所主张的学说。这个决定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作为一个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著名知识分子，加藤弘之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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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生于幕府末期，很早就学习兰学。他是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与吉田松阴是师兄弟。1856年，普鲁士国王赠送幕府电报机和照相机，20岁的加藤弘之被派到德国领事馆学习使用技术，又开始学习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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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外文的过程中，加藤弘之对“天赋人权说”产生共鸣。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并非“武备”而在“政体”，于是转向研究政治学。他写出了专著《邻草》，阐述议会制度的必要性，是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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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草》也谈到了中国。文中的“客”向加藤弘之提出一个现实问题：“近得情报，清主败奔沈阳（实为承德），而不得还北京。英法势力猖獗，‘长毛贼’（太平天国）乘虚而益呈威势。值如此变局，中国前途何望。”加藤答曰：清朝亟须变革，论变革应从“上下分权”起，然后“有德有才之士”得以治“暗昧愚昧”之下。由此看来，加藤弘之把民众权力看得十分重要，他向往民众参政，纠正国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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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但是，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外文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在幕府统治末期，加藤弘之站在了日本思想界的前沿，思想之先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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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泽谕吉一样，加藤弘之也供职于幕府，曾官至江户幕府大目付勘定头，相当于财政和民政的监察首长。幕府被推翻后，加藤弘之又在新政府出仕，历任日本学界、政界官职，成为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之一。1870年他走进皇宫，为天皇讲授欧美政体，为皇后讲解历史风俗概要。这种侍读的工作持续了数年，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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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加藤弘之先后撰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三本著作，探究这个时代命题。他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为使臣民各自不受他人屈害，保护臣民之生命、权利及其私有此三者”。为达此目的，关键就是建立立宪政府。怎么才能在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呢？首先是制定宪法，用宪法保护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用相应的理念和实践教育民众，使民众通晓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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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加藤弘之的思想从“天赋人权论”发展到如何保障人权。他的上述三本著作一直是日本的宪政理论资源，为“二战”后日本顺利地实现宪政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版的《政府论》。不过，当时社会上的“皇学者”“勤王家”抨击加藤弘之，指责这些书蔑视日本传统天皇制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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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没有退缩，他还和森有礼、福泽谕吉等共同创立日本最早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致力于介绍“天赋人权论”，传播民权、平等的启蒙思想，介绍立宪政治。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加藤弘之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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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主张举行大选、经民选产生国会的呼声高涨之时，加藤弘之却与其他启蒙家产生了分歧。在他看来，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让我国开化未全之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以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不可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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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急速地从自由、民主、立宪的思想圈中退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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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如当头棒喝，给日本知识分子以极大震撼。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并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以为只要学习追赶欧美列强就可以达到目标。而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之间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要想成为强国必须不择手段地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比起天赋人权论，这种社会进化论更容易被后发国家推崇，成为它们“富国强兵”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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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也被这种新的学说所吸引。在读了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学家著作之后，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以“优胜劣汰”为法则的社会，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的国际环境里，日本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来发展。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从此，他成为反对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的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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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在被政府任命为东京大学校长之后，加藤弘之为了向政府示忠，声明自己的早期著作一概绝版。第二年，他出版了《人权新说》，公开宣称，社会成员各有优劣，“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里，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谬见妄说”。他强调，国家要握有大权，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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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新说》成为加藤弘之思想转向的标志。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引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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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主要集中于人类权利是否为天赋、人类要获得权利是否只能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手段、人权与法权有无区别等焦点问题激烈展开。日本社会舆论大多数不赞成加藤弘之的观点，一些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加藤弘之出版《人权新说》的当年，中江兆民写成《民约译解》，把卢梭《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有意将“日本的卢梭”的事业进行到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889年日本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写入了人权保障内容。尽管如此，1890年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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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仕途通畅。他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大学校长兼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还曾担任多年的高等教育会议议长、教科书调查委员会会长、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随着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加藤弘之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为日本构建近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可怕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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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加藤弘之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担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加藤弘之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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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思想史上，像加藤弘之这样思想急剧转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日本的案例警示后发国家，必须摆正人民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以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一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如果忽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追求富强目标的后发国家就很容易走上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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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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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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