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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得民众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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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军打败幕府军队之后，依附于幕府的各种人物纷纷逃走。就在江山鼎革之际，却有人在江户创办报纸《江湖新闻》，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抨击明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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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是福地源一郎，一位27岁的幕府下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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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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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出身于医师家庭，年轻的时候在长崎和江户学习英学，18岁起就在幕府做官。因为英语水平高，他曾两次作为幕府使团成员访问欧洲。他看到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深为折服，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创办报纸的种子。只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江山易色的时候办报纸、论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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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在一篇名为《强弱论》的文章里说，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这种大胆言论，自然引起明治政府的不满。明治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没收《江湖新闻》底版，勒令停止发行，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就这样，福地源一郎成为明治时代第一个因言获罪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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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发布命令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歪道之事。”不久，明治政府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反对明治政府的报纸迅速走向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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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要人木户孝允的协调下，福地源一郎无罪释放。失业的他开设私塾，以教授英语和法语为生。后来，在旧日幕府同僚涩泽荣一的推荐下，福地源一郎进入大藏省，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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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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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我知道如何得到阁下信任的秘诀，只要这般这般……的态度予以应接，相信必定能得到阁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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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那么你为何不那么做、努力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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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小生无法这样做，承蒙关照，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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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狷介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官场。因此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74年，福地源一郎辞官而去，投身媒体，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再次拿起笔，痛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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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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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报纸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业兴作为三大国策，要推动改革就要开民智，而报纸显然是开民智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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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条例》，规定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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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办报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因此，一批报刊陆续出版，许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投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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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日日新闻》的口号是“争论之下，真理显现”，因为它关注时事，采用口语体裁，平易近人，颇受大众喜好。福地源一郎加盟该报之时，日本政坛上围绕“征韩论”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退出政府，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请愿书刊登在报纸上，影响巨大。以此为开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报纸的舆论力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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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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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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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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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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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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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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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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