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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12 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得民众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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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14 明治政府军打败幕府军队之后,依附于幕府的各种人物纷纷逃走。就在江山鼎革之际,却有人在江户创办报纸《江湖新闻》,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抨击明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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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16 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是福地源一郎,一位27岁的幕府下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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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20 福地源一郎出身于医师家庭,年轻的时候在长崎和江户学习英学,18岁起就在幕府做官。因为英语水平高,他曾两次作为幕府使团成员访问欧洲。他看到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深为折服,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创办报纸的种子。只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江山易色的时候办报纸、论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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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22 福地源一郎在一篇名为《强弱论》的文章里说,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这种大胆言论,自然引起明治政府的不满。明治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没收《江湖新闻》底版,勒令停止发行,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就这样,福地源一郎成为明治时代第一个因言获罪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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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24 明治政府发布命令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歪道之事。”不久,明治政府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反对明治政府的报纸迅速走向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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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26 在政府要人木户孝允的协调下,福地源一郎无罪释放。失业的他开设私塾,以教授英语和法语为生。后来,在旧日幕府同僚涩泽荣一的推荐下,福地源一郎进入大藏省,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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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28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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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30 福地:我知道如何得到阁下信任的秘诀,只要这般这般……的态度予以应接,相信必定能得到阁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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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32 大久保:那么你为何不那么做、努力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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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34 福地:小生无法这样做,承蒙关照,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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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36 如此狷介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官场。因此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74年,福地源一郎辞官而去,投身媒体,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再次拿起笔,痛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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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0 进入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报纸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业兴作为三大国策,要推动改革就要开民智,而报纸显然是开民智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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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2 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条例》,规定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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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4 当时的办报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因此,一批报刊陆续出版,许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投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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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6 《东京日日新闻》的口号是“争论之下,真理显现”,因为它关注时事,采用口语体裁,平易近人,颇受大众喜好。福地源一郎加盟该报之时,日本政坛上围绕“征韩论”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退出政府,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请愿书刊登在报纸上,影响巨大。以此为开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报纸的舆论力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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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8 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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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0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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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2 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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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4 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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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6 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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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8 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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