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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加藤弘之的思想从“天赋人权论”发展到如何保障人权。他的上述三本著作一直是日本的宪政理论资源，为“二战”后日本顺利地实现宪政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版的《政府论》。不过，当时社会上的“皇学者”“勤王家”抨击加藤弘之，指责这些书蔑视日本传统天皇制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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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没有退缩，他还和森有礼、福泽谕吉等共同创立日本最早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致力于介绍“天赋人权论”，传播民权、平等的启蒙思想，介绍立宪政治。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加藤弘之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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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主张举行大选、经民选产生国会的呼声高涨之时，加藤弘之却与其他启蒙家产生了分歧。在他看来，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让我国开化未全之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以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不可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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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急速地从自由、民主、立宪的思想圈中退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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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如当头棒喝，给日本知识分子以极大震撼。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并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以为只要学习追赶欧美列强就可以达到目标。而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之间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要想成为强国必须不择手段地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比起天赋人权论，这种社会进化论更容易被后发国家推崇，成为它们“富国强兵”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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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也被这种新的学说所吸引。在读了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学家著作之后，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以“优胜劣汰”为法则的社会，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的国际环境里，日本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来发展。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从此，他成为反对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的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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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在被政府任命为东京大学校长之后，加藤弘之为了向政府示忠，声明自己的早期著作一概绝版。第二年，他出版了《人权新说》，公开宣称，社会成员各有优劣，“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里，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谬见妄说”。他强调，国家要握有大权，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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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新说》成为加藤弘之思想转向的标志。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引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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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主要集中于人类权利是否为天赋、人类要获得权利是否只能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手段、人权与法权有无区别等焦点问题激烈展开。日本社会舆论大多数不赞成加藤弘之的观点，一些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加藤弘之出版《人权新说》的当年，中江兆民写成《民约译解》，把卢梭《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有意将“日本的卢梭”的事业进行到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889年日本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写入了人权保障内容。尽管如此，1890年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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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仕途通畅。他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大学校长兼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还曾担任多年的高等教育会议议长、教科书调查委员会会长、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随着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加藤弘之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为日本构建近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可怕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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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加藤弘之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担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加藤弘之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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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思想史上，像加藤弘之这样思想急剧转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日本的案例警示后发国家，必须摆正人民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以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一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如果忽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追求富强目标的后发国家就很容易走上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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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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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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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得民众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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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军打败幕府军队之后，依附于幕府的各种人物纷纷逃走。就在江山鼎革之际，却有人在江户创办报纸《江湖新闻》，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抨击明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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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是福地源一郎，一位27岁的幕府下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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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出身于医师家庭，年轻的时候在长崎和江户学习英学，18岁起就在幕府做官。因为英语水平高，他曾两次作为幕府使团成员访问欧洲。他看到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深为折服，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创办报纸的种子。只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江山易色的时候办报纸、论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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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在一篇名为《强弱论》的文章里说，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这种大胆言论，自然引起明治政府的不满。明治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没收《江湖新闻》底版，勒令停止发行，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就这样，福地源一郎成为明治时代第一个因言获罪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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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发布命令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歪道之事。”不久，明治政府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反对明治政府的报纸迅速走向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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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要人木户孝允的协调下，福地源一郎无罪释放。失业的他开设私塾，以教授英语和法语为生。后来，在旧日幕府同僚涩泽荣一的推荐下，福地源一郎进入大藏省，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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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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