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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保守主义者中，就有森有礼的朋友西村茂树。十多年前，他们一起创办“明六社”，鼓吹启蒙思想，都是近代文明的提倡者。但是1876年西村茂树被任命为皇家教师后，不再支持“文明开化”，转而赞美旧制度、旧风俗，拥护士族特权，反对废止带刀和男女平权，主张以儒学为基础对国民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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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森有礼这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也倒向了保守主义。在他的主导下，日本政府颁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及其他学校通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他提倡顺良、信爱、威严等封建道德，宣扬国家主义，要求学生忠君爱国。从师范学校到大、中、小学，都要进行军事体操训练，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就这样，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遭到彻底否定，转向为国家、为政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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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规定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为必唱歌曲。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加上天天通过课堂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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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认为，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具有忠君爱国道德品质的忠顺臣民。1887年，他对地方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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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写作和算术，不是我们教育和指导年轻人的主要问题。教育的问题完全是如何造就品质高尚的人。而谁是这些品质高尚的人呢？——他们是我们的帝国所需要的优秀臣民。谁是这些优秀臣民？——他们是充分履行作为帝国臣民职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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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一手建立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教育体制也培养了无数愚忠的“臣民”，他们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外侵略，给亚洲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直到1945年战败后，这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才被推翻，建立了新的民主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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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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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森有礼的思想判若两人？是因为他的思想真的改变了，还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官位让他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不管怎样，森有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超过了那些体制内的保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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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日本高层围绕宪法草案展开了激烈争论。宪法草案第二章标题是“臣民的权利义务”，森有礼强烈地反对使用“权利”这一词汇。他说：“本章改臣民的权利义务，欲修正为臣民的地位（权利义务也可以在法律上写明），以宪法记载之，似相当不稳当。对天皇只有一个身份，有责任而无权利。只写人民对天皇的地位足矣，其他事不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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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否认人民权利的观点遭到了许多议员的反对，身为议长的伊藤博文也说，“从宪法中除去权利义务之时，宪法就不能成为人民的保护者”，“盖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就是限制君权，第二在于保护臣民的权利。故若在宪法中不记述臣民的权利，只记述责任，那么便无设宪法之必要。（如果如此）就要称为君主专政国家，故限制君主权。此外，在宪法中记述臣民有如何之义务、如何之权利，方备宪法之骨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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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日本的宪法中还是写进了国民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有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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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森有礼作为文部大臣，积极筹备宪法颁布仪式：各地举行庆典的场合要摆上天皇和皇后的“御照”和太阳旗，参加庆典的人们要向天皇和皇后的“御照”行礼，在此过程中小学生不断地高唱《君之代》。总之要烘托国家主义的气氛，突出天皇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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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森有礼却没有看到他所策划导演的庆典。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日，准备出席庆典的森有礼却遭到袭击，第二天不治而亡，年仅42岁。刺客是一个激进国家主义者，他听说森有礼是基督徒却穿着鞋子踏进了伊势神宫（日本最神圣的神宫）后极为愤怒，认为这是亵渎神灵之举，于是挺身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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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雷颐说：“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不过，和其他悲剧者比起来，森有礼这个国家主义者死在另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刀下，给他的悲剧结局涂上了一层尴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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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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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沦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近代日本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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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刚上任不久的东京大学新校长加藤弘之对外宣布，不再印刷和发行自己的《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宣扬天赋人权的著作。这意味着，他撤回了自己以前所主张的学说。这个决定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作为一个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著名知识分子，加藤弘之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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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生于幕府末期，很早就学习兰学。他是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与吉田松阴是师兄弟。1856年，普鲁士国王赠送幕府电报机和照相机，20岁的加藤弘之被派到德国领事馆学习使用技术，又开始学习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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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外文的过程中，加藤弘之对“天赋人权说”产生共鸣。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并非“武备”而在“政体”，于是转向研究政治学。他写出了专著《邻草》，阐述议会制度的必要性，是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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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草》也谈到了中国。文中的“客”向加藤弘之提出一个现实问题：“近得情报，清主败奔沈阳（实为承德），而不得还北京。英法势力猖獗，‘长毛贼’（太平天国）乘虚而益呈威势。值如此变局，中国前途何望。”加藤答曰：清朝亟须变革，论变革应从“上下分权”起，然后“有德有才之士”得以治“暗昧愚昧”之下。由此看来，加藤弘之把民众权力看得十分重要，他向往民众参政，纠正国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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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但是，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外文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在幕府统治末期，加藤弘之站在了日本思想界的前沿，思想之先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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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泽谕吉一样，加藤弘之也供职于幕府，曾官至江户幕府大目付勘定头，相当于财政和民政的监察首长。幕府被推翻后，加藤弘之又在新政府出仕，历任日本学界、政界官职，成为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之一。1870年他走进皇宫，为天皇讲授欧美政体，为皇后讲解历史风俗概要。这种侍读的工作持续了数年，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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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加藤弘之先后撰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三本著作，探究这个时代命题。他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为使臣民各自不受他人屈害，保护臣民之生命、权利及其私有此三者”。为达此目的，关键就是建立立宪政府。怎么才能在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呢？首先是制定宪法，用宪法保护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用相应的理念和实践教育民众，使民众通晓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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