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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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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我知道如何得到阁下信任的秘诀，只要这般这般……的态度予以应接，相信必定能得到阁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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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那么你为何不那么做、努力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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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小生无法这样做，承蒙关照，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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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狷介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官场。因此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74年，福地源一郎辞官而去，投身媒体，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再次拿起笔，痛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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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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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报纸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业兴作为三大国策，要推动改革就要开民智，而报纸显然是开民智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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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条例》，规定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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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办报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因此，一批报刊陆续出版，许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投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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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日日新闻》的口号是“争论之下，真理显现”，因为它关注时事，采用口语体裁，平易近人，颇受大众喜好。福地源一郎加盟该报之时，日本政坛上围绕“征韩论”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退出政府，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请愿书刊登在报纸上，影响巨大。以此为开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报纸的舆论力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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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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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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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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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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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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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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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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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西南战争爆发。福地源一郎担任战地记者，因报道前线战况而声名鹊起。在此期间，他与福泽谕吉被合称“天下双福”。后来成为著名政论家的德富苏峰当时就极其崇拜福地源一郎，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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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民权运动却益发高涨。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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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坐立不安。政府更加强化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他处以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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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方面重拳打击，另一方面采取拉拢、收买的怀柔政策。在言论统制和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极少数记者坚持从事笔政外，有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界名人窥测政局动向，以报社为“跳板”进入政府或议会，甚至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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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没有离开报界，1881年他还升任《东京日日新闻》社长。不过，在政治的高压下，这个亲政府的报纸完全变成政府御用媒体。它接受政府的补助金，为政府说话。在伊藤博文的暗中支持下，福地源一郎等还创立“立宪帝政党”，以主权在君、制定钦定宪法为纲领。《东京日日新闻》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报，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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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4月，政府公布新的报纸条例，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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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舆论导向。1883年7月，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日本政府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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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还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所谓“私报”，就是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福地源一郎担任社长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是其中之一。“官报”创刊后，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些措施既让“私报”丧失了公信力，也丧失了大量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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