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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岩仓使团启程赴欧美考察,福地源一郎作为书记官随行。旅途中,使团全权副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很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人”,可是福地源一郎不愿意攀缘富贵。两人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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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我知道如何得到阁下信任的秘诀,只要这般这般……的态度予以应接,相信必定能得到阁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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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那么你为何不那么做、努力来获取我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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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小生无法这样做,承蒙关照,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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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狷介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官场。因此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74年,福地源一郎辞官而去,投身媒体,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再次拿起笔,痛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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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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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报纸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业兴作为三大国策,要推动改革就要开民智,而报纸显然是开民智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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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条例》,规定新闻纸应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不必局限于惩恶扬善的说教。某些虽无甚益处但只要是无害的“杂谈”“谐谑”,也可见诸报章。此外,还强调新闻文体宜浅显易懂,应避登“奇字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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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办报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因此,一批报刊陆续出版,许多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年轻人投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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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日日新闻》的口号是“争论之下,真理显现”,因为它关注时事,采用口语体裁,平易近人,颇受大众喜好。福地源一郎加盟该报之时,日本政坛上围绕“征韩论”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退出政府,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请愿书刊登在报纸上,影响巨大。以此为开端,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报纸的舆论力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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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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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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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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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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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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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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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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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西南战争爆发。福地源一郎担任战地记者,因报道前线战况而声名鹊起。在此期间,他与福泽谕吉被合称“天下双福”。后来成为著名政论家的德富苏峰当时就极其崇拜福地源一郎,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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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民权运动却益发高涨。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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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坐立不安。政府更加强化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他处以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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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方面重拳打击,另一方面采取拉拢、收买的怀柔政策。在言论统制和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极少数记者坚持从事笔政外,有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界名人窥测政局动向,以报社为“跳板”进入政府或议会,甚至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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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没有离开报界,1881年他还升任《东京日日新闻》社长。不过,在政治的高压下,这个亲政府的报纸完全变成政府御用媒体。它接受政府的补助金,为政府说话。在伊藤博文的暗中支持下,福地源一郎等还创立“立宪帝政党”,以主权在君、制定钦定宪法为纲领。《东京日日新闻》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报,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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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4月,政府公布新的报纸条例,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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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舆论导向。1883年7月,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日本政府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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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还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所谓“私报”,就是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福地源一郎担任社长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是其中之一。“官报”创刊后,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些措施既让“私报”丧失了公信力,也丧失了大量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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