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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私报”，《东京日日新闻》遭受巨大打击。1888年，47岁的福地源一郎怀着深深的失望，辞去社长职务，彻底离开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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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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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退出报界的时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一年后，《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其中第29条明确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报纸的春天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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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伊藤博文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说，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等行为“容易成为乱用之利器”，警察应该“采取必要处分以防止此等问题之发生”。该宪法第76条中规定，“法律、规则、命令等现行法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只要不与本宪法矛盾，均有效力”。也就是说，此前制定的报纸条例、出版条例、集会条例等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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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言论统制法案。1893年、1909年日本国会先后制定《出版法》《新闻纸法》，详细规定了禁止刊登的事项，以及对违反此法者的行政、司法处分。在如此严厉的言论统制之下，大量报纸遭受处分，日本报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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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仍然留在报界，福地源一郎不可能再有作为。自从退出报界后，他进入文学界，以歌舞伎剧作家而闻名。他的代表剧作有《幕府衰亡论》《幕末政治家》等。这时距离幕府垮台已经三十多年，面对远去的历史，人们又开始怀旧，福地源一郎契合了时代的要求，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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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福地源一郎当选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因病而亡，终年65岁。福泽谕吉则在五年前去世。从此，“天下双福”成为绝响。有人评价说，“福地的才华胜于福泽，可是意志的强度却远不如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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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国民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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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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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作为始作俑者，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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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域，利益线系与主权线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成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防卫利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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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县有朋在1890年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以首相身份，向帝国议会提交《外交政略论》，首次明确提出“利益线”的理论。这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扩张理论，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影响深远。“利益线”也成为山县有朋的理论标签，定格了他军国主义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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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出生在长州藩，和伊藤博文既是老乡，也是吉田松阴私塾的同门弟子。他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是“攘夷”运动的急先锋。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戊辰战争中，山县有朋率军征战，先后攻占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颇有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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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成立后，山县有朋赴欧洲考察军事。他痛感日本军队的落后，归国后即致力于建设日本近代陆军。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日本政府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确立了现代的征兵制度。他大力推行德国军制，整顿陆军教育机构，创立军医处，逐步把日军建设成一支近代军队，因此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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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山县有朋一手制订作战计划，镇压了西乡隆盛的鹿儿岛叛乱，从此权势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第二年，他创立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部门——参谋本部，亲自担任参谋本部长。参谋本部直属天皇，可以直接指挥陆军，负责所有陆军作战计划的制订。作为日本后来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核心机构，参谋本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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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时代开明的政治家不同，山县有朋思想保守，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坚决反对自由民权运动。他把自由民权运动家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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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山县有朋发表《军人训诫》，强调勇敢、忠诚和服从天皇的旧有美德，“保卫国家，维护国权，全凭军力，军力消长关乎国运盛衰。不为舆论所迷惑，不为政治所约束，恪守忠节本分乃军人之唯一正道。应牢记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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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县有朋的推动下，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开宗明义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它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要求军人绝对忠诚。《军人敕谕》体现了山县有朋的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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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这位51岁的维新元老受命组阁，成为继伊藤博文之后的日本第二任首相。一上任，他就提倡尚武精神，建立金鸱勋章以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他颁布《帝国教育敕令》，强化军国主义教育。他还对警察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制定《保安条例》，镇压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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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大日本”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维新之后，当时日本近代化的成效卓著，经济发展，国力渐强，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渐渐高涨起来。可是，民族主义一方面自信心满满，认为日本了不起；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危机重重，国际环境对日本不利，应该用军事手段等强硬的外交来争取最大利益。那些民族主义的执政者则相信，日本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动员军队、公众舆论和经济资源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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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1889年12月，他出任首相不久，就向内阁提出了《外交政略论》，明确提出“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将琉球半岛、中国台湾一带作为日本的利益线，并把朝鲜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后来，他在《军备扩充意见书》中又主张，日本应该不断扩充军备，否则就无法维护“主权线”，更不能扩大“利益线”，难以成为东洋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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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扩张理论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的先导。山县有朋作为始作俑者，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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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日本认为朝鲜是清政府的藩属国，因此中日必有一战。建设海军要花费无数资金，必然需要增加税收。可是在政府和媒体的鼓吹下，民众接受了“国家需要”之类的花言巧语。他们在虚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蛊惑下，支持政府加强军备，支持政府发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战胜清朝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高涨的爱国浪潮，日本政府也利用这种到处蔓延的沙文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扩张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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