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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迁居东京的第二年,外务卿井上馨在鹿鸣馆举行了一场西方式的露天花园酒会,目的是取得同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机会。这时明治维新已经二十年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这个国家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好像整个国家决心完全欧化。不过,这种欧化主义又激怒了国内的民粹派,他们反对文明开化,要求保存日本的“国粹”。与此同时,藩阀政治继续盘踞日本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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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复杂、思想多歧的形势下,德富苏峰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在东京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介入了日本的舆论界。《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这些文字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一炮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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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抨击欧化的藩阀政治家,但是并没有倒向民粹主义。他在创刊号上阐明,《国民之友》的办刊宗旨是将“世界文明实现于日本”,“使日本世界化”。他在文章里对国人做出了这样的警告:“若是你因为厌恶损害民族尊严而不愿步入文明世界……那么,对日本的感情会增长,对世界的感情会减少,从而国家观念会滋长,全人类观念会消退,接着保守主义思想会出现,进步精神就会消亡,于是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其根本活力……停止修订条约,但不要阻碍19世纪日本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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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富苏峰也批评自由民权运动有贵族化的倾向,使人们把政治看成是贵族的特权,从而使政治世界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生活世界。他反对抽象地谈政治,厌恶那种空洞的政治激情,主张立足于平民的生活世界改造政治,唯有平民才是政治的主人。德富苏峰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的“平民主义”。他认为,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维新大业已经走向荒废,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或者“二次维新”,而推进“二次革命”或“二次维新”的主力军是“明治青年”和“田舍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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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看来,以往的日本社会是以军事组织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因此武力成为立国之本,国家对内实行超经济强制,对外进行武力争夺。顺应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就要改良政治,首先必须改变在日本有政府而无人民的现象,将政治与国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以生产机关为范型建构社会组织,使整个社会实现由重武备向重生产转型,以自由平等取代专制等级,以经济竞争取代武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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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以其雄健的笔锋,成为几乎与福泽谕吉齐名的第二大思想家。他创办的《国民之友》吸引了民众的关切,尤其得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年轻人的喜爱,田口卯吉、中江兆民、新岛襄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投稿助阵。盛名之下,朝野瞩目,德富苏峰的“野心”得到极大满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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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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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民主义的倡导者,德富苏峰提倡民权,反对对外战争。他在《将来的日本》一书中曾断言:“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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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位自称“彻底反对武力主义者”的平民主义理论旗手,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狂热地呼吁对清朝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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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认为,日本人口不断增多,六十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所以现在就要抓紧进行“国土面积膨胀”,膨胀所需的国土就在中国。他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日本要敢于利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订立北京城下之盟”,获得几个亿日元的赔款,从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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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就在开战前两天,德富苏峰还在鼓吹,“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在他看来,“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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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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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还亲自执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引导朝野舆论,鼓吹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1894年12月,他将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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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明治维新的成果开始显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时代命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环顾世界、寻找学习榜样的时候,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向世界各个地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竞争的速度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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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武力膨胀”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外采取行动侵略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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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富苏峰本人,思想转向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时就提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宗教。这个办报方针说明,在自由派、保守派和政府之间,他更倾向于政府。1992年,德富苏峰出版《吉田松阴》一书,称赞吉田松阴“实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备极仰慕之情。1993年,他发表文章,强调日本要有“自主的外交”,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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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德富苏峰作为一个高调的平民主义者,转而鼓噪强权和武力的帝国主义,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就连他的亲弟弟、作家德富芦花也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兄弟失和,分道扬镳,直到二十多年后德富芦花临死前,两人才见了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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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论对他“变节”的指控,德富苏峰拒不承认,反而辩解说,自己从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是顺应世界大势,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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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个“野心正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看来,自己并非“变节之徒”,而是顺应时势的“识时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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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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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四月末,春天刚刚来临。高大的柳树正发芽吐蕊,华北的花朵此时开的最盛,芳香扑鼻。田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我四处游览,想到这是我们的新领土,感到无比激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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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5年4月初,德富苏峰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站在日军已实际占领的辽东半岛上,踌躇满志,得意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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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几天后,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突然出面武力干涉,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消息传来,德富苏峰“气得无法用泪水表达”,并且“不屑于在已还给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再作片刻停留”。他从旅顺港海滩上挖出一把鹅卵石,用手帕包起来,作为他“痛苦和屈辱”的“纪念品”,匆忙登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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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还辽”事件让德富苏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也使他更加崇拜军事实力。他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来到内心愤恨的对手——俄国进行考察,以新闻人的身份接触了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当托翁当面向他指责日本效仿列强,对邻国诉诸武力时,德富苏峰居然辩驳说,在列强面前,日本其实是“多年的屡屡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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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认识。在日本人看来,甲午中日战争表明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却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只有通过侵占的方式发展自己,才能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扩张中的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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