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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迁居东京的第二年，外务卿井上馨在鹿鸣馆举行了一场西方式的露天花园酒会，目的是取得同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机会。这时明治维新已经二十年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这个国家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好像整个国家决心完全欧化。不过，这种欧化主义又激怒了国内的民粹派，他们反对文明开化，要求保存日本的“国粹”。与此同时，藩阀政治继续盘踞日本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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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复杂、思想多歧的形势下，德富苏峰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在东京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介入了日本的舆论界。《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这些文字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一炮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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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抨击欧化的藩阀政治家，但是并没有倒向民粹主义。他在创刊号上阐明，《国民之友》的办刊宗旨是将“世界文明实现于日本”，“使日本世界化”。他在文章里对国人做出了这样的警告：“若是你因为厌恶损害民族尊严而不愿步入文明世界……那么，对日本的感情会增长，对世界的感情会减少，从而国家观念会滋长，全人类观念会消退，接着保守主义思想会出现，进步精神就会消亡，于是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其根本活力……停止修订条约，但不要阻碍19世纪日本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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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富苏峰也批评自由民权运动有贵族化的倾向，使人们把政治看成是贵族的特权，从而使政治世界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生活世界。他反对抽象地谈政治，厌恶那种空洞的政治激情，主张立足于平民的生活世界改造政治，唯有平民才是政治的主人。德富苏峰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的“平民主义”。他认为，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维新大业已经走向荒废，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或者“二次维新”，而推进“二次革命”或“二次维新”的主力军是“明治青年”和“田舍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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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看来，以往的日本社会是以军事组织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因此武力成为立国之本，国家对内实行超经济强制，对外进行武力争夺。顺应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就要改良政治，首先必须改变在日本有政府而无人民的现象，将政治与国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以生产机关为范型建构社会组织，使整个社会实现由重武备向重生产转型，以自由平等取代专制等级，以经济竞争取代武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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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以其雄健的笔锋，成为几乎与福泽谕吉齐名的第二大思想家。他创办的《国民之友》吸引了民众的关切，尤其得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年轻人的喜爱，田口卯吉、中江兆民、新岛襄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投稿助阵。盛名之下，朝野瞩目，德富苏峰的“野心”得到极大满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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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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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民主义的倡导者，德富苏峰提倡民权，反对对外战争。他在《将来的日本》一书中曾断言：“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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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位自称“彻底反对武力主义者”的平民主义理论旗手，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狂热地呼吁对清朝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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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认为，日本人口不断增多，六十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所以现在就要抓紧进行“国土面积膨胀”，膨胀所需的国土就在中国。他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日本要敢于利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订立北京城下之盟”，获得几个亿日元的赔款，从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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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就在开战前两天，德富苏峰还在鼓吹，“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在他看来，“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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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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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还亲自执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引导朝野舆论，鼓吹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1894年12月，他将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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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明治维新的成果开始显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时代命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环顾世界、寻找学习榜样的时候，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向世界各个地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竞争的速度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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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武力膨胀”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外采取行动侵略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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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富苏峰本人，思想转向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时就提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宗教。这个办报方针说明，在自由派、保守派和政府之间，他更倾向于政府。1992年，德富苏峰出版《吉田松阴》一书，称赞吉田松阴“实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备极仰慕之情。1993年，他发表文章，强调日本要有“自主的外交”，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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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德富苏峰作为一个高调的平民主义者，转而鼓噪强权和武力的帝国主义，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就连他的亲弟弟、作家德富芦花也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兄弟失和，分道扬镳，直到二十多年后德富芦花临死前，两人才见了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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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论对他“变节”的指控，德富苏峰拒不承认，反而辩解说，自己从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是顺应世界大势，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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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个“野心正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看来，自己并非“变节之徒”，而是顺应时势的“识时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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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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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四月末，春天刚刚来临。高大的柳树正发芽吐蕊，华北的花朵此时开的最盛，芳香扑鼻。田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我四处游览，想到这是我们的新领土，感到无比激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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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5年4月初，德富苏峰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站在日军已实际占领的辽东半岛上，踌躇满志，得意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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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几天后，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突然出面武力干涉，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消息传来，德富苏峰“气得无法用泪水表达”，并且“不屑于在已还给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再作片刻停留”。他从旅顺港海滩上挖出一把鹅卵石，用手帕包起来，作为他“痛苦和屈辱”的“纪念品”，匆忙登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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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还辽”事件让德富苏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也使他更加崇拜军事实力。他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来到内心愤恨的对手——俄国进行考察，以新闻人的身份接触了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当托翁当面向他指责日本效仿列强，对邻国诉诸武力时，德富苏峰居然辩驳说，在列强面前，日本其实是“多年的屡屡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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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认识。在日本人看来，甲午中日战争表明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却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只有通过侵占的方式发展自己，才能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扩张中的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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