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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皇权至上，带有盲目狂妄性、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本位主义”，很快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作为曾经的自由民权运动舆论家，德富苏峰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旗手。他认为，日本在前进的道路上“树了许多敌人”，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列强。日本要“卧薪尝胆”，树立起与西方抗衡争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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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提出“国家第一，办报第二”的方针，彻底堕落成政府的喉舌。他以报界巨头自居，野心勃勃地深度介入政治。他先是出任松方正毅内阁的“敕任参事官”，后来又支持藩阀政治家桂太郎，直到1913年桂太郎死后，他才心灰意冷地脱离政界，重新开始“文章报国”的著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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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不断抛出宣扬开创、巩固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阐述侵华“膨胀”理论和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量著述，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炮制者之一。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他出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参与起草《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他受到权力的庇护，威势显赫，以至于若有国民胆敢批评他便被判“国民不敬罪之虞（一般来说，只有当国民发表对天皇的不敬言论时才被判此罪）”。日本战败后，他被列为“甲级战犯”。1957年德富苏峰去世，一颗如火如荼的燃烧了九十四年的“野心”终于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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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航向守望者，不时地发出警告，而不是追随潮流，更不能被个人野心驱使。德富苏峰一生被此种野心左右，从反对藩阀政治的平民主义者到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从一个主张“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到主张以铁腕统治世界的“豪杰君”，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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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国家里，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应该如何自处？德富苏峰是一面镜子，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照，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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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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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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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由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晚年在大阪创立“法学塾”，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在多达两千名弟子之中，幸德秋水最能得其精髓，因而获得中江门下“麒麟儿”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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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幸德秋水生于高知县没落商人家庭，父亲早亡，遂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生来体弱多病，终生受胃肠病和结核病的折磨。虽然他聪明好学，文笔流畅，却因病弃学，未能取得中学毕业资格。这些不幸的遭遇让幸德秋水心中郁结了不平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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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6岁时，他第一次离家远走东京，投入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任书童。可是仅仅数月之后，明治政府公布《保安条例》，以暴力将民主斗士驱逐出京。幸德秋水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政治挫折，回乡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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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幸德秋水来到大阪，成为中江兆民的弟子。在恩师的指导下，他研读儒家著作，深受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仁政、非战等观念的影响。他后来曾说：“我是由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不过，当时他主要受中江兆民的思想影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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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江兆民的推荐下，幸德秋水成为一名记者。这位年轻的新闻人鼓吹自由民权，抨击军阀官僚政府的专制横暴，揭露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黑暗，文笔雄劲有力，成为有名的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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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急剧发展，日本的阶级敌视、劳动纠纷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态，刺痛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幸德秋水认为自由民主运动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他主张对社会组织实行根本改革，明确指出解救之策唯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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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4月，30岁的幸德秋水发表《我是社会主义者》，公开宣告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01年5月，幸德秋水与片山潜等发起成立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当天就被当局取缔了。一个月后，他发起成立“平民社会党”，又遭禁止。不过，当时日本政府的管控能力毕竟有限。它没有逼迫报社开除幸德秋水，也无力禁止幸德秋水出版著作。幸德秋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书通俗易懂，广为流传，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1904年，他与朋友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用日文介绍到日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就参考了日本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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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期间，幸德秋水秉持和平立场，先后发表《战争来》《我们决不承认战争》《社会党的战争观》等一系列评论，抨击政府的战争政策，阐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时，他还在报上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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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不能容忍反战声音，以危害社会安宁等罪名迫害反战者，幸德秋水也被判处5个月徒刑。他在狱中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深受影响。出狱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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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战争中获胜，让反战人士处境艰难，走出监狱的幸德秋水几乎没有了活动空间，于是他到美国访问半年。返回日本后，幸德秋水发现国内的工人斗争达到高潮。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工人暴动事件也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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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反对议会主义，呼吁采取直接行动。他说：“用普选及议会政策毕竟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在幸德秋水看来，组织工人总罢工是一种最有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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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幸德秋水并没有参与多少“直接行动”，而是主要从事著述工作。不过，要求工人罢工的主张仍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时任首相的桂太郎在1908年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大，但如果将其忽视，总有一天它将形成燎原之势，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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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政府也在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爆发之前，政府就主动起草工厂法，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建立最低卫生安全标准，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政府也限定工会力量的成长，1900年公布的《治安警察法》就限制团结权和联合罢工权。激进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幸德秋水只好避居家乡，埋头从事译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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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25日，日本长野县警察逮捕两名社会主义者，罪名是制造、私藏炸弹。日本总检查长指责这是“大逆罪”，并以此为借口封闭了所有的工会，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逮捕。幸德秋水被视为罪魁祸首，也被投入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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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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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也在欧美国家激起强烈反响。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召开集会，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写文章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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