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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环环相扣。因义和团事变而引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日本称为“北清事变”），俄国军队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下，俄国虽然答应撤兵，但是一再拖延，由此又导致日俄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日本认为，只要俄国的影响在“满洲”南部占据优势，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就将易受攻击，日本国防安全就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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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社会氛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描写的那样，“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进攻’，其余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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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来，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国内进一步高涨。在媒体上，俄国在“满洲”的出现被大肆报道，给日本民众造成了如果不通过武力表明决心，俄国沙皇政权便不会妥协的强烈印象。于是，“对俄必有一战”的舆论日渐形成，各派政党、政治评论家和知识分子还组织起支持战争的运动向政府施压。他们争辩说，两个大国在朝鲜的争执，只有其中一国退出才会结束。由于日本是不可能退出的，所以只能准备通过武力来削弱俄国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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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政府仍然在犹豫。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军事实力，对于取得对俄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盲目乐观。当时俄罗斯总人口达1.41亿人，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105万人，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人，陆军总兵力约37.5万人。日本政府担心，本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不能支撑对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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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俄开战”的呼声却越来越高。1903年7月，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的七位教授拜访首相桂太郎。他们说，如果日本要保证其在朝鲜的地位，就需要对“满洲”问题做一个“根本解决”。日本应该赶紧发动攻击，否则就太迟了。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外务省和内务省中层官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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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滔滔之际，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万朝报》的记者发出了反战的声音。内村鉴三在《战争废止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不仅是个日俄非开战论者，而且是个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战争是屠杀人的行为。杀人是最大的罪恶。犯了这样的大罪，个人也罢国家也罢，都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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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等的意见是以个人署名发表的，并不代表《万朝报》的立场，而且这些反战言论在媒体中非常微弱。随着要求战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万朝报》也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1903年10月8日，《万朝报》发表社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应该抛弃一切顾虑，眼前只有冒着困难埋头向前一条路，准备开战，与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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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朝报》与其他报纸同流合污，甚至呼吁国民配合战争，让反战者大失所望。内村鉴三宣布退出《万朝报》，他在退社声明中说：“我坚信，赞同日俄开战的，就等于是赞同日本国的灭亡。”幸德秋水和界利彦也与《万朝报》分道扬镳，他们说：“我们从平素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国际上的战争，就是贵族和军人为了私人利益的斗争，大多数的国民则成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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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和界利彦一起创刊《平民新闻》。《平民新闻》是一份周刊，每期发行近5000份。创刊号发表的“平民社同人”的“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乃是人在世上的三大要义”。它高调倡导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反战和非暴力，要求裁减军备，种族平等，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和战争，认为它们只是满足贵族阶层和军队利益的工具，对人民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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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反战的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并非主流。“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成功地进行战争，会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声望和强国地位。即使不成功，战争也将表明日本会为“自卫”和“权利”而战，而不是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使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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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名为《太阳》的杂志发表文章《开战吧，勇敢地开战》，理直气壮地说：“与俄国开战不是私斗，而是堂堂正正的由自信和人格喷涌而出的狮子猛吼！”一位17岁的文学青年说，这篇文章他读了好几遍，“令我身心震撼，将成为鼓舞我一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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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种弥漫全国的非理性情绪，驱使日本民众不惜与强大的俄国作战。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想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想要成为一个列强承认的强国，对俄开战是唯一的选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2月，日本政府终于做出对俄作战的决定，日俄战争旋即爆发。幸德秋水发表《为士兵送行》，对那些奔赴战场的日本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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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从军的士兵，诸位的田畴将荒芜，诸君的业务将废弛，诸君年迈的老亲正独自依门长谈，诸君的妻儿正无奈地饥啼，而诸君之生还则原本即无可期待也。而诸君又不得不行，行矣！诸君且恪守自己的职分，如一架机器般地开动，然而俄国的士兵亦是人子，亦是人夫，亦是人父，亦是诸君同胞之人类也。思此，下手且谨慎，莫对其施行残暴之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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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战人士认识到，大多数民众支持对俄战争，但还是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浪费资源的战争。在日俄宣战后不久，《平民新闻》出版“非战特集号”，发布社论声称，“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呼吁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谴责导致战争的两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报上还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情况，促进国际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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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这些反战的声音在当时是多么的微弱，而且还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质疑，被认为是“卖国贼的言论”。在战时，日本政府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当然更难以容忍这些异端声音。《平民新闻》一度被勒令停止发行，不过东京上诉法院驳回了停止发行的处分，因为日本政府把这场战争宣扬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因此不敢公然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不过，政府采取卑鄙的手段，先后将发行人、编辑、印刷者软禁，《平民新闻》不得不在1905年1月被迫停刊，“平民社”也随之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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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的声音终于消失了，可是战场上的杀戮没有结束，直到1905年9月日俄才停战。虽然这场战争让日本的声望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日本似乎真的完成了“大国崛起”。可是，“大国崛起”的代价是什么？当这场战争终于结束时，8万多名日本青年丧命，许多人的遗骨用报纸、手帕或香烟盒装着送给遗属，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永久的创痛。还有14万多人负伤，后半生都生活在悲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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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1905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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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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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5日，在美国东北部的古老小镇朴次茅斯，日本和俄国的代表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长达一年多的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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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战场不在参战国，而是在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上。战争激烈而残酷，血流漂杵，双方伤亡人数相同，都达到了27万人。战争后期，俄国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的希望，日本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于是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双方在远离战场万里之外的地方签订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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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规定，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不得反对日本在朝鲜采取的任何措施。俄国把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和南满的采矿权，以及萨哈林岛南半部的主权转让给日本。《朴次茅斯和约》被认为是日本胜利的标志。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心目中，日本的胜利毋庸置疑宣告了一个强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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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3万东京民众结队来到了日比谷公园。这里草木繁盛，毗邻皇宫，曾是陆军近卫师团的练兵场，两年前才修建成为日本首个德国式公园。虽然当天下午天气湿热难耐，民众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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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政府志得意满，首相桂太郎把对俄国的胜利赞誉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对于执政的精英来说，战胜一个西方强国代表着明治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证实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从此日本跻身强国阵营，具有更安全的未来。国际社会也持同样评价。《纽约时报》的社论认为，这场胜利确保了日本未来的“和平和安全”，并创造了“工业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无穷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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