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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园的平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心中反而充满了不满和怨恨。本来日本民众对现实政治非常不满，贵族和财阀凭什么掌握国家大政，让老百姓打仗为他们去死呢？可是政府制造出来的大量“爱国主义”宣传，不但吸引无数年轻人走上战场，也让对战争真相一无所知的民众陷入疯狂。他们暂时忘掉了对藩阀政府的不满，齐心协力地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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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堪称日本的“人民战争”。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拥护战争，甘愿忍受高价商品和增税，不少人还付出了兄弟父辈血洒疆场的代价。日本政府并没有告诉国民残酷的真相，反而大肆宣传有关东乡平八郎上将在对马海战了不起的胜利，报纸上也充斥着日军节节胜利、旅顺和奉天辉煌战果的故事。民众不知道，这场战争耗尽了当时日本的全部国力。战争直接费用，加上临时军事费用和各省的临时事件费用的支出，超过了17亿日元。战前的财政支出最多的是1900年的2.9亿日元，因此战争费用相当于将近六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进行了增税，进而新设继承税，扩大烟草、盐的专卖制度。即使如此仍然不够，于是发行了6.2亿日元国内公债，又靠外债筹措了6.9亿日元。民众更不知道，这场战争总共动员了109万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为4722万人，动员率达到2.31%，已经接近兵源动员的极限。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能再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在双方都已经不能再支撑下去的情况下，各作让步、签订和约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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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战争会刺激经济发展的说法就开始流行起来。1905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店铺门可罗雀。根据十年前中日《马关条约》的经验，许多民众认为，战败的俄国会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大家可以分一杯羹。一位主战的大学教授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这样的方案：俄国赔偿30亿日元，日本全部占领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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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朴次茅斯传来的消息，让这些梦想落空了：出席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未能取得整个萨哈林岛，也未能带回战争赔款。民众宛如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之中，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的利益，是因为政府太软弱，谈判代表太“笨拙”，“可耻地”签订了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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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公园被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所笼罩。鞭炮燃放，气球飞向天空，铜管乐队奏响爱国歌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和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听众都认为自己被无耻的政客出卖了。在强大的群体里面，他们变成了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身不由己地跟着演讲者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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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学者艾尔诺·盖尔在自传里说，“放弃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坚持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立场……当时我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比作‘意识形态的梦游者’”。同样，被宣传洗脑的日本民众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沉醉在日本崛起、天下无敌的迷梦里，就像一群“大国崛起的梦游者”，群情激奋地走出公园，朝皇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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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察试图阻拦时，双方发生了冲突。疯狂的民众用棍棒和石头攻击警察，袭击亲政府的国民新闻报社，放火焚烧内务大臣官邸和派出所。混乱持续到次日，东京戒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占东京市区的70%），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起诉300余人，被判刑者87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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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骚乱蔓延到横滨、神户一带，全国各地都出现反对媾和运动，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过反对媾和和追究内阁成员责任的决议。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却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桂太郎内阁也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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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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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国民应该如何自处？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为东亚强国，日本国民也沉浸在可怕的大国崛起迷梦中。他们不知道和世界和平共处，而是梦想着从侵略中获得利益，因此支持政府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只关心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对别国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论是非的民族主义，虽然给本国带来了暂时的利益，但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陷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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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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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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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宪法颁布的同一年，即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同时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表面看起来，这是天皇对两位维新元勋的褒扬。其实，它背后是一套隐蔽的政治安排，影响了日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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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元勋优遇”特权这一年，伊藤博文48岁，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和军队的要职都由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出生的政治家占据，伊藤博文也是其中一员。自由民权运动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藩阀专制”（西方将其称为明治寡头制，Meiji oligarchy），不断地抨击，却难以撼动。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标志着明治时代第一代政治家退场。从那时，伊藤博文就开始掌握权力中枢，仍然延续着“藩阀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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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时代第二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深知不能不回应自由民权运动的要求。不过，他希望打造一个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他领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伊藤博文的政治理想是，“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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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治宪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内阁、国会和军部互不隶属。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赋予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既然是神，就不能犯错，也不能受到烦琐的行政事务的打扰。那么，谁来沟通天皇与实际运作机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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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在赐予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元勋优遇”待遇的同时，还给他们下过一道圣谕：“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这道圣谕反映了“元勋优遇”的本质：元老就是天皇重要国务的最高咨询者，他们享有“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政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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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之后，又相继有七人获得同样的特权：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元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三个：维新元勋、接受诏敕、首相资格、萨（摩）长（州）藩阀。这些元老形成明治时代的政治中枢。尽管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首相的人选均是先经过元老参与讨论，由元老向天皇推荐，再由天皇“大命降下”，授命首相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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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独特的元老政治。元老是超宪法而存在的，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他们有时直接出面组阁，有时则隐藏于幕后。1885—1934年，首相基本上由元老轮流担任或推荐“代理人”组阁。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他们都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来左右现实政治。在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的和战大计上，最终决定开战的无不是临时召开的御前元老会议。通过这套巧妙的政治安排，元老牢牢地掌握着政治权力，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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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反对天皇，而是极力维护天皇权威。这种政治策略使它获得了合法性。那些自由民权人士本来以为，只要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打倒藩阀政治。没有想到，藩阀政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借助天皇的权威得到了维系，藩阀依旧影响和控制着政府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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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野党一直抨击元老政治。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因饱经历练，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近代化。但是随着元老日渐凋零，宪法中的“黑洞”就开始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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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率海陆军”“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意味着，海、陆军的统率权为天皇所有，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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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因为它等级森严，体系紧密，可以轻易调动人力、物力。而且从军事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习惯于服从，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所以在任何国家，辖制军队、防止军队干政都是一个大问题。从宪法角度来说，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是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不过，明治元老或者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的，都有能力制约军队，根本不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相反，他们如此设计，显然有以军队制约议会和政府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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