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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1905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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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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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5日，在美国东北部的古老小镇朴次茅斯，日本和俄国的代表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长达一年多的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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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战场不在参战国，而是在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上。战争激烈而残酷，血流漂杵，双方伤亡人数相同，都达到了27万人。战争后期，俄国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的希望，日本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于是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双方在远离战场万里之外的地方签订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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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规定，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不得反对日本在朝鲜采取的任何措施。俄国把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和南满的采矿权，以及萨哈林岛南半部的主权转让给日本。《朴次茅斯和约》被认为是日本胜利的标志。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心目中，日本的胜利毋庸置疑宣告了一个强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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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3万东京民众结队来到了日比谷公园。这里草木繁盛，毗邻皇宫，曾是陆军近卫师团的练兵场，两年前才修建成为日本首个德国式公园。虽然当天下午天气湿热难耐，民众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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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政府志得意满，首相桂太郎把对俄国的胜利赞誉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对于执政的精英来说，战胜一个西方强国代表着明治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证实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从此日本跻身强国阵营，具有更安全的未来。国际社会也持同样评价。《纽约时报》的社论认为，这场胜利确保了日本未来的“和平和安全”，并创造了“工业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无穷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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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园的平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心中反而充满了不满和怨恨。本来日本民众对现实政治非常不满，贵族和财阀凭什么掌握国家大政，让老百姓打仗为他们去死呢？可是政府制造出来的大量“爱国主义”宣传，不但吸引无数年轻人走上战场，也让对战争真相一无所知的民众陷入疯狂。他们暂时忘掉了对藩阀政府的不满，齐心协力地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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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堪称日本的“人民战争”。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拥护战争，甘愿忍受高价商品和增税，不少人还付出了兄弟父辈血洒疆场的代价。日本政府并没有告诉国民残酷的真相，反而大肆宣传有关东乡平八郎上将在对马海战了不起的胜利，报纸上也充斥着日军节节胜利、旅顺和奉天辉煌战果的故事。民众不知道，这场战争耗尽了当时日本的全部国力。战争直接费用，加上临时军事费用和各省的临时事件费用的支出，超过了17亿日元。战前的财政支出最多的是1900年的2.9亿日元，因此战争费用相当于将近六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进行了增税，进而新设继承税，扩大烟草、盐的专卖制度。即使如此仍然不够，于是发行了6.2亿日元国内公债，又靠外债筹措了6.9亿日元。民众更不知道，这场战争总共动员了109万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为4722万人，动员率达到2.31%，已经接近兵源动员的极限。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能再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在双方都已经不能再支撑下去的情况下，各作让步、签订和约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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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战争会刺激经济发展的说法就开始流行起来。1905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店铺门可罗雀。根据十年前中日《马关条约》的经验，许多民众认为，战败的俄国会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大家可以分一杯羹。一位主战的大学教授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这样的方案：俄国赔偿30亿日元，日本全部占领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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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朴次茅斯传来的消息，让这些梦想落空了：出席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未能取得整个萨哈林岛，也未能带回战争赔款。民众宛如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之中，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的利益，是因为政府太软弱，谈判代表太“笨拙”，“可耻地”签订了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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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公园被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所笼罩。鞭炮燃放，气球飞向天空，铜管乐队奏响爱国歌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和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听众都认为自己被无耻的政客出卖了。在强大的群体里面，他们变成了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身不由己地跟着演讲者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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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学者艾尔诺·盖尔在自传里说，“放弃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坚持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立场……当时我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比作‘意识形态的梦游者’”。同样，被宣传洗脑的日本民众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沉醉在日本崛起、天下无敌的迷梦里，就像一群“大国崛起的梦游者”，群情激奋地走出公园，朝皇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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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察试图阻拦时，双方发生了冲突。疯狂的民众用棍棒和石头攻击警察，袭击亲政府的国民新闻报社，放火焚烧内务大臣官邸和派出所。混乱持续到次日，东京戒严，政府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占东京市区的70%），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起诉300余人，被判刑者87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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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骚乱蔓延到横滨、神户一带，全国各地都出现反对媾和运动，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过反对媾和和追究内阁成员责任的决议。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却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桂太郎内阁也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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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时代发生在政治中心的最大的一场群体骚乱事件，它传递的信息非常微妙。抗议者认为，日本理应得到丰硕的战争胜利果实。但是当政者在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煽动民众时，很难把事实真相全盘告诉民众。一旦真相大白，现实的落差会让民众质疑当政者是否真正“爱国”，甚至激起社会动荡。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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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国民应该如何自处？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为东亚强国，日本国民也沉浸在可怕的大国崛起迷梦中。他们不知道和世界和平共处，而是梦想着从侵略中获得利益，因此支持政府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只关心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对别国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论是非的民族主义，虽然给本国带来了暂时的利益，但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陷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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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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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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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宪法颁布的同一年，即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同时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表面看起来，这是天皇对两位维新元勋的褒扬。其实，它背后是一套隐蔽的政治安排，影响了日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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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元勋优遇”特权这一年，伊藤博文48岁，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和军队的要职都由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出生的政治家占据，伊藤博文也是其中一员。自由民权运动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藩阀专制”（西方将其称为明治寡头制，Meiji oligarchy），不断地抨击，却难以撼动。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标志着明治时代第一代政治家退场。从那时，伊藤博文就开始掌握权力中枢，仍然延续着“藩阀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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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时代第二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深知不能不回应自由民权运动的要求。不过，他希望打造一个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他领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伊藤博文的政治理想是，“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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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治宪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内阁、国会和军部互不隶属。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赋予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既然是神，就不能犯错，也不能受到烦琐的行政事务的打扰。那么，谁来沟通天皇与实际运作机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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