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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际赴任地方官的中下级贵族，贵族们蛰居平安京城，醉心于春花秋月，专注于加官晋爵，沉迷于渔猎女色，变身为有闲阶级。其结果，这一时代的贵族文化，无法避免地变成了视野极其狭隘、缺乏创造性、消费色彩浓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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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的末期，直到为了顺应新形势的需求，大众文化得以恢复地位—我在后面将详细叙述这一点—为止，贵族文化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大众生活几乎被彻底忘却了。当然，虽说是贵族，只要其地位建立在农业生产成果的基础上，那么就无法无视农耕生活，他们创作的诗歌、爱好的绘画，常常出现耕作中的农民的身影，但是他们对农民在生产劳动中的喜怒哀乐缺乏了解，只是将农民作为四季风物中的一个点缀放入作品，其意义与将花月、鹿雁用于素材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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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京、京城周围的山水、蛰居其中的贵族阶级封闭的生活，这就是贵族意识中的全世界，他们将除此之外的广阔地域里的景观、隶属于不同身份和不同阶级的人的生活当成异质的、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搁置在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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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止派遣遣唐使不久后的907年（延喜七年），唐朝，随其后的是新罗、渤海国相继灭亡。与日本有过交往的远东诸国灭亡后，日本没有与五代、宋的各王朝建立正式邦交，处于近似锁国的状态，这使得统治阶级的视野变得更加狭隘。他们无论在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生活中的外延都急剧缩小，这必然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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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在他们有限的世界内，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文化才能成熟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沉湎于精神生活的闲暇，在多年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基础上，培养起了纤细的感受力，从而创造出了尽管方向极端倾斜却是后人难以赶超的文化。并且，在杜绝了海外文化大量流入的这一时代中，贵族文化不再如律令贵族所创造的佛教美术那样直接来自大陆输入，而是直接与我们日本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是有着浓郁日本特色的所谓国风文化。尽管其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摆脱大陆而取得文化独立，文化质量也提升到了优秀的高度，这些功绩应该在日本文化史上特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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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化，虽然有着强烈的阶级倾向与时代局限性，但它也存在着为后世不同阶级的人所热爱的普遍价值，作为其成功的历史条件，不得不提及在这一时代也存在着继承前代传统的走婚的事实。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这一时代中贵族与农民的隔绝，客观反映了阶级分化的加剧，但在家庭生活的层面上，原始社会以来的母系家庭形态并没有完结，维持了由夫妇分居造就的妇女独立，未能完全实现女性隶属男性的社会制度。财产由包括男女在内的子女共同分割和继承，女性成为庄园主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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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氏由于成为天皇的外戚而获得了摄政、关白地位，开创这一先例带来的结果是，后宫在宫廷内的重要性提升，从聚集在宫里的宫女中不断涌现出拥有卓越文化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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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封建社会以后相比，此时女性拥有甚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与古代社会中作为生产劳动主力的普通女性不同，没有特定社会性功能的贵族女性，除了是男性的性爱对象外，缺乏存在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她们所处的地位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丈夫拥有随时中止走婚并转向其他女性的自由，因此，分居的妻子比同居的妻子更加怀有可能被抛弃的不安，感情上总是难以摆脱被丈夫所左右的忽喜忽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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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这种苦恼在她们的心理上笼罩上了微妙的阴影，当她们开始实践文化创造的时候，挖掘精神深层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便成为可能，这不也正是用以补偿这一时代的贵族文化在外延上的局限而创造出具有质量深度文化的条件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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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看到，不仅女性相对男性而言处于弱势，总体上，整个贵族阶级在社会层面上也未必是强有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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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控制农村，即可称为“不在地主[22]”的贵族们可以说悬浮在空中，面对在农村内部勇敢站立起来的大众，他们注定要接受灭亡的命运。早在939年（天庆二年）就开始的“天庆之乱”等地方上的骚乱，以及在城乡都并不罕见的强盗团伙横行等治安上的混乱，无疑都是动摇贵族统治体制的不祥前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地方权贵的成长，以及出自他们中间的武士的兴起，带来了封建社会关系的产生，在客观上成为导致古代社会从内部瓦解的主因，贵族们恐怕早就觉察到了这样的历史进程吧。这个时代的贵族，之所以一方面表现得格外傲慢，另一方面又极为意志消沉，倍感无力，他们信奉阴阳道、宿曜道等迷信思想，沉迷于禁忌、占卜方位、斋戒等消极的除灾避邪方法，这固然是因为他们在拥有异常成熟的艺术才能的同时却极其缺乏科学知识，从而愈发依赖于原始社会以来的巫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一切都是由上述的历史条件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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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缺乏安全感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统治阶级在物质上的优越性并不能绝对保障自己永久的安宁，由此产生了对超越现世欲望的精神救赎的追求。如果不提这一谦逊的反思贯穿于整个时代的文化中，那么就无从解释从这一时代的贵族文化中所能感受到的尽管不充分却十分普遍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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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物语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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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社会中的日本文化的繁荣，首先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物语文学的繁荣就是其中之一，使之成为可能的便是“国字[23]”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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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自七世纪以来，日本人舍弃汉字的意思，在用以表示日语音韵的音标文字上下足了功夫并大获成功。在长期使用万叶假名的过程中，人们简化了复杂的笔画，为了不受汉字原有字形的束缚而创造出了新的字形。其中一个方法便是“省略法”。即省略笔画，只用汉字的一部分来取而代之。例如只留下“阿”的左偏旁写成“ア”、只保留“礼”的右偏旁写成“レ”等。它们原本主要作为符号，用于学生和僧侣在学习中国古典和佛教经典时记笔记和标注训点，不久便为普通人所使用，这就是片假名的起源。片假名的“片”是“不完全”的意思，片假名无疑就是简化的假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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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简化的方法是将整个汉字写成草书。例如将“安”草写成“あ”，将“礼”草写成“れ”，现在称为“平假名”的就是这类假名。平假名是后世起的名称，当时并不存在这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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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假名和平假名就是通过上述方法将汉字简化后创造的。它们在始于八世纪前后的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许多人为了实际运用上的便利而逐渐简化汉字并最终使之固定下来的过程。事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片假名出自吉备真备、平假名出自弘法大师的创造，它们不是特定个人创造的产物。因此在字形上，假名也不存在一个形只对应一个音的规则，现在使用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固定为一音一字形，完全是活字印刷使其定型，这是很晚以后的事了（当下将现行字形以外的字形称为“变体假名”，原来并没有任何所谓变体之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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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日本本身虽然没有创造出固有的文字，但是通过对外国文字汉字在功能及形态上进行根本性变革，形成了用以书写日语的音标文字。只使用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与使用音标文字，这些与文化的发展究竟有多大关系，那是无法估量的。我只能说日本人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历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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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贵族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醍醐天皇制订了在宫廷中编辑自《万叶集》以来尚无先例的歌集计划，那便是905年（延喜五年）由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人所编的《古今和歌集》。原本只是为个人使用方便而对文字进行简化后的假名，从这一时期开始堂而皇之地成为公用文字。以此为契机，用假名写作的文学艺术作品络绎不绝地涌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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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平安时代末期，以《古今集》为先导的官撰歌集即敕撰和歌集有：《后撰集》《拾遗集》《后拾遗集》《金叶集》《词花集》《千载集》（加上镰仓初期的《新古今集》合称为“八代集”）。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除汉文、汉诗之外，唯有和歌作为纯文学是贵族豪绅们应该具备的修养，诗歌被收入敕撰集中是歌人至高的荣誉。不过，现在来重读这些作品的话，若要评价平安时代的歌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有些勉为其难。院政时代以后问世的《金叶集》以及《千载集》等作品，又有着别样的意趣，但初期的敕撰集中存在许多乏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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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中有大量表现大众淳朴情感的作品，但《古今集》以后几乎都是贵族阶级的作品。并且，在万叶时代，不问阶级，越是古老的年代从内心深处迸发强烈情感的作品则越多，而到了《古今集》的时代，创意僵化的作品多了起来，双关语以及典故等手法的运用，使得文字游戏的色彩愈加浓厚，缺乏打动后世读者的感染力。当然，其中也有如和泉式部所写的洋溢着热恋情绪的和歌，它令人联想起《万叶集》中的作者茅上娘子充满激情的作品，不过这只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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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社会文化中，达到最高水准的不是和歌而是物语，当时物语与其说是文学艺术，毋宁说更被视为娱乐读物，仅居于第二艺术的地位。如果勉强要将物语划归现代文艺种类的话，应该相当于小说吧。不同于现代小说从西方“novel”的译本中吸收了外来模式，古代物语则是从民间的“口传故事”演变而来的。尽管其中也有作家将汉文学以及佛典的素养用于素材和表现手段，但在种类上却是外国所没有的，是日本民族的独创，尤其值得特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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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等虽说是历史书，但在中国等国家没有类似的形式，也可以称作物语，但从并非个人创作这一点而言，它与平安时代的物语存在着根本性区别。由于之前只有万叶假名一种繁琐的书写方法，没有机会用文字固定下来的口传民间故事，以假名的诞生为契机，经过擅长读书写字的知识分子之手，在变换了一种形式后作为个人创作的作品固定下来，这就是平安时代物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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