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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镰仓幕府建立并且武士获得了统治地位后，京都的朝廷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权力，尤其是贵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丧失。例如藤原定家等歌人，对治承以来的战乱表现出了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封闭在和歌的世界里，无视现实的混乱，创造出幻觉般的美境，试图沉浸其中，忘掉一切的苦恼和不安。鸭长明面对现实的动荡，隐居山中企求内心的安宁；法然和亲鸾以大无畏的勇气投身人生苦恼的深海，从中探索反其道而行之的救赎之道；藤原定家则与前者均不相同，他置身于京城的烟尘之中，怀着对走向穷途末路的贵族权威的不舍之情，在和歌的观念世界中谋求生路，创造了《新古今和歌集》所代表的深邃清澄的“幽玄”之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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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梦忽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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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横云离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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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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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乐运河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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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月影亦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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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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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这些自然描写，不是以写实手法来把握现实的自然美，而是展开语言修辞和幻想的翅膀，人为虚构的没有实体的观念性产物。和歌中清晰地描绘出没落阶级充满哀愁的自负精神，他们尽管已经失去了现实中的地盘，却无法彻底忘怀昔日的荣华。新古今风格的和歌，较之总在卖弄并不成熟技巧的《古今集》等歌风，技巧上极尽雕琢之妙，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日本和歌史上与《万叶集》并列的两座不同意义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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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趋没落的阶级难以推动文化健康发展。《新古今和歌集》以后的和歌越来越失去创造力，显现出崇尚缺乏内容的秘传、热衷于流派之争的末期症状。不久，作为和歌变种的连歌及其分支的俳谐等占据了韵文界的主流地位。但是，和歌的传统并没有彻底消亡，江户时代末期，出现了良宽、大隈言道等创造出新鲜歌风的作家，明治时代的明星派、紫杉派等人重新夺回了和歌在文坛的地位，这证明和歌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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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全面压倒公家贵族的武士阶级，在贵族文化面前只能卑躬屈膝。一如陆奥的藤原氏将京都的文化移植到平泉并建造了中尊寺和无量光院那样，镰仓幕府中赖朝以后的历代将军和执权，也从京都邀请歌人、画家、佛师等，将贵族文化输入东国。源实朝从定家手中获赠《万叶集》而成为万叶风格的歌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聚焦在一点上，即只关注镰仓幕府是如何尊重武士独特的生活方式、努力强化武士特有的道德并因此促进了封建秩序的发展，也不能忘记镰仓幕府热心吸收贵族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拥有幕府实权的北条氏一族中，作品收录在敕撰和歌集中的作者人数，仅宗谱十分明确的就多达近五十人，这有力证明了他们对贵族文化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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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氏在武藏国金泽建立文库，倾力收集古代经典，这些历史遗留物至今仍流传于金泽称名寺等处并盖有“金泽文库”藏书印的古代抄本类中，正因为锲而不舍的努力，进入室町时代之后，武家取代了在灭亡边缘苟延残喘的公家贵族，成为保存古典文化的中坚力量。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文化尽管无法摆脱创造该文化的阶级烙印，但依然存在着被其他阶级所继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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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庄园体制的解体与古代势力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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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地头对公家政治和庄园的侵蚀，令死守在京都残垒里的贵族地位日趋动摇。尽管后鸟羽上皇在军事上为挽回京都政府势力而发动的承久之乱以失败告终，但是后醍醐天皇再次策划的相同尝试成功消灭了镰仓幕府，1334年（建武元年）开始实施建武中兴的政治。然而，要阻挡现实中以不可逆转势头前进的封建社会步伐并复活公家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痴心妄想。武士背叛了中兴政府，公家和武士一统的政治发生动摇，进入南北朝的战乱期后，各地地方势力纷纷乘乱扩大自己的势力，古代社会体制开始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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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十三至十五世纪，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随着农村铁制农具的普及、牛马耕种的实施、水车灌溉等农耕技术的进步，收成大幅度增加，开始了一年种两茬不同作物的农耕方式，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对提高，他们中间顺势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商人活跃了起来。商品经济领域中，设立了定期集市，打破封闭的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壁垒，经济圈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域。通过与宋、元、明的贸易活动而引进的中国铸造的货币（如永乐通宝等），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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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民众势力的抬头日趋明显，大规模出现了因“下克上”一词而广为人知的势力的新旧交替。建武中兴失败时，武士的力量已经十分壮大，甚至巧妙利用武士的不满而破坏公武一统政治的足利幕府，也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虽然面对力量既已丧尽的公家贵族，幕府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是地方守护等力量强大的武将，变身为统领该地区武士的守护大名，室町幕府充其量只是他们联合政权的盟主，在镇压不断出现的守护大名的叛乱中亦已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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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于1467年（应仁元年）的应仁之乱发生以后，进入战国时代，幕府的命令几乎不被执行。各大名在已扩大的经济圈内建立独立的政治社会，即大名领国，将庄园体制的残余一扫而尽，确立了直接控制土地和人民的封建社会。并且，不能忽视的是，在由此成为封建领主的战国大名中，从新的统治阶级中崭露头角的土豪出身的暴发户占了大多数，他们经过多年的社会动荡，打倒了自古以来以出身门第为傲的旧式守护大名。古代社会的遗风，不仅在体制上遭到横扫，在人的构成上，也发生了大幅度的上下交替，封建秩序终于在自下而上力量的推动下走向不断完善，迎来了二元对立向一元化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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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陈代谢的进程，仰仗的绝非是一部分暴发户潜入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其背景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人民大众的社会性成长。分散在庄园各名中的农民，以地区性的自然集落—村庄为中心团结一心，村民们选举尊长、年长的代表，制定称为“地下掟”“乡置目”的自治规约，尝试村政自治的管理模式。对来自上层的苛捐杂税，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消极抵抗，而是屡屡采取暴动这一积极的反抗行动，促使本来就濒临解体的统治阶级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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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无视的是，新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形成大名领国，一扫古代社会的遗制，也正是由于民众的成长。一旦封建秩序得以建立，新的统治阶级便以强权统治人民，将人民重新推入残酷奴役的深渊，然而，从古代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进步，只有在人民大众的历史性成长的推动下才能实现。这一事实，令我们千真万确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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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家庭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原始社会的遗制—走婚制，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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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走婚制向嫁女婚的转变过程，没有确切的研究成果，因此无法具体阐述，但是，至少在武士社会中，似乎较早开始了妻子在夫家生活即嫁女婚的习俗。即便在武士家庭中，一开始就保持了分配继承制度，女性也享有分配到领地的权利，甚至有女性成为地头候补的事例。但是，对于不在战场上效力的女性来说，在分配领地上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从分配继承制向单独继承制的转变，当只是一个男子垄断性地继承全部领地的单独继承制被确立下来后，女性陷入了权利归零的状态，就此出现了产生男尊女卑不平等关系的历史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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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女婚中一开始就与丈夫共同生活的武士妻子，开始树立起牢固的贞操观念以及作为主妇维护夫家的意识，可以说这是在贵族女性身上看不到的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将单方面的贞操观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单向义务关系的开始。长久以来得以保持的女性崇高社会地位彻底瓦解，总体而言，这是在本应是下层阶级获得胜利的封建社会中，人民在新的阶级统治下，不得不苟延残喘于残酷封建剥削状态的同时，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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