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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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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文化的下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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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克上带来的社会势力的新陈代谢，在文化领域中也注定了贵族文化没落和大众文化上升的命运。贵族文化，作为古典受到尊崇，并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素材，但是，个中已经几乎看不到贵族文化本身的发展。持续至镰仓时代的以《源氏物语》为范本的王朝风拟古物语停止了创作；和歌中断了新的发展；敕撰集的编辑也在这一时代宣告结束，“古今传授”等无意义的秘传，仅在形式上继承歌道的传统；大和绘的技法出现了急遽退化，土佐光信成为最后一人，大和绘不得不将日本画的主流地位让位于新出现的水墨画以及狩野派；佛像雕刻中几乎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作品（不过，这与我将在后面谈到的宗教世俗化倾向有着很大的关系），诸如此类的现象证明，自古以来的贵族文化传统，在贵族走向社会性没落的同时，也丧失了其文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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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表明，顺应社会势力的交替，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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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歌，起源于将和歌断开后由两人通过问答来进行朗读的形式。它作为和歌的一个变种自古存在，从十四世纪前后起在地方武士、神官、僧侣中广为流行。与贵族间流行的“堂上连歌”相对，民间流行的连歌称为“地下连歌”。地下连歌，通过对古典的研究，吸收了贵族文艺雅致的美感，从而在艺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经过十五世纪的宗祇之手达到了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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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年（明应四年）编辑的《新撰菟玖波集》，足以让人了解成熟期的连歌。这一时期的连歌，继承和发展了在观念中人工制造幻想美的《新古今集》的“幽玄”精神，去除了和歌中尚未扫尽的感伤主义，客观而透彻地审视自然和人生百态，并在团体聚会上通过参加者的微妙应答进行“连作[35]”，从而成功创造出这一独特的艺术体裁。虽然从极其尊重个人创意的近代艺术观点出发，这种形式难以理解，但可以说它是十分出色地发挥了时代特性的文化产物。况且，宗祇从东国到九州，足迹遍布全国，这一点无疑证明连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由爱好者们展开创作和欣赏，连歌艺术的发展可视为以武士为中心的民间艺术发展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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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猿乐能的发展上。猿乐，不同于自古以来在宫廷中演奏的从大陆传来的，或者将大陆传来的东西加以日本化改造后的歌舞音乐—即后来被称为雅乐的音乐（从大陆传来的大多不是大陆的雅乐，而是俗乐，但在日本，从与民间音乐对立的贵族音乐这个意义出发，称之为雅乐），而是在杂耍类曲艺、滑稽的模仿类演出中表演的节目，由称为“猿乐法师”的贱民在神社的祭典以及寺院的法会等宗教活动中作为余兴节目进行演出。这种民间艺术，应该是从十三世纪前后起开始完善戏剧结构，发展成猿乐能。到了十四世纪，它在足利义满将军时期出现的能乐演员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手中得以成熟，最终成为一种艺术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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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阿弥、世阿弥不但是演员，而且是脚本、歌曲即谣曲的作者、作曲者，留下了众多成果。世阿弥更是写出了《风姿花传》等表演艺术论著，发表自己在表演等方面的独特见解，是一位天才型人物。他受到了足利义满等统治者的宠爱，将田乐能吸收到民间艺术的猿乐能中，成功地将猿乐能提升至从统治阶级到大众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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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乐能（现在称为能乐）的大众文化特征，可以从地位特殊的曲目《翁》出自庆祝丰年的农耕仪式的巫术、能面上留有民间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鬼面痕迹等方面略窥一斑。尤其在观阿弥的时代，还保持着丰富的大众性。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创作并爱演的《自然居士》等曲目，都是以民间十分熟悉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在取材于古典并拥有大量曲子的谣曲中—如以表现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母亲悲伤心情为主题的《隅田川》等—之所以存在不少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由于继承了这一传统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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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世阿弥的时代，取材于古典的作品多了起来，与此同时，观阿弥奔放的特色愈发洗练，风格变得十分典雅。例如集中表现在静寂的古寺内思慕恋人的女性情感的梦幻能乐《井筒》、由诗歌般的辞章串联起来表现对离别丈夫满怀哀怨恋情而死去的妻子的悲剧《砧》、描绘背叛了与妻子再会盟约而自杀的败军将领痛苦情感的《清经》等，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高杰作的曲目都来自这些作品。也可以说这些用美丽辞章表现人的爱憎与命运典型的戏剧，是综合了王朝物语与中世世界观之后得以成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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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能乐，在江户时代是武家的式乐[36]，形式似乎比较死板，室町时代演奏能乐的节奏好像比现在更快，这是由能乐的演出时间推算出来的。因此，通过现在的能乐来论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猿乐能会有些问题，但有着被极度象征化了的舞台设计与表演—如仅将右手靠近脸部就能传达比失声痛哭更为强烈的印象、只要稍将面具上下改变角度（这称为“悦色”“愁容”等）就能表现微妙的感情变化—等出色戏剧效果的能乐，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文化下克上的大环境中得以发展，这一事实对于回答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诞生优秀文化这一问题时，可谓给予我们很大启发（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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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猿乐能演出间隙表演的狂言，恐怕是吸收了古代猿乐模仿表演的元素而诞生的艺术。它与表现古典式主题、以典雅华丽的古典辞章组成的谣曲为脚本的优雅猿乐能不同，以现代众生相为主题内容，毫不留情地揭露武士和僧侣等统治阶级生活的内幕。并且，用当时的口语表演的狂言，与歌舞音乐元素大于戏剧元素的猿乐能相比，更是完全侧重于戏剧。不仅如此，它在题材上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大众生活，构成了符合平民趣味并能博人开怀大笑的通俗喜剧，从这点来看，和过去任何一种艺术相比，它都称得上是最大众的艺术。不过，狂言的讽刺和揭露流于表面，结构也很公式化，缺乏独特的个性，不得不说缺少艺术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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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谈到被称为“御伽草子”的室町时代的短篇物语时也能如此断言。在这一拟古物语消亡、军记物语也失去了生命力的时代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御伽草子，作品和结构都很公式化，是艺术上极其朴素幼稚的文学，在接下去的时代中被当成了女孩子的玩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以常陆国的制盐工为主人公的《文正草子》、以伊势国身份卑微的沙丁鱼贩为主人公的《猿源氏草子》等作品，有的以身份低下的平民的命运为主题，有的大量吸收了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成分，大众艺术的特征十分明显。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间流传的众多故事，这是旨在服务于天皇制正当性而经《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著作体系化的神话记载所遗漏的。作为古典贵族艺术迈出第一步的日本小说文艺，到了江户时代作为商人文学得以重振，中间必定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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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能乐（现代能乐舞台上表演的《野宫》，金子桂三氏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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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这一时代还诞生了不属于通常艺术分类中任何一种门类的艺术，即独特的“茶道”艺术。它的出现也和文化的下克上的大局有关。荣西从宋朝带回的药用饮料—茶，很快变成了嗜好品。自南北朝时代前后起，武将中出现了一种豪奢的赌博活动—茶会。到了十六世纪初期，京都城里流行在闹市中的小屋里举行斟茶品茗的茶会，该小屋建于树荫下，称为“数奇”，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这种活动与过去奢侈的茗茶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它发展成为后来称为“佗茶[37]”的茗茶会，据推测该茗茶会应该是来自另一个不同源流。关于这种茗茶会的起源，由于缺乏史料而不甚明了，但是与统治阶级奢侈的茗茶会不同，是始于民间的朴实的茗茶会，后来愈发讲究，发展成“数奇”的茗茶形式。这种茗茶会进而又在上流阶层中流行开来，从中也能看到文化自下而上的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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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的文化不仅如此这般地扩大了中坚力量的阶层，而且在地域上也扩展到全国。武士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强大势力，尤其在大名领国形成以后，势力强大的大名城邑同时成为地方文化的中心，加上中央贵族的没落，京都也变得不再是必然的文化中心，因此，地方上的文化财富积累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中值得留意的东西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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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举的事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可以作为事实用来证明上述的大趋势。如上杉宪实在下野创建了足利学校，许多武士为了研究兵书而前往学习，相关的学术研究十分繁荣；在中国地方[38]，以富强自居的大内氏的山口收集了大量经典的古抄本，大内氏还亲自出版儒教的典籍；雪舟以及雪村等杰出的画家们，继续在地方上从事创作活动，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迄今为止的日本文化史专注于京都一带的舞台，而在此之后，它在全国舞台上的展开则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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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宗教世俗化带来的新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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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高涨的宗教精神，令佛教界诞生了众多新宗派。新佛教教团借时局变动的东风，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大幅度扩大阵线，奠定了牢固的大众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世纪中期日莲宗的日亲和净土真宗（亲鸾所创立的净土宗的一个派系，称为“真宗”或“一向宗”）的莲如的活动，分别在都市商人阶层和地方农民阶层中推广佛教。特别是莲如领导的本愿寺教团，在各地发动了一向宗暴动，势力迅速壮大，甚至威胁到了武士的统治地位。如果统计在前近代保持了相对优势的昭和初期的全国寺院的话，根据各宗派的数据可以看到下列排位顺序：真宗以一万九千多所位居第一、曹洞宗一万四千所、真言宗一万二千所、净土宗八千所、临济宗六千所、日莲宗四千九百所、天台宗四千五百所，从新佛教各派占据压倒性多数这一点也能了解，这一时代新佛教教团的发展十分显著。从贵族信仰发展起来的旧佛教，依靠的是统治阶级给予的寺领庄园，而直接抓住民众的新佛教，巧妙地利用民众地位上升这一历史大趋势，从而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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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团外部的发展并非必然象征着佛教精神在思想上的成长。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到，正是因为淡化了开宗鼻祖严格的宗风，并与社会现实妥协才得以扩大阵营。证据就是，尽管教团得到了发展，但十五世纪以后并没有出现值得称道的佛教思想发展，大致在这一时期，佛教丧失了在日本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佛教美术在这个时代，之所以水平明显下降，虽然也与新佛教基本上不重视建寺造佛等外在功德不无关系，但不能不看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新佛教丧失了古代般热烈的宗教精神，创造优秀佛教美术的能量已经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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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佛教在很长的岁月里保持了其不可小觑的社会地位，却难以掩盖其宗教世俗化的倾向，禅宗文化的内容则如实反映了这一点。临济禅得到了以足利将军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大力保护，由足利义满引进宋朝制度并指定的五山[39]禅僧，甚至成了室町幕府的政治顾问，参与政治、外交、贸易等事务，在艺术、学术领域中也扮演起了指导性角色。禅宗文化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文化界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大，但尽是一些对于深化宗教精神不起任何作用的东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禅宗文化的流行，成为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转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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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僧的日常修行中，饮食起居无一例外试图原封不动地再现中国禅宗寺院的规矩。来往于明朝的禅僧们，则热衷于学习明朝文化。因此，五山禅僧与统治阶级密切勾结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为上流社会造就了中国式禅宗文化趣味横溢的局面。古代贵族文化失去权威的这一时代，在贵族化了的上层武士面前，作为适合于为其崇高地位装点门面的新贵族文化，外来性较强的禅宗文化较之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更符合其口味，受到了他们的宠爱。另一方面，在大众化倾向非常鲜明的室町时代，禅宗那样的贵族文化之所以受到尊重，其历史原因应该也是出自上述背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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