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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兴盛，取代了直至前代佛教所占的地位。与宣扬来世和出世为其原则（尽管事实上专门宣扬现世利益）的佛教相反，儒学宣扬现世的哲理与道德而不讲“怪力乱神”，从本质上而言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学说。并且，儒学虽然对被统治者鼓吹绝对服从的思想，但也教导执政者用心执政，因此，随着儒学的繁荣，“经世济民”的学说，用今天的话说即近似于政治学、经济学的学术理论也开始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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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极其关心政治的徂徕学派有众多论述政治经济的著作，如徂徕的《政谈》，徂徕门人太宰春台的《经济录》等都很有名。他们不满足于抽象的哲学理论，从正面论述社会现实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尽管封建社会的矛盾终于露出了端倪，但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理论，尚未充分预见克服这些矛盾的历史发展道路，与江户时代后期的同类著作相比，似乎大多不太具有现实性。徂徕说，为了重建社会，只要首先考虑武士和农民的利益就行了，完全不必介意商人破产，虽然作为基于武士本位立场，旨在重新强化封建制的享保改革的政治顾问，有这样的言论理所当然，但是他提出的武士归农的手法却缺乏现实性，难免有逆潮流而动的空谈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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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从徂徕的观点中看到的那样，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理论，均建立在维护封建秩序这一终极目标的基础之上。虽然原则上是尊重封建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业和农民的重农主义，但是，那也只是迫不得已的策略而已，目的在于保持对农民的掠夺以支撑武士统治地位，因而必须防止农业生产力遭受破坏。从将农民作为人来尊重、提高他们的生活和福利这一意义而言，农民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在四民的排列上，农民在形式上排在商人之前，但是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商人。“农民和湿手巾，越拧越出水”（《百姓盛衰记》）这一谚语，成为收税官吏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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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的重农主义成为常识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生活只能停留在勉强维持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当政者不厌其烦地干涉农民的日常生活，甚至颁布不准穿丝绸服、休掉喝茶过多的老婆等条目训诫百姓。在如此状态下，即便不被当政者逼迫，在自上而下的榨取和商品经济的渗透中苟延残喘的农民，为了避免破产，只能安于最低的生活水准，如同牛马般地干活。虽说江户时代中的庶民文化极其繁荣昌盛，那也只是城市商人的文化，在忙于日复一日劳作的农村中，值得一提的新文化发展成果少之又少。封建社会成长期中，文化还没有达到偏向城市集中的地步，因此，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也可以说更多来自农村。但是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城市与农村的落差反而比前一个时代更为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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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学术理论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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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不仅儒学，其他各种学术理论也都十分繁荣。其中之一就是历史学，林家和水户的德川家展开了两项大规模的修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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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罗山的林家修史，在子春斋时以完成三百一十卷的《本朝通鉴》而大功告成。水户的修史，则由藩主光国策划，动用了众多史官进行编修，于1699年（元禄十二年）完成了本纪和列传的一部分。之后，修史事业继续推进，包括志、表在内的三百九十七卷本的《大日本史》的完成是在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无论从这一工程耗费的漫长时间上，还是篇幅上来看，都堪称空前绝后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同时，由于两部著作都出自儒学家之手，所以骨子里留存着儒教的名分论，但通过实证调查记录历史事实的态度却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大日本史》，去掉了不能认定为史实的神代，并一一注明用于文献依据的史料名称，可以说清晰地显示出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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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纲吉之后，在第六代家宣、第七代家继两将军的时代中，推进文治主义政策的新井白石，作为历史学家也建立了丰功伟绩。还有将日本历史的时代第一次进行合理划分的《读史余论》、试图将神代故事作为人类历史寓言来理性解释的《古史通》、叙述各藩历史的《藩翰谱》等，更是非同寻常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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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后必须提到农学。为了维持、提高农业生产力，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对农业技术进行科学研究。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则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努力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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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换一个领域的话，则应该关注日本独有的数学即和算的发展。1708年（宝永五年）去世的关孝和的和算研究，据传涉及了微积分的领域。仅从年代上而言，稍早于牛顿以及莱布尼兹的高等数学研究，这也证明和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只是，欧洲的数学作为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的基础学科取得了合理的进步，与此相对，和算却沦落为解题竞争的游戏。作为一门学问，它没有获得系统的发展。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和算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尚未成熟的日本，作为孤立的匠人技艺，遭遇了畸形发展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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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关于本草学、医学虽说也有很多想要论及的内容，不过只能省略了。总而言之，学术理论的繁荣之所以达到这种程度，不得不说是太平盛世中文化需求普遍高涨的结果。前代中，实施系统教育的设施只有寺院之类，为了让孩子们学习知识必须将他们送到寺院。但到了这个时代，市井的寺子屋（这个名称有着前代寺院教育的遗风）的老师开展读书、习字等初等教育（图47），教育也在庶民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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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以来虽说就有在南都以及京都五山等地印刷、出版佛典等事例，但几乎所有其他读物通常都是经过手抄后阅读的。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出版成为一种商业行为，城市中开始有人经营书籍，大量发行印刷本，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下面要谈到的庶民文艺，作为出版、销售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这可以说是与以往的文艺作品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封建统治者也许并不喜欢民众知识的开发，但是，民智的进步已经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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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寺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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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商人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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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开发广泛惠及庶民阶层的历史根源，可以说来自这个时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基本趋势。为了最大限度掠夺农民，维护农业再生产成为封建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倒是导致这一基本结构解体的有害现象。尽管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广大经济圈的形成，在这一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确立才成为了可能，在进入太平盛世之后，这一最初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依赖于土地作物的武士和农民，都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中，从而变得贫困，而另一方面，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人的力量得到了相对强化，总体而言，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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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到了城市，上一个时代，京都人口为十万余、堺市为三万余、镰仓为一万余的程度，而到了这个时代的中期，仅商人人口江户为五十万、大阪超过了三十万。城市商人的要求，显然反映在文化领域中，商人文化变得空前繁荣。甚至明显反映武士政治要求的学术领域中，也出现了诸如伊藤仁斋和富永仲基那样的商人学者，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艺术领域中，武士保护下的猿乐能以及狩野派的绘画，丧失了作为新时代艺术的生命力，变得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被儒教乃至武士道的封建道德的教条以及礼数束缚，不得不压抑内心真实情感的武士，无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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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尚未完全掌握文化主导权的庶民，终于全面占据了时代文化的主导地位，迎来了庶民文化—严格而言是商人文化—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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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代商人的文学艺术，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俳谐。俳谐源自连歌，诙谐是其基本特色。抛弃了武士身份而成为市井隐者的松尾芭蕉，1681年（天和元年）开始创作高雅俳谐，将俳谐一跃提升到艺术的境界。芭蕉的俳谐，在把握自然的闲寂情趣这一点上，充分发挥了特色，高雅脱俗的精神，令人对前代的宗教境界浮想联翩。作为俳谐源流的和歌，素材局限在固有类型的自然与人事中，而芭蕉的俳谐则将热情的眼光投向一切日常事物，巧妙地将它们用作艺术素材，堪称顺应时代的大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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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谐的起句开始进行独立创作，仅有十七个音节的短小诗歌形式诞生了，这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备受瞩目。而且，它不是少数专业俳人的专利，而是作为广泛民众都能欣赏的艺术普及开来，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正因为它是短诗的形式，具有任何人都能简单创作的大众属性，因此也存在着缺乏艺术提炼而易陷入平庸的危险。这一点暂且不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芭蕉的俳谐，微妙地保持了饱满的艺术精神与大众通俗性的平衡，开拓了深湛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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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须提到的是浮世草子。浮世草子，是由前代的御伽草子以及沿袭了这一传统的假名草子经过进一步演变发展而来的。俳谐作者井原西鹤，通过轻妙的俳谐手法，表现了以敏锐的写实精神捕捉到的商人生活的林林总总，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并成为文学史的主流。俳谐特征强烈的西鹤作品中，具有长篇构思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等作品，在长篇结构较为薄弱这一点上，与其奉为范本的《源氏物语》十分相似，但是，从敏锐观察商人享乐、牟利、蓄财等现实状况的早期作品，到明镜般映射出陷入贫困底层的人们的窘迫生计及其绝望心境的《世间胸算用》《西鹤置土产》等晚年作品，西鹤的创作堪称日本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