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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早在桃山时代，大城市中不少商家就有了两层楼的店铺，到了江户时代，为了防止火灾，开始建造土藏造[57]建筑，大街上砖瓦顶土藏造建筑风格的商店鳞次栉比（图52），气派委实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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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尾形光琳的红白梅花图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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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土藏造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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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代，上下各阶层均崇尚华美风俗，流行艳丽的服装。城市商人尽管外表上豪奢，但并不代表服装领域取得了合理的发展，这一点不能忘记。人们习惯于榻榻米上的生活，尤其是经常需要长时间坐在榻榻米上的城市人，难免在服装上采用不便于站着干活的不讲效率的样式。今天和服中下摆和袖子都很长的“长着”“羽织”[58]等基本款型，便诞生于这个时代，其不合理的特征无疑直接来自城市商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完全不适合一年到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直到近代，为了便于行动，种地的农民一直穿着由筒袖短下摆的上衣和细筒短裤组合的灵便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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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的不合理性，之所以尤其表现在女性和服使用长袖和超长腰带等极端款式上，除了上述的原因，正如我在论述前代时提到的，与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也有关系。武士以及商人阶层中的女性们，既没有劳动任务，也失去了自主活动的自由，沦落到仅是男性欲望对象的地位，她们只能甘于哪怕牺牲合理性也要穿着与显示人偶般的“女人味”相匹配的不自然服装。如果认为在这种特殊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和服”的特色就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服装传统的话，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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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商人文化既有大众健康的一面，又似乎难以避免极强的享乐主义倾向。商人文化反抗统治阶级非人性且伪善的阶级道德，强烈地流露出追求人类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这表明它站在时代前列发挥着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即便是西鹤，他针对连夫妻之间都要以上下尊卑之别加以约束、更将夫妻之外的异性间的爱情关系一律视为胡作非为的正统道德，让作品中的人物高歌恋爱自由，但最终也只是将这种恋爱变成了对满足肉欲本能的肯定，这也是商人文化享乐倾向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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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草子、浮世绘的“浮世”，前面也已提到是现代风俗之意，说得更直白一些的话，其中也包含了“好色”的意思。师宣三成以上的作品是描绘性交场面的“春宫图”，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后期的浮世绘。虽然这源于自古以来在性方面就颇为开放的日本传统，但与上面提到的商人文化的倾向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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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宗教信仰只集中在能为“生意兴隆”带来“利益”的神佛身上，完全丧失了对后世的恐惧，虽然这是贯穿整个时代的现世人生观的表现，但也是他们缺乏对人生本质的认真思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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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文化的这种特征，归根结底植根于其创造者—商人的历史存在方式中。虽然商人提高了社会地位，但他们终究局限在封建社会的藩篱中，将武士阶级当作主要顾客，从而寄生在封建体制上。由于商人并不像欧洲的资产阶级那样肩负与封建权力斗争、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任，因此期待在商人文化中出现超出缓和封建文化扭曲现状的革新因素，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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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松的净琉璃作品中的人物台词所表现的那样，无论是武士还是商人，都认识到了人是平等的，他们将忙于挣钱的商人的生活理想视为与“武士之道”对立的“商人之道”。虽然他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意识并引以为豪，但全然没想过在客观上动摇现实中存在的等级秩序。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武士动用权力，历尽艰辛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之正面抗衡。商人不拥有建设性乃至先进性行为的根基，只有一心往来于蓄财和消费两条道上，为了发挥财富的力量，他们难免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常常在花街柳巷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前面提到商人文化中充斥着大量与花街柳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内容，正是出自这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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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第七章 封建社会瓦解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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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体制的倾斜与商人艺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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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武士和农民的贫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得日益严重。1716年（享保元年）就任第八代将军的德川吉宗发动的享保改革，目的就在于抑制这一势头，并重新强化封建秩序。在第十代将军家治治下，自1767年（明和四年）以来掌握实权的田沼意次推行的政策是与御用商人联手，这不外乎表明他试图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官商勾结所产生的金钱力量公然横行，因而受到指责，导致田沼下台。1787年（天明七年），第十一代将军家齐治下，松平定信就任老中[59]，开始了宽政（1789年以后）的改革。他重新采用复古主义的政策，以整顿纲纪为目标，强行实施了诸如鼓励节俭、抑制奢侈、救济武士、防止农村荒废等各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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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宽政五年）定信引退，家齐掌握实权，整顿政治失败，上下阶层无不追求感官享受，迎来了文化文政的成熟时代。第十二代家庆治下成为老中的水野忠邦所尝试的天保改革，是在这一形势下为重新强化封建体制所做的最后努力。他不仅奖励节约、整顿风气、清理财政，还将江户周边区域划归为幕府直辖的领地，将农村的新兴商人置于幕府的直接管辖下，甚至试图实行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中央强权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招来了各方面的反对，忠邦不得不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下台，从此江户幕府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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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为了应对封建社会的矛盾激化，出现了试图抑制局面的复古干预政策和试图顺应局面的现实放任政策的循环往复，时代就在这一过程中前进。然而，在如此背景下，即便采取了复古政策，也不会如改革当事者所愿，结果只能沿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促进封建社会发生质变。并且，在复古改革政策的时期，整顿风俗、对商人文化严加管控成为常态。然而，来自外部权力的重压绝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文化，因此，无法阻止商人文化愈发成熟并走向颓废，也势在必然，甚至导致不健康的倾向愈演愈烈，如有人摆出迎合权力的姿态，有人表面上拥护政策暗地里却寻求出口发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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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人无力开辟崭新的历史方向，他们的生活即便能托太平之福促使消费文化成熟，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历史条件，为创造新时代积累革新动力。正如我后面要谈到的那样，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力图脱离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界、学术界的运动大多来自商人文化发展的支撑。然而，尤其在谈到文学艺术时，与元禄时代形成对比，以文化文政时代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瓦解期的商人艺术，一如平安时代后期的贵族艺术，尽管越发精致、日益洗练，但是，与其说它直接连接力量强大的历史进步的基线，不如说它是在死胡同中发展到了极限，之所以无法摆脱这一感觉，就是由上述的历史缘由所导致。下面，我想围绕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各领域的问题，探讨它们所展示的具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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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中，以西鹤为最高峰的浮世草子趋于僵硬的脸谱化并走向衰落，分化成读本、草双纸、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各种类型的小说本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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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是取材于历史的长篇读物。泷泽马琴耗时二十八年创作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以长达一百零六卷的无与伦比的篇幅而著称。但是，该作品不但人物概念化，而且由于内容中充满机械地迎合封建道德“惩恶扬善”的意识形态而显得极不自然，它仅靠复杂的情节展开吸引读者，十分乏味。这种评价，也很适合于从红皮本、黑皮本、蓝皮本、黄皮本等一众幼稚画本中脱胎而出的草双纸，尤其是长篇多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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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双纸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更以插图而非文字吸引读者的配图小说。由一流浮世绘画家绘制的封面以及插图，是草双纸的巨大魅力所在，这一点与过去的画卷传统有关，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因此，阅读只有文字的活字印本完全不能体会草双纸的妙趣）（图54）。但是，草双纸的故事大多远离现实、荒诞不经，在插图中加入歌舞伎的舞台表演后，愈发显露丧失文艺作品自律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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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者相比，细腻描述花街柳巷中的嫖客与妓女对话的洒落本，虽然有些无趣，却忠实描绘了现实，因而十分自然。由式亭三马创作、从洒落本演变而来的滑稽本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生动再现了聚集在澡堂和理发店的市井男女老少的对话，令人置身于当时庶民社会的真实氛围中。同样以滑稽本著称的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游记》中，虽然加入了许多狂言创意中特有的编造成分，和《浮世澡堂》等相比缺乏写实性，但还是能从中读到江户商人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趣味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