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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于1857年（安政四年）创立“蕃书调所”（后改名为“开成所”），这是官方开设的研究、教授西方科学的机构，它作为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在日本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里研究、教授的诸多学科，都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军事目的。甚至一眼看来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画课程，也是为了学习作为军事科学基础的制图技术而开设的。将洋学的历史作用看作仅是服务于重新强化封建体制虽说有些片面，但也无法否认有这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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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即通过学习洋学，日本人极大开拓了观察世界的视野。工藤平助撰写《赤虾夷风说考》，提出开展与俄国贸易的方案，田沼意次按照这一意见开始开拓虾夷地；本多利明执笔《西域物语》一书，主张通过建造巨轮、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展开贸易交往使国家富强起来，正如从这些观点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封闭在狭小的日本死守锁国政策是多么愚蠢，而离开洋学拓展了世界认识这一背景，这种意识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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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来自欧美列强的压力出现之前，统治者们所做的就是贪睡在锁国的温床上，哪怕只是多一天也好。林子平撰写了《海国兵谈》一书，预言西方各国将要进入日本，对此敲响警钟，但他被冠以扰乱人心的罪名受到处罚，统治者要做的只是极力防止人民睁开眼睛认清世界形势。兰学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举办取名为“尚齿会”的聚会，交流知识。相当通晓西方社会的他们，批评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是错误的行为，华山执笔撰写《慎机论》、长英执笔撰写《梦物语》，各自陈述批评意见，结果他们都遭到了幕府的处罚。所谓“蛮社之狱”就是指的这一事件，可以说洋学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新思想而发出的萌芽，就这样被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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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西周赴荷兰留学，学习康德等德国哲学；加藤弘之在蕃书调所的藏书中觅得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引发了兴趣，他从中了解了议会政治的长处；福泽谕吉奔赴欧洲，发现西方万人平等，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等级制度，对此羡慕不已。上述的事例说明，人们开始放眼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不久的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江户时代的洋学，就社会现象以及人生观的领域而言，在日本人中间传播近代精神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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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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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社会革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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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哲学和社会思想领域研究的江户时代的洋学家们，在实践的行为原理上，依然只有支持封建伦理，这也是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采用洋学的统治阶级所期待的。“东方道德、西方艺术（技术之意）”这一佐久间象山的言论，可以说典型地指出了洋学的应用宗旨：站在封建伦理这一主体立场上，对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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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封建社会正在瓦解的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通过日本人的体验，也并非没有培养起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对幕藩体制的批判。因此，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思想，也必然会自发地产生革新思想。明治宪法下的统治者，为了强调“国体观念”是日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统统视为崇洋媚外的舶来观念加以排斥。但是，不能不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近代社会意识，在封建社会的瓦解期已经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中诞生了。与西方的古典式近代社会为母胎的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封建社会的忤逆子，即江户时代的革新思想，难免存在逻辑上不成熟、思想方法错误等弱点，但是，正因为有了自生的砧木，才使得嫁接明治以后的西方思想成为可能。因此，从观察日本近代思想发展前史的角度出发，应该说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所具备的意义绝不能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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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宝历二年）前后的时期，安藤昌益撰写了《自然真营道》（图63）、《统道真传》等著作，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便在那样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思想也堪比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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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思想体系的中心建立了一个破天荒的命题，即任何人都应该自己从事耕作劳动，通过生产谷物来维持生计，自己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依靠无偿掠夺他人生产的谷物来生活的人是盗贼。进而他又运用这一根本原理严厉批判了一切历史性、社会性现象。按照他的观点，自古以来人们靠自己劳动生存从而维持了“自然世”的社会，但是，后来出现了圣人，在他们宣扬虚伪的道德之后，便进入了由天子、将军、大名、商人等依靠掠夺他人粮食来生活的盗贼统治的“法世”时代。今天，世间存在的犯罪、作恶、战争等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不铲除盗贼之根，世间将充满罪恶、永无宁日。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让天下所有人建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回到人人耕田织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丰衣足食的“自然世”的社会，这才是终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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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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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全盘否定了阶级的对立、权力的控制、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彻底批判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而且，对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一个男性与多个女性交配是禽兽之道，一夫一妻昼耕夜交，在没有上下之分的平等结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生活资料和人的再生产，这才是人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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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封建社会的中心，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这一果敢的独创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呢？昌益思想中过于彻底的观点，在江户时代是断然不能公然发表的。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多少人读到，甚至他的存在本身也几乎不为后世所知，到了明治之后才终于被人发现，关于他的生平也有众多不甚明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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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益曾在八户开业行医，后来回到故乡秋田的仁井田（现大馆市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去世，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弟子的名字为人所知，仅此而已。他大概在东北地区亲眼看到落后农村的现实情况后，开始思考从事高尚的生产劳动却在穷凶极恶的掠夺下堕入生活最底层的农民贫困的原因时，终于发现了社会矛盾的本质，从而成功展开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昌益反思自古以来一切思想尽管并不支持却都不得不默认阶级统治和剥削这一事实时，才第一次从正面开始研究这个根本问题，确立了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其正确代言的哲学，可以说他在日本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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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远远高于时代水准的激进观点的昌益思想，只是一座孤立的高峰，并没有出现发展他思想的后继者。并且，以落后农村为背景展开思考的昌益，将消灭武士阶级的剥削和商业资本的侵蚀、回到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的原始状态视为理想，并没有预期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近代化。因此，他的哲学只能采取以回到古代“自然世”为目标的复古主义逻辑，而无法突破局限，正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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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来看，昌益伟大的哲学体系存在着最终未能摆脱被封建社会常识所束缚的一面。但是，试图正确理解历史发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陋见的思想在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开始显现—尽管尚未达到昌益彻底革新思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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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江户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中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和锁国政策下，不可能期待生产力的飞跃，树立将扩大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积极人生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上广泛通用的道德是克制消费，即节俭，这是重要的道德标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训诫：如果不能忍饥挨饿，不去努力培养哪怕发生火灾也绝不加快脚步的涵养，就无法成为有钱人。但是，不久也诞生了通过积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最高使命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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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贺源内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在业已固化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才能没有施展空间，他于1779年（安永八年）病死狱中。他曾说，别人见到身边的绵羊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而自己考虑的却是怎么让日本也能生产出毛织品，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智慧，为国家发明有用的工具。显然，他在为社会增添财富中找到了生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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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活跃于文化年间的海保青陵，其思想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体系。他在著作中论述道，表彰孝子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事情，与其做这些事，不如当有人从其他国家引进本国没有的植物来栽培，或者制造出巨轮向别国出口物产增加本国的财富，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奖励，这样做有意义得多。武士依靠掠夺农民坐享其成，造成了鄙视商业的后果。青陵批判这种陈腐的思维，他说大名不也是年年卖粮换钱用以支撑各种开支吗？如果不做生意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不是嘲笑做生意的时代，一边嘲笑做生意一边做生意的武士，他们等于在嘲笑自己。青陵表明了对流通经济、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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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源内还是青陵，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站在武士本位的立场上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包含昌益思想那样的深刻洞见，却强烈反映出在昌益那里缺乏的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超越了封建社会重农主义的正统思想，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革新思想的萌芽，他们理应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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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式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从事过重的劳动，只是在美化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非人性农民政策而已，它缺乏促使农业生产力进步从而提高农民地位的积极态度，对此，幕府末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详细研究了商品作物的栽培技术，思考如何才能让卷入货币经济而痛苦不堪的农民提高哪怕些微的生活质量。不同于元禄时代农学书的代表作《农业全书》主要研究谷物生产的技术，永常的农学书《广益国产考》中的研究甚至涉及了农村家庭工业的原料栽培，就是出于上述的目的。为了启蒙安于原始陈旧的技术、不愿引进新技术的保守农民，永常实证性地研究农具的种类，减少农民体力劳动的负担，在积极寻找增产的方法上狠下功夫，他的思想即便缺乏对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省察，也远比全盘肯定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试图仅依靠对体力劳动的强化和统治阶级的温情来复兴农村的二宫尊德的思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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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意义上的革新思想，也以某种形式包含在随着幕府接近末期而逐渐盛行的尊王论和攘夷论中。这些思想中，无疑完全不包含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社会的意图。甚至尊崇天皇与忠诚幕府都毫不对立地相互并存，水户学的尊王论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开始强调迄今为止被彻底无视的皇室的存在理由，这对幕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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