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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宝历九年），面向京都的贵族宣讲尊王论的竹内式部受到幕府的追究并流放，1767年（明和四年）常常为皇室的衰落哀叹的山县大弍，被以在军事学的课堂上谈论江户城、甲府城的进攻战术为由处以死刑，这些事件或许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随着幕府的政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尊王论开始作为倒幕运动的政治战术而发挥作用。甚至包括本居宣长在内，国学家们也采取了顺应现状的保守态度，即便在宣长门下，既有伴信友等仅继承宣长的实证性学术研究的人，也出现了如平田笃胤那样的人，他们进一步发展国学复古神道，阐述激烈的实践性论点，在动荡的幕府末期的社会中，广泛给予地方乡士以及豪农阶层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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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嘉永六年）以佩里来日为契机，在“黑船”所象征的欧美列强的近代军事力量压迫下，日本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同时，在难以抵抗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与欧美的贸易。在上述冲击下诞生的攘夷论，也具有朴素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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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暂且不提已被遗忘的久远的古代，除了蒙古袭来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例外，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的交往，几乎没有积累国际政治的经验。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时的宽容态度自然成了常态，除了禁止天主教，可以说从未出现过排斥外国思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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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黑船恐慌和贸易带来的物价飞涨所激起的憎恶感，前所未有地点燃了排斥外国的思想，与此同时，相对外国而言的“日本”这一国家观念第一次在日本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然而，封建社会的日本，国内分割成与无数独立国家毫无二致的藩，而且人们在等级制度中被严格区分开来，民族和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攘夷论者在朝这一方向靠拢时，他们必然会模模糊糊地考虑到通过扬弃封建式分裂来达成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尊王论者与这一目标结合时，则形成以天皇为君主的民族统一这一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1858年（安政五年）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吉田松阴等幕末尊王攘夷论者，他们的思想历经曲折开始逐渐摸索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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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论作为变革的能量发挥出巨大作用，更加重了它的历史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其思想内容未必找到了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在主要受到等级制度重压而心怀不满的下级武士支持下开展的尊王攘夷运动，很难指望它展现出未经扭曲的近代社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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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民众力量的幕末的所谓志士们，企图恢复天皇这一古老权威，其本身就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发展到试图阻止欧美列强发展的攘夷论，从一开始就只是不可能实现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空谈。变革的力量，鼓吹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却反而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这种结果上的矛盾，进而孕育了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命运相关的重大问题，总之，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近代日本诞生时的剧烈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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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将尊王攘夷视作幕府末期改革的唯一指导力量是不恰当的，那只是由所谓的志士们创立的明治政府通过历史教育等手段强调的一种解释而已，目的在于夸大其词地宣扬自己的业绩，同时美化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的历史系谱。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代还是存在着与历史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尽管表面上没有尊王攘夷那么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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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因为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反而相对受惠的商人，农民背负了封建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他们无法像商人那样轻松地讴歌太平，无法安于维持现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给武士贫困，这使得他们进一步增收年贡，让原本就苦不堪言的农民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加之自然灾害，给他们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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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分散在农村狭隘的社会圈中，没有建立阶级性组织的条件。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低水准的生活，在既缺乏知识又缺乏觉悟的农民中，无法诞生打破这一悲惨状况的革命性思想。虽然旨在反抗各种沉重压迫奋力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充其量每一次只是为一个当时的具体目标—如为了减免年贡等—而抗争，但是连续暴动的波涛，可以说在整体上为加速封建体制的解体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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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站在暴动最前沿而死于非命的牺牲者的名字，就像有名的佐仓宗五郎那样，被视为“义民”的榜样而传颂，到了幕府末期的动荡年代，被编入化缘谣（化缘的僧侣所表演的曲艺）演唱，或编成歌舞伎的剧目上演，发挥了激励大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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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并不止于暴动之类的激烈运动，各地农民通过诸如监督村吏、罢免行为不端的村吏、促使村里的开支负担合理化等对日常生活中村政的运营和改革，逐渐提高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他们发现农民贫困的原因来自武家财政的混乱，进而，他们甚至对统治者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种发挥高度政治意识的实例绝不仅是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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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农民觉醒的背景下，幕府末期的暴动中，开始出现了着眼社会体制根本性变革对“社会改良”抱有幻想的人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治前十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探究其历史条件，可以一直回溯到幕末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这或许已经很接近历史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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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没有如城市商人那样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但因此无视以农民为主体的珍贵文化传统的意义，则是不正确的。也许农民没有可用来消费的颓废艺术，但他们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发挥的斗争精神，不正是日本文化史上几乎唯一的民主主义运动遗产，是现代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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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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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文化的地域性以及社会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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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到，战国大名在全国各地撒网似的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其结果使得局限于京都一带的文化传播至全国。丰臣秀吉的统一使京都得以复兴，迎来了太平盛世，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京都一带的优越地位显然坚固而难以动摇。虽然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但随着镰仓以及其他东国文化的衰微，关东地区的文化氛围也变得更加淡薄。依靠商业城市—大阪的繁荣，江户时代前半期的文化以京都一带为中心展开。宗达、光悦、芭蕉、西鹤、近松，以及仁斋、仲基、契冲、春满等，只要浏览一下代表这一时代最高水准的文化功臣的出生地，便能发现他们不仅都出生于京都一带，而且除了移居江户的芭蕉之外，也都活跃在京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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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到了后半期，文化中心移至江户。既是仁斋的后辈，又与仁斋一争高下而另创古学流派的徂徕，以江户为根据地倡导古文辞学，1738年（元文三年）贺茂真渊移居江户，在东部地区宣扬国学，这些都是象征文化中心移至江户的现象。文化文政时代的艺术家，山东京传（洒落本、读本的作者）、马琴、三马、一九、柳亭种彦（著名的多卷本《偐紫田舍源氏》的作者）、春水、歌麿、北斋、广重以及南北、默阿弥等人基本上都出自江户，这一点与元禄时代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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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这一时期，江户语取代长久以来作为官方语保持了其权威的关西方言而一举夺得官方语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平家物语》中有一个笑话，使用关东方言的木曾义仲被京都的公家贵族嘲笑为乡巴佬。而《浮世澡堂》中的故事说，说江户话的女人和说关西话的女人发生口角，结果，前者用关东方言说的“走者、回家去者”是“走咯、回家咯”[65]的老式说法，被当成优雅的语言，于是她胜利归来。这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可以说象征数百年来文化落后的关东地区今天终于成为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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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中心移至江户，并不意味着文化从京都一带移到了江户。我们必须看到，这倒不如说是文化不再局限于京阪这一发达城市集中的地域而扩大至全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心而成为拥有日本最多人口大都市的江户，出现了文化繁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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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的“参勤交代[66]”以及商业往来所带来的国内交通的发展，使得全国的文化交流活跃了起来，通过俳谐师的旅行、民众参拜神社寺院等活动，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正如我在上面才谈到的那样，江户文化人才辈出，但是文化人并非都集中在江户。如安藤昌益那样与当时的思想界没有任何交流的孤独巨人，生活在八户以及秋田等偏远地区其实也不足为奇。同样，本居宣长在伊势的松坂设立门户，完成国学并教授给全国各地的弟子，这一事实也值得关注。其他如创立独自自然哲学的三浦梅园住在丰后杵筑，南画大家田能村竹田是丰后竹田村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幕府开设昌平黉以及蕃书调所等官学那样，诸藩也在“城下町”各自开办藩校，其中米泽藩的兴让馆、水户藩的弘道馆、名古屋藩的明伦堂、萨摩藩的造士馆等特别有名。各藩校中，都有颇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教官为学生上课，大大促进了学术理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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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以及藩的学校只是以统治阶级的武士为对象的教育机构，但是为庶民服务的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普及。高等教育机关的乡学（图64），大多是民间有识之士在藩的援助下设立并维护的，据记载只有两万石的小藩—伊势崎藩中有二十四所乡学，其中如嚮义堂等乡学的校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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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乡学的讲堂（冈山藩的闲谷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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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不用说的是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寺子屋的大量涌现。据传1722年（享保七年）前后仅江户市内就有八百多名寺子屋教师，调查显示，到幕府末期迄大约出现过一万五千多所私塾和寺子屋。在没有得到确认的地方上，全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两国有寺子屋的存在。由石田梅岩首先开创、后由手岛堵庵等人推广普及的旨在教化庶民的通俗讲座—“心学[67]”，也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开来，从陆奥到筑后的三十多国开设了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