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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江户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中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和锁国政策下，不可能期待生产力的飞跃，树立将扩大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积极人生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上广泛通用的道德是克制消费，即节俭，这是重要的道德标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训诫：如果不能忍饥挨饿，不去努力培养哪怕发生火灾也绝不加快脚步的涵养，就无法成为有钱人。但是，不久也诞生了通过积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最高使命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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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贺源内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在业已固化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才能没有施展空间，他于1779年（安永八年）病死狱中。他曾说，别人见到身边的绵羊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而自己考虑的却是怎么让日本也能生产出毛织品，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智慧，为国家发明有用的工具。显然，他在为社会增添财富中找到了生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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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活跃于文化年间的海保青陵，其思想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体系。他在著作中论述道，表彰孝子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事情，与其做这些事，不如当有人从其他国家引进本国没有的植物来栽培，或者制造出巨轮向别国出口物产增加本国的财富，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奖励，这样做有意义得多。武士依靠掠夺农民坐享其成，造成了鄙视商业的后果。青陵批判这种陈腐的思维，他说大名不也是年年卖粮换钱用以支撑各种开支吗？如果不做生意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不是嘲笑做生意的时代，一边嘲笑做生意一边做生意的武士，他们等于在嘲笑自己。青陵表明了对流通经济、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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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源内还是青陵，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站在武士本位的立场上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包含昌益思想那样的深刻洞见，却强烈反映出在昌益那里缺乏的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超越了封建社会重农主义的正统思想，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革新思想的萌芽，他们理应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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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式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从事过重的劳动，只是在美化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非人性农民政策而已，它缺乏促使农业生产力进步从而提高农民地位的积极态度，对此，幕府末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详细研究了商品作物的栽培技术，思考如何才能让卷入货币经济而痛苦不堪的农民提高哪怕些微的生活质量。不同于元禄时代农学书的代表作《农业全书》主要研究谷物生产的技术，永常的农学书《广益国产考》中的研究甚至涉及了农村家庭工业的原料栽培，就是出于上述的目的。为了启蒙安于原始陈旧的技术、不愿引进新技术的保守农民，永常实证性地研究农具的种类，减少农民体力劳动的负担，在积极寻找增产的方法上狠下功夫，他的思想即便缺乏对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省察，也远比全盘肯定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试图仅依靠对体力劳动的强化和统治阶级的温情来复兴农村的二宫尊德的思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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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意义上的革新思想，也以某种形式包含在随着幕府接近末期而逐渐盛行的尊王论和攘夷论中。这些思想中，无疑完全不包含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社会的意图。甚至尊崇天皇与忠诚幕府都毫不对立地相互并存，水户学的尊王论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开始强调迄今为止被彻底无视的皇室的存在理由，这对幕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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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宝历九年），面向京都的贵族宣讲尊王论的竹内式部受到幕府的追究并流放，1767年（明和四年）常常为皇室的衰落哀叹的山县大弍，被以在军事学的课堂上谈论江户城、甲府城的进攻战术为由处以死刑，这些事件或许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随着幕府的政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尊王论开始作为倒幕运动的政治战术而发挥作用。甚至包括本居宣长在内，国学家们也采取了顺应现状的保守态度，即便在宣长门下，既有伴信友等仅继承宣长的实证性学术研究的人，也出现了如平田笃胤那样的人，他们进一步发展国学复古神道，阐述激烈的实践性论点，在动荡的幕府末期的社会中，广泛给予地方乡士以及豪农阶层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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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嘉永六年）以佩里来日为契机，在“黑船”所象征的欧美列强的近代军事力量压迫下，日本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同时，在难以抵抗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与欧美的贸易。在上述冲击下诞生的攘夷论，也具有朴素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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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暂且不提已被遗忘的久远的古代，除了蒙古袭来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例外，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的交往，几乎没有积累国际政治的经验。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时的宽容态度自然成了常态，除了禁止天主教，可以说从未出现过排斥外国思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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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黑船恐慌和贸易带来的物价飞涨所激起的憎恶感，前所未有地点燃了排斥外国的思想，与此同时，相对外国而言的“日本”这一国家观念第一次在日本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然而，封建社会的日本，国内分割成与无数独立国家毫无二致的藩，而且人们在等级制度中被严格区分开来，民族和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攘夷论者在朝这一方向靠拢时，他们必然会模模糊糊地考虑到通过扬弃封建式分裂来达成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尊王论者与这一目标结合时，则形成以天皇为君主的民族统一这一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1858年（安政五年）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吉田松阴等幕末尊王攘夷论者，他们的思想历经曲折开始逐渐摸索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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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论作为变革的能量发挥出巨大作用，更加重了它的历史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其思想内容未必找到了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在主要受到等级制度重压而心怀不满的下级武士支持下开展的尊王攘夷运动，很难指望它展现出未经扭曲的近代社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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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民众力量的幕末的所谓志士们，企图恢复天皇这一古老权威，其本身就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发展到试图阻止欧美列强发展的攘夷论，从一开始就只是不可能实现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空谈。变革的力量，鼓吹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却反而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这种结果上的矛盾，进而孕育了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命运相关的重大问题，总之，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近代日本诞生时的剧烈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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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将尊王攘夷视作幕府末期改革的唯一指导力量是不恰当的，那只是由所谓的志士们创立的明治政府通过历史教育等手段强调的一种解释而已，目的在于夸大其词地宣扬自己的业绩，同时美化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的历史系谱。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代还是存在着与历史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尽管表面上没有尊王攘夷那么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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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因为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反而相对受惠的商人，农民背负了封建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他们无法像商人那样轻松地讴歌太平，无法安于维持现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给武士贫困，这使得他们进一步增收年贡，让原本就苦不堪言的农民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加之自然灾害，给他们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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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分散在农村狭隘的社会圈中，没有建立阶级性组织的条件。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低水准的生活，在既缺乏知识又缺乏觉悟的农民中，无法诞生打破这一悲惨状况的革命性思想。虽然旨在反抗各种沉重压迫奋力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充其量每一次只是为一个当时的具体目标—如为了减免年贡等—而抗争，但是连续暴动的波涛，可以说在整体上为加速封建体制的解体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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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站在暴动最前沿而死于非命的牺牲者的名字，就像有名的佐仓宗五郎那样，被视为“义民”的榜样而传颂，到了幕府末期的动荡年代，被编入化缘谣（化缘的僧侣所表演的曲艺）演唱，或编成歌舞伎的剧目上演，发挥了激励大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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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并不止于暴动之类的激烈运动，各地农民通过诸如监督村吏、罢免行为不端的村吏、促使村里的开支负担合理化等对日常生活中村政的运营和改革，逐渐提高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他们发现农民贫困的原因来自武家财政的混乱，进而，他们甚至对统治者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种发挥高度政治意识的实例绝不仅是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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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农民觉醒的背景下，幕府末期的暴动中，开始出现了着眼社会体制根本性变革对“社会改良”抱有幻想的人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治前十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探究其历史条件，可以一直回溯到幕末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这或许已经很接近历史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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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没有如城市商人那样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但因此无视以农民为主体的珍贵文化传统的意义，则是不正确的。也许农民没有可用来消费的颓废艺术，但他们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发挥的斗争精神，不正是日本文化史上几乎唯一的民主主义运动遗产，是现代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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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文化的地域性以及社会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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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到，战国大名在全国各地撒网似的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其结果使得局限于京都一带的文化传播至全国。丰臣秀吉的统一使京都得以复兴，迎来了太平盛世，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京都一带的优越地位显然坚固而难以动摇。虽然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但随着镰仓以及其他东国文化的衰微，关东地区的文化氛围也变得更加淡薄。依靠商业城市—大阪的繁荣，江户时代前半期的文化以京都一带为中心展开。宗达、光悦、芭蕉、西鹤、近松，以及仁斋、仲基、契冲、春满等，只要浏览一下代表这一时代最高水准的文化功臣的出生地，便能发现他们不仅都出生于京都一带，而且除了移居江户的芭蕉之外，也都活跃在京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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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到了后半期，文化中心移至江户。既是仁斋的后辈，又与仁斋一争高下而另创古学流派的徂徕，以江户为根据地倡导古文辞学，1738年（元文三年）贺茂真渊移居江户，在东部地区宣扬国学，这些都是象征文化中心移至江户的现象。文化文政时代的艺术家，山东京传（洒落本、读本的作者）、马琴、三马、一九、柳亭种彦（著名的多卷本《偐紫田舍源氏》的作者）、春水、歌麿、北斋、广重以及南北、默阿弥等人基本上都出自江户，这一点与元禄时代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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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这一时期，江户语取代长久以来作为官方语保持了其权威的关西方言而一举夺得官方语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平家物语》中有一个笑话，使用关东方言的木曾义仲被京都的公家贵族嘲笑为乡巴佬。而《浮世澡堂》中的故事说，说江户话的女人和说关西话的女人发生口角，结果，前者用关东方言说的“走者、回家去者”是“走咯、回家咯”[65]的老式说法，被当成优雅的语言，于是她胜利归来。这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可以说象征数百年来文化落后的关东地区今天终于成为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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