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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中心移至江户，并不意味着文化从京都一带移到了江户。我们必须看到，这倒不如说是文化不再局限于京阪这一发达城市集中的地域而扩大至全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心而成为拥有日本最多人口大都市的江户，出现了文化繁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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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的“参勤交代[66]”以及商业往来所带来的国内交通的发展，使得全国的文化交流活跃了起来，通过俳谐师的旅行、民众参拜神社寺院等活动，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正如我在上面才谈到的那样，江户文化人才辈出，但是文化人并非都集中在江户。如安藤昌益那样与当时的思想界没有任何交流的孤独巨人，生活在八户以及秋田等偏远地区其实也不足为奇。同样，本居宣长在伊势的松坂设立门户，完成国学并教授给全国各地的弟子，这一事实也值得关注。其他如创立独自自然哲学的三浦梅园住在丰后杵筑，南画大家田能村竹田是丰后竹田村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幕府开设昌平黉以及蕃书调所等官学那样，诸藩也在“城下町”各自开办藩校，其中米泽藩的兴让馆、水户藩的弘道馆、名古屋藩的明伦堂、萨摩藩的造士馆等特别有名。各藩校中，都有颇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教官为学生上课，大大促进了学术理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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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以及藩的学校只是以统治阶级的武士为对象的教育机构，但是为庶民服务的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普及。高等教育机关的乡学（图64），大多是民间有识之士在藩的援助下设立并维护的，据记载只有两万石的小藩—伊势崎藩中有二十四所乡学，其中如嚮义堂等乡学的校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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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乡学的讲堂（冈山藩的闲谷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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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不用说的是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寺子屋的大量涌现。据传1722年（享保七年）前后仅江户市内就有八百多名寺子屋教师，调查显示，到幕府末期迄大约出现过一万五千多所私塾和寺子屋。在没有得到确认的地方上，全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两国有寺子屋的存在。由石田梅岩首先开创、后由手岛堵庵等人推广普及的旨在教化庶民的通俗讲座—“心学[67]”，也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开来，从陆奥到筑后的三十多国开设了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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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当然也在忙于家业的同时开始追求学术理论和艺术修养，城市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也不足为奇。也因为如此，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文化差异，这一点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即便我们能够看到农业生产力进步的痕迹，但是技术上的改良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是偏重于对收割之后作业的合理化，如发明铁制的木齿耙（图65）以及筛车等。无论是播种还是除草，持续着自古以来的原始方法，因此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生产劳动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艰苦的，在残酷的掠夺下，农民生活无法全面富裕起来，农村缺乏接受高水准文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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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木齿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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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相比，无论是播种、收割、铺屋顶等生产劳动，还是婚礼、葬礼等红白事，农村中部落共同体的连带意识极为强烈，农民甚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劳动、自由休息，根本无法使得以个人创意和修养积累为基础的高级文化在那里生根发芽。在狭小的部落中反复从事原始劳动的农民，难以形成宽阔的视野和对未来的展望，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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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最大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创造学术理论、艺术、思想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在于他们承担着作为一切文化物质基础的农业生产，以及从与生活直接关联的拼死反抗中自然培养起的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这是历史的条件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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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是在农村，能成为文化代表者的条件因不同的阶级而截然不同。既能积累财富又免于体力劳动消耗的富豪地主阶层，随着文化从中央城市普及到全国，他们成为强大的文化代表者。平田派国学进入农村，称得上文化渗透到农村富豪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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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本居宣长的门人所分布的阶层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到以下统计数据：商人一百六十六人、农民一百一十四人、神官六十九人、武士六十八人、医生二十三人、女性二十二人、其他两人。这些数据，实际上清楚证明了国学是庶民的学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商人占了第一位。这可能是因为重情而又保守的宣长的思想和学问十分符合商人的特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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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平田笃胤的门人，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神官和地主阶层占了压倒性的多数。笃胤门下出了很多如下总的富豪宫负定雄那种人，他们列举村吏的职责，详细论述农村的生活规范，研究农业技术。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草莽国学”，成为幕府末期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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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直接将文化的地域性、阶级性普及与文化实质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全国普及的“心学”，还是渗透到农村富豪阶层中的“草莽国学”，都是为了解决封建社会激化的矛盾、让民众顺应统治体制的思想善导运动，在这一点上，与贫农大众从文化的不毛之地起步，本能地沿着历史进步轨迹前进的直接行动相比，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大概还要打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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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广泛普及的文化在内容上虽说并不具备很高的价值，但无论如何，过去被少数特权阶层独占的学问和艺术，开始变得能够为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享受，仅就这一点而言，也必须看到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我们不能无视，明治以后的近代文化，虽然难以避免地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以国民为基础而发展的历史前提，已经在这个时代逐步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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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相比，农村固然是文化的落后地带，但农村也有以农村生活为基础的文化，就像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它与屡屡陷入颓废的城市文化相比，实质上有着更为健康的长处。如农民的住宅，有着与商人兼作店铺的住宅不同的建筑特色（图66）。进入二十世纪后，因柳宗悦强调了其特色而备受关注的民间工艺品中，固然有城市中的泥绘、大津绘等作品，但在纺织品、染制品、蓑衣（图67）、陶制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使用的杂品中，有大量农村制作的物品，它们与所谓的高级工艺品迥异，渗透着丰富的人性美。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应该是近世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当人们不再将艺术限定为是远离大众生活的高级产物，而将实际生活用品也包含其中并力图从中发现美时，日本的传统才在进入近代以后，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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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农民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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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农民制作的蓑衣（引自《柳宗悦选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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