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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是在农村，能成为文化代表者的条件因不同的阶级而截然不同。既能积累财富又免于体力劳动消耗的富豪地主阶层，随着文化从中央城市普及到全国，他们成为强大的文化代表者。平田派国学进入农村，称得上文化渗透到农村富豪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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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本居宣长的门人所分布的阶层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到以下统计数据：商人一百六十六人、农民一百一十四人、神官六十九人、武士六十八人、医生二十三人、女性二十二人、其他两人。这些数据，实际上清楚证明了国学是庶民的学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商人占了第一位。这可能是因为重情而又保守的宣长的思想和学问十分符合商人的特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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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平田笃胤的门人，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神官和地主阶层占了压倒性的多数。笃胤门下出了很多如下总的富豪宫负定雄那种人，他们列举村吏的职责，详细论述农村的生活规范，研究农业技术。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草莽国学”，成为幕府末期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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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直接将文化的地域性、阶级性普及与文化实质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全国普及的“心学”，还是渗透到农村富豪阶层中的“草莽国学”，都是为了解决封建社会激化的矛盾、让民众顺应统治体制的思想善导运动，在这一点上，与贫农大众从文化的不毛之地起步，本能地沿着历史进步轨迹前进的直接行动相比，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大概还要打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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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广泛普及的文化在内容上虽说并不具备很高的价值，但无论如何，过去被少数特权阶层独占的学问和艺术，开始变得能够为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享受，仅就这一点而言，也必须看到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我们不能无视，明治以后的近代文化，虽然难以避免地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以国民为基础而发展的历史前提，已经在这个时代逐步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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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相比，农村固然是文化的落后地带，但农村也有以农村生活为基础的文化，就像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它与屡屡陷入颓废的城市文化相比，实质上有着更为健康的长处。如农民的住宅，有着与商人兼作店铺的住宅不同的建筑特色（图66）。进入二十世纪后，因柳宗悦强调了其特色而备受关注的民间工艺品中，固然有城市中的泥绘、大津绘等作品，但在纺织品、染制品、蓑衣（图67）、陶制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使用的杂品中，有大量农村制作的物品，它们与所谓的高级工艺品迥异，渗透着丰富的人性美。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应该是近世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当人们不再将艺术限定为是远离大众生活的高级产物，而将实际生活用品也包含其中并力图从中发现美时，日本的传统才在进入近代以后，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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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农民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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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农民制作的蓑衣（引自《柳宗悦选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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