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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那么它的顶端就是得到“上天”授权的皇帝即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授权取决于德行而不是像早期日本那样取决于神圣的血统。如果皇帝德行有失，那么废黜他就不会冒犯上天。他要成为百姓的典范，要引领、教导他们。因此，中国才会有大规模的家庭繁衍，百姓的主要职责是孝敬父母，君王的主要职责是敬奉上天这个至高无上的父母，同时祭拜宗庙。儒学关于国家的理念是基于儒家的道德规范，或者至少是与之一致的。而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基于人本善的假定。一个人生来就是向善的，所以要让他走上正途、远离恶行，只需要给他引导和榜样而不需要命令和惩戒，因为恶行源于无知。君主必须成为他的子民的榜样，就像父母必须成为子女的榜样一样，但是高高在上的地位令他无法亲自教导他的子民，所以才会有睿智的臣子辅佐他，确保他的洞见传遍整个国家。这些臣子是君子，是贤明的利他主义者，致力于共同善。他们的任职条件是有学问，有冷静、客观的判断。君子必须奉行中庸之道，不能因为赞同或反感、热忱或失望就有所转变。《中庸》和《大学》《论语》以及《孟子》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长期以来它们对中国都有极深的影响。君主有德行，他的臣子有智慧，那么普通百姓只需明白并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可。既然他们不能理解圣人抽象的道义，也无法自行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所以上位者就必须通过具体的、有建设性的准则来教导他们，而《礼记》收录的就是准则。良善的子民会经常、充分地履行例行的义务，他们没有道德准则可循但有行为规范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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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前文概述的这些政治和道德理念在当时有可能迎合了日本的改革者。这些理念看似稍加改动就会适应日本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日本也是一个家长制社会，由神祇授权的君主统治，底下有顺从的百姓支持。的确，就便宜度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模式可与中国的模式相媲美。在中国的体系中，有关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明确的规范、分类和名称，所以日本只需要原样照搬，然后再稍加编辑，强制实施即可。但是儒学体系所构想的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其中任何的变动都是不受欢迎的。一旦确立，就必须一直保持下去。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体系可能适用，因为在几个世纪里他们已经让它迎合了自己的需求。但是，显然对日本人而言这个体系无法长久。无论是从传统还是从性情看，日本人都不适合这种保守主义。我们要记得，这个时期日本人还是一个处于快速发展早期阶段的年轻族群，所以他们未必能消化所借用的体系，所借用的可能是外在的形式而非内在的含义。所以，大化改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历史就是本土习惯与外来规范的冲突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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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仅是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可能还不足以让日本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还有其他更有力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首先就是文字的引入，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这为日本打开了新的思想世界的大门；其次是佛教的逐渐传播，而佛教的传播在未来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重要变化，丰富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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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追溯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开端。当然，佛教起初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满足人们单纯的对物质利益的渴望，诵经和佛事仪式被看作施咒仪式而不是精神修行。所以，早期日本人似乎认为佛经和佛像与本土的仪式和符号相近，但有魔法且法力更强。奈良时代之前日本人知道《莲华经》《金刚经》，以及很多其他佛经，不过他们只是把这些佛经当作保健康长寿、驱邪避灾的良方来背诵，并不理解其内容。文献中记载了6世纪的几个事例，当时朝廷命令法师诵经，祈求天皇病愈，或者在干旱的时候祈求降雨。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就认识到了佛教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在发觉本土宗教除了粗糙的道德和哲学观念外一无所有之后；除了起初的吸引力即物质祈愿和敬畏之外，日本人很快在佛教中找到了强烈的自然情感共鸣。家庭情感是有感染力的，这种家庭情感因中国的孝道而得到强化，不过日本人舍弃了孝道中很多枯燥乏味的形式。日本第一批打造的佛像当中有很多被当作子女的谢礼，送给过世的或在世的父母。因此，公元654年打造的一尊佛祖像、658年的一尊阿弥陀佛像和690年的观音菩萨像上都有铭文，表明它们都是子女替父母准备的谢礼。690年的一尊佛祖像的光环上写着一段话：“我们祈愿父母双亲能够因为这个善行（即打造一个佛祖像的善行）得到福报，今世快活，来世无须经过三界，不受八重地狱的折磨，在极乐世界能够重生，面见佛祖，聆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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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不同于本土信仰的外来概念已经得到普及。德行与福报、来世、重生、极乐世界都是佛教概念，虽然不够具体，但比神道教早期著作中那些极为含糊的概念出现得早很多，不过这些极为含糊的概念可能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中国孝道与宗教情感的融合可能是那个时期的日本所独有的，当时的日本饱含热情地致力于消化来自四方的新思想，但对它们没有完全理解。比如，在7世纪早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道教的痕迹，不过当时对道教的理解却不大准确，时人主要是被它所谓的“魔力”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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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早期与来世有关的认知的消失，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相信一个已过世的人会在坟墓中过着较为惨淡的生活，不相信他们会依旧需要食物、武器、饰品、仆人，墓葬习俗随之消失，公元700年火葬取而代之。这个时期，为了纪念过世之人，或者为了确保他们来世安好，人们建造了很多庙和寺，并在里面摆满了佛像和其他圣物。这些寺庙及其中的珍宝展现了奈良时代及之前几十年日本文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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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新宗教认识的增加，日本僧侣和法师也从研习一般的佛理过渡到进一步研究更深奥的佛教教义，于是出现了某些佛教宗派，到奈良时代末期日本佛教已经形成六大宗派。这些宗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解经学的发展。中国有着学术研究的悠久传统，并且和印度有更近距离的接触，自然对佛经也有更严谨的探究，而这种严谨的探究日本是不会有的。不过尽管日本人拜服于伟大的中国法师和苦行僧，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自尊，也希望能尽早地实现自立。所以，我们会看到圣德太子写在标准的中国佛教注解上的批注，比如“我的理解与之略有差异”或“这种观点已不再适用”。一本《莲华经》的注解首页写着：“这是大和国皇太子所著，不是外来书籍。”据说这本注解是圣德太子亲笔所著，现在由皇室珍藏。似乎大陆也十分看重圣德太子的学问，因为后来日本的僧侣在中国研习时发现了他的一本注解，其中有一位中国学者的批注，该注解也为一座大的佛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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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一个族群，日本人在学问和传统上是无法与中国人相比的，可以说整个奈良时代他们没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什么原创性的贡献。奈良时代的六大宗派是从大陆的众多派别发展而来，它们体现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佛教教义，而是对同一教义的不同理解。从时间上看，第一个宗派是三论宗（Sanron sect），是625年一个曾被高句丽王派往唐朝留学的朝鲜僧侣慧灌[又称惠观（Hye-Kwan或Ei-Kwan）]引入日本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教导在单纯的佛教圈以外传播到什么程度，但是他的一位门徒、一个久居日本的中国人于645年成名，官至僧正，相当于基督教会中的主教，领导着一个重要的在元兴寺（Gangōji）建立的僧团。因此，概括地说，在奈良时代前期，日本佛教哲学理论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三论宗的佛法。作为一个族群，日本人在那个时期不是十分热衷于阐释或者审慎地研究外来的哲学思想。长期以来，他们总是更热衷于佛教的组织形式和仪式，而非其深奥的哲思；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带着敬畏去研究日本新出现的每一个佛教宗派，而且不管是否能够接受这一宗派的传统；他们总是认真地加以保存，所以日本现存的可以用来研究佛教教义发展的材料要比其他国家多。三论宗及日本其他早期宗派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们体现了日本人在理解佛教信仰的基础即佛教的哲学体系上所做的首次尝试；并且，因为本土宗教虽不是完全没有但还是缺少足够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元素，所以它们体现了日本人在认真探索宇宙本质方面的首次尝试，体现了他们对本体论的初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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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对《莲华经》注解的卷首语，据说是他亲笔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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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宗的教义体现在“三论”中，其中最有名的是《中论》（Chūron），《中论》是著名的龙树（Nagarjuna）所著论典的汉文译本。龙树关于表象与真相之间关系的论述给人以启迪，进而出现了很多大乘佛教论典。《中论》于409年被译介到中国，是由一位机智的、主张极端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学者翻译的，他坚持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无法单独存在的，任一现象都是相对于另一种现象的存在。当时的日本学生肯定很难理解这种对绝对者的本质的认知；不过三论宗一直存在，直至奈良时代它的影响力才开始衰退，而这无疑是因为它作为日本同类哲学宗派第一宗的威望。三论宗形成之后不久，成实宗（Jōjitsu sect）从百济传入日本。在奈良时代人们似乎可以不受限制地研习成实宗的佛法，但是它很快就并入了三论宗，并且除了正仓院文书中有几处提及外，目前成实宗作为独立宗派存在的痕迹少之又少。接下来出现在日本的宗派是法相宗（Hossō sect），又名唯识派（Yuishiki sect），是名叫道昭（Dōshō）的留学僧于650年传入日本的。法相宗的论典是一部被称为《成唯识论》的著作，其中包括对世亲菩萨所著的一部简短的、诗一般的唯心主义哲学论典的多家注释的理解。《成唯识论》是中国著名的僧人和朝圣者玄奘于648年翻译的，他的弟子们对《成唯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成唯识论》提出这样一个教义，即唯有“识”是真相，“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唯识”既是佛教宗派的名称又是该宗派的理论基础。因为对梵文佛经的准确翻译，玄奘开启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纪元。在中国，他的佛法是最新、最完整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佛法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道昭的弟子在他过世后继续宣讲法相宗的信条，他的几位弟子获得了很高的僧职，那个时候僧职是朝廷赐予的。值得提及的是，道昭之后法相宗的第一代接班人被朝廷派去中国学习，但这些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新罗人。不过，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名的日本僧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当时文献的显要位置，其中最著名的是行基（Gyōgi）法师，我们稍后还会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他生于670年，逝于749年，修行到最后成为法相宗的祖师。奈良时代法相宗取代了前面提到的两个宗派，带头研究佛学。法相宗不仅掌管着本寺，比如元兴寺和崇福寺（Kōfukuji），也至少在佛法上影响着其他宗派的佛寺，比如东大寺、药师寺（Yakushiji）和西大寺（Saidaiji）。东大寺、药师寺和西大寺不仅富裕、有影响力，而且与皇室有密切往来，还和其他宗派有联系。法隆寺（Hōryūji）起初信奉的也是三论佛法，但是很快成为法相宗的研习中心，现在也是法相宗的本寺，不过在此修行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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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俱舍宗（Kusha sect）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不确定它是否曾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日本存在。[4]在法相宗的教义第一次引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在研习俱舍宗的佛法。俱舍宗的佛法基于世亲菩萨在改信“唯识”论之前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论典《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宗之名就取自这一典籍（在日语中，俱舍的读音由“kosa”变成了“Kusha”），并且日本和中国的各佛教宗派都认为这一典籍是对早期佛教宗派形而上学思想的权威阐释，尽管这些宗派认为个别的表象是幻象，但是并没有否认他们所称的“达摩”的真实性，达摩是存在的终极真理。换言之，俱舍宗代表的是小乘佛教的一种实在论的哲学，而法相宗代表的是大乘佛教的一种观念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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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前文描述的宗派在日本形成的先后顺序不是按照它们在印度出现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日本人与不同的中国宗派的接触中了解到的教义的先后顺序，玄奘研究并翻译佛经促进了佛学研究，而佛学研究又直接促成了这些宗派的形成。这些宗派的共同点是都想理解宇宙的本质，因为只有通过摆脱感官错觉的认知，透过感官错觉看到其超验的真相，才可以获得救赎。这些宗派的差别在于它们解决“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难题的方式不同。这些宗派的方式，不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神秘主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这些宗派的教义在本质上不是彼此对立的。它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学术上，而且只是宗派创始人之间的分歧。对普通信徒来说，这些宗派在教义或仪式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其中一个宗派会谴责另一派为异端。一个佛寺中常常有僧侣研习、阐释多个宗派的教义。[5]或许我们把它们称作哲学学派会更好一些，把它们的理论当作一种更深奥的学问的入门来研究。因此，根据日本一个古老的说法，一个初入佛门的人为了预备自己，需要先花三年学习唯识宗的教义，然后再花八年学习俱舍宗的教义。这一特点值得强调，日本历史表明，尽管日本在稍后一个时期爆发了激烈的宗教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族群，日本人并没有因为宗教争论而产生憎恶。我们无须深究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有些迟钝，不过似乎可以确认的是，他们通常对超验的问题没有浓厚的兴趣，也不会为超验问题所扰。整体上看，他们的才能都是与经验有关的，都是实用的，他们没有炽热的情感，只有浪漫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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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个宗派与前文提到的宗派不同，我们在前文已经概述了这些宗派的教义，不同之处在于它独特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义，这个宗派就是律宗。对律宗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批日本僧尼被派到朝鲜学习佛寺“戒律”，但是直到7世纪末律宗才开始在日本确立。“律”在日语中读作“Ritsu”，在汉语中读作“lǜ”，用来表示梵文中的“戒律”（vinaya）一词。律宗并不是很关注教义问题，反而尤为关注戒律和规范的传持。事实上，律宗各个分支的出现是因为反对其他宗派的形而上学的微妙洞见，反对僧侣中泛滥的放纵行为。因此，它特别重视受戒仪式并且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受戒的僧侣才有资格传戒。一个志愿出家的人或刚出家的人必须接受受戒之人对自己品格和信仰的询问；此外，受戒仪式必须在一个特殊的、日语中称为“Kaidan”、梵语中称为“sima”的戒坛上举行。这套体系在日本的充分发展得益于中国一位名叫鉴真的僧侣，他受日本僧侣之邀，在日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戒坛。虽然可能和我们的主题无关，但是他东渡时的情形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佛教徒的热忱和传教热情。733年，两位日本僧侣到中国劝说鉴真去日本。鉴真答应尽快启程，但是直到742年才得以成行。启程当年他被海盗拦截，船也被夺走。他又尝试了三次，两次因风暴而未成行，第四次因为中国官员的阻拦而未成行，他们禁止这样一位睿智的、知识渊博之人离开本国。第五次尝试的时候，他的船只失事了，一位日本籍的弟子溺亡，其他几位弟子也因受寒而亡。但是他坚持不懈，终于在753年第六次尝试的时候在九州上了岸。第二年他到达奈良，带来很多书籍和佛像，被安排住在东大寺。在那里，他见到了吉备真备，后者给他带来了天皇的一则口谕，授权他一人主持受戒仪式。东大寺戒坛设立以后，以皇太后为首，约有400人受戒，此外又有40人因为之前的受戒仪式不合规，重新受戒。这种依照固定的规矩、通过天皇指定的仪式、在天皇指定的地方建立的机构与秩序相当于建立一个国教，因此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日本戒坛的数量被限制在三个，一个在奈良，另一个在日本西部，还有一个在日本东部。任何一个宗派的僧侣或法师必须在这三个戒坛中的一个立誓遵守“戒”和“律”，才能受戒。9世纪早期之前奈良的僧职成功阻止了所有建立新的戒坛的尝试。鉴真留在日本，直至763年去世，享年77岁。去世前几年，鉴真生活在唐招提寺（Tōshōdaiji），日本一个主要的戒坛就建在这里。鉴真的17位弟子作为唐招提寺及其他佛寺的住持定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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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时代还有一个宗派，就是华严宗。《华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典，也可以说是佛经和注解的合集，于736年从中国传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对《华严经》的经文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几年后一位新罗的法师在奈良连续讲经三年，阐释《华严经》的经文，大多数奈良的法师聆听了他的阐释。作为一个哲学学派，华严宗比不上其他宗派，但是它在佛教仪式的发展上胜过它们，部分是因为华严宗的教义生动形象，这些特征吸引了天皇并且方便天皇理解。简言之，华严宗的教义是对《华严经》和《梵网经》的演绎。在华严宗的教义中，释迦佛（日语为“Shaka”）是至高的、普世的、无处不在的卢舍那佛（日语为“Roshana”）的化身。因此，华严宗的信徒信奉的对象是卢舍那佛，佛经中把卢舍那佛描绘成一位端坐在一朵有1000片花瓣的莲花上的佛。每片花瓣代表一个宇宙，每个宇宙都由无限多重世界组成。每片花瓣上都有一个释迦佛，释迦佛是卢舍那佛的化身；而每一重世界都有一位佛陀，佛陀是释迦佛的化身。朝廷或者僧职似乎看到了佛教等级和国家等级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卢舍那佛类似于天皇，大的释迦佛类似于高阶官员，而小的佛陀则类似于百姓。至于这种通过宗教来加强统治的尝试有多少刻意而为的成分，我们也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朝廷尤为关注对卢舍那佛的崇拜。圣武天皇（Emperor Shōmu）于749年宣布《华严经》为正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稍后会详述）他建造了日本最大的崇拜卢舍那佛的东大寺，又称大华严寺（Dai-Kego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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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朝廷对华严宗的特别青睐以及圣武天皇的敬虔行为之外，政府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整体上也很密切。从7世纪开始，各个佛寺每年都会为佛祖举行庆生仪式，还会举行亡灵追祭会即盂兰盆会（Avalambana），届时朝廷会赐给僧侣和佛教徒斋饭。不久之后皇宫也开始庆祝这些节日，还会在特殊场合举行佛教仪式；到奈良时代末期，佛教仪式已经成为朝廷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佛教确立为国教的进一步举措是政府下令建立国分寺（koku-bun-ji）。早在684年国司就接到命令，要在自己的官邸设立佛堂，到741年天皇颁布法令要求各地方建造一座佛寺和一座七层的佛塔。随后天皇命人抄写当时流传甚广的经文章节，分发给这些国分寺，天皇本人也以金字抄写佛经并供奉在各佛塔中。作为佛寺的一部分，每座佛寺都有20位僧侣和10位尼姑。每座佛寺的封地可容纳50户人家，有60亩稻田。这些僧尼的职责是在固定的日子公开诵读《最胜王经》（Saishō-ō-gyū）[6]经文，并且定期祝祷，每月斋戒六日。那个时候佛教信徒是不可以打猎、捕鱼的。当时以点读（tendoku）的方式诵经，主要念诵一卷经文的开头和末尾，中间的部分快速翻过。点读与背诵整卷佛经的宗教价值是一样的。僧尼的祝祷既包括公开的忏悔，又包括远离灾害和疾病的祈祷。事实上官方鼓励信奉佛教的直接出发点是远离疾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瘟疫和天花猖獗，朝廷惊慌失措。不过在地方建立国分寺的实践是有先例的，隋朝和唐朝的皇帝就都曾下令在地方建立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方普及宗教信仰是有确切的政策依据的，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赋予君主以新的、强大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奈良的东大寺和国分寺之间有重要的关系。如果说佛教是国教，那东大寺就是佛教的总部，各个国分寺则是它位于地方行政中心的分部。这种关系源自东大寺建造与发展的背景。其背景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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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年，圣武天皇（或许是受了刺激，因为当时盛行的天花传到了奈良，夺去了几位贵族的性命）计划建造一尊大的卢舍那佛像，但是因为日本西部的叛乱以及其他阻碍，晚些年才动工，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启动于744年的大佛工程中止。最后日本于747年开始在奈良建造一尊新佛像，在一位朝鲜血统的匠人的监督下，这尊佛像在历经几次失败之后于749年完工。同时，用来盛放这尊佛像的大殿也于747年开工。这座大殿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以及巨大的、修有多个宏伟大门的围墙，前后修建了近几十年。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在规模和辉煌程度上日本没有可与之比肩的。大殿长284英尺，宽166英尺，高152英尺，宏伟壮观。12世纪，在旧址的基础上建造了现存的建筑，现有的建筑规模只有原建筑的2/3，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顶式木建筑。殿中供奉的大佛，虽然作为艺术品微不足道[7]，却展现了日本在那个时代付出的惊人的财力和劳力。从技术上讲，大佛的铸造也是一个数得上的成就。这座盘坐的大佛高53英尺，由价值约100万英镑的金属—铜、锡、铅—铸造而成。肩以下的部位由约40个单独的部件组成，各部件冷却之后再一点点地放到铸模上，然后将脖子和头置于其上，最后浇铸约12英尺高的佛像外壳。修饰这尊佛像需要水银和大量黄金。因为日本黄金稀少，所以建造者担心黄金不够用。幸运的是东北的一位地方统治者于749年及时在自己的辖地内发现了一座金矿，并往都城运送了几百磅的黄金。这件事非常重要，举国同庆。天皇派信使到全国各个佛寺报喜讯，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一部名为《续日本纪》的官编史书记录了这场盛会。749年“入夏的第四个月”，天皇正式前往东大寺，步入大佛殿，面朝北方，对着佛像，像臣子拜见君王一样，皇后、公主、国家重臣、朝廷贵族、文武职官都在场，各级官员按照官阶排列，一直排到大佛殿最南侧。左大臣上前代表天皇进言，他的语言是如此特别，所以我们最好按照原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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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宝的仆人天皇所言之词，他谦卑地在卢舍那佛像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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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地初开，尽管金子被其他国家当作祭品，但是在大和这片土地上金子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们所辖之地东边的陆奥（Michinoku）国国守、从五位官员百济敬福（Kudara no Kyōfuku of the Junior Fifth Rank）禀告说在他的领地，一个名叫大田（Ōda）的地方发现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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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此，朕惊喜万分、心生欢喜，并且朕以为这是卢舍那佛凭着他的慈爱和恩惠赐予朕的福分。朕恭敬、谦卑地接受这个赐福，并带领百官前来朝拜、祝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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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在三宝面前，极为恭敬地如是说，并且秉持敬畏之心提及三宝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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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天皇一点都没有提及自己的神圣血统，并且自称是卢舍那佛的奴仆—事实上原文中用到的“yakko”，直译过来就是“奴”。不过在同时代的其他抄本中，他坚称自己是“君主、神的显现”，因为他是神祇的后代，尽管在天上的诸神对人隐藏，但是降在地上的担任统治者的神祇却对人显现。这一句以及其他相似的措辞表明人们并没有遗弃对神圣血统的信仰，但是随着统治者对其他神祇的崇拜，人们的这一信仰显然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折中一下，达成折中的方案极其有趣。上述仪式过后天皇给朝廷及国中众臣的诏书中的几段话，能帮助我们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宫内省大臣以天皇之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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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敬听，至高无上的大和国王、神的化身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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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禀报称，朕自天照大御神继承而来的统管之地的东边发现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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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佛祖所有的律法和慧言对于国家保护而言都是极好的，所以现在朕希望在御下的各令制国都摆上名为《最胜经》的经文和卢舍那佛的佛像，这样一来通过向居住在天上、地上的诸神祈祷，通过崇拜朕古老的曾统管这地（原文如此）的皇祖—在提及他们名讳的时候朕心存敬畏，朕可以指引百姓，以一颗恶念止息、善念生出的心带领他们，这样一来才会真正地转危为安。但是过去百姓心存疑虑，认为这不可能。朕暗自叹息，因为朕原本也以为大和没有足够的金子。然而，现在三宝已经向朕展示了这极好的、神圣的慧言的妙迹，朕认为这件事彰显了居住在天上、地上的诸神的指引和恩惠，彰显了像天照大御神一样的神祇的爱和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