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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比在中国或印度更牢固。在佛教出现以前，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宗教和哲学派别，也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印度，佛教必须和发展很久、很有实力的对立的教派竞争；在中国，有道教和儒学与之激烈竞争。三个国家都采用了同一原则，即把本土神祇当作佛祖的化身，日本人把天照大御神当作卢舍那佛的化身很有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启发，因为中国人将这一原则用到了孔子和老子身上。据说中国有一位有名的圣人—傅大士（the noble-minded Fu），当有人问他是不是佛教法师时，他指了指自己的道冠；当有人问他是不是道教徒时，他指了指自己的儒鞋；最后被问及他是不是儒家弟子时，他指了指自己的佛袍。这则故事所阐述的实践在日本逐渐得到发展，到12世纪的时候，形成了一种新的神道教，又名“两部神道”（Ryōbu Shintō）。两部神道融合了佛教和神道教，不过从其根本特征来看，佛教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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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教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利益甚至物质利益，但是佛寺机构的发展以及其权力和财富的快速增长也有严重的弊端。在接下来一个世纪，这种弊端更加显而易见，但是在奈良时代末期一些弊端就已经显现。僧职人员与宫廷的密切联系让一些肆无忌惮的法师开始干预政治。那些虔诚僧侣享有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丰厚的赏赐等，吸引了一群不适合修行生活的人，这群人只是为了利用僧职谋取私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佛寺和僧侣人数都出现过度增长，导致世俗之人财力过多流出，因为僧侣所需是由俗人供给的。僧职人员的生活非常轻松，根据779年一份正式的陈情表，地方国分寺的大多数僧侣和尼姑实际上都安逸地生活在奈良，丝毫不履行职责。宗教阶层不仅有很强的寄生性，而且尽是愚昧和放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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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想全面地了解这些差异点，读者可以查阅本书作者桑瑟姆于1928年在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的Historical Grammar of Japanese一书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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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说日本的艺术成就空洞且无用，可能会让那些高雅之士难以接受。一位研究日本美学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争论说，比起那些严肃的、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的“无用成就”留存得更久。的确，整体上，这段文字说教意味太浓；再三思考之后，我会说形成于奈良时代、发展于平安时期的雅士阶层遗赠给后人的是其较高的审美传统、强烈的形式感以及对简洁的感受。简言之，他们留给了后人一些最令人欣赏的特质。我们也不能说奈良时代的日本人缺少学问。这时候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不久之后他们就有了对学问的热爱和对学者的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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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得注意的是，就日本对中国的借用而言，中国哲学大多是从统治的角度探究人文关系的，甚至连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义都是从统治者和国家的角度来阐释的。中国的无为，以道教为典型，既是一种统治理念，也是一种个人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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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俱舍教义。《阿毗达摩俱舍论》对唐朝中国和中古世纪日本的思想生活有重要的影响，其地位与《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ae）在天主教会中的地位相当。因为《阿毗达摩俱舍论》论述的是本体论的终极问题，即思想和物质的本质，它或许—或者至少和《成唯识论》共同奠定了日本在该领域系统研究的基础。不过，正如前面的注释所提到的，这种研究是高度专门化的、外来的，这样的研究并没有在日本的哲学氛围中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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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隆寺的全称是法隆学问寺（Hōryū Gakumonji），它既是一个学院，又是一个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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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处原文是Saishō-ō-gyū，实际应为Saishō-ō-ky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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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人不断修复大佛，目前只有部分躯干、双腿以及大佛莲花底座的少数花瓣是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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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两部经文的全名分别是《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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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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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七章 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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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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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文化史始终有一个让学生印象深刻的特征的话，那就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因语言障碍而遭受的不利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引用中国学问的时候，因为自身语言发展不充分、缺乏本土文字，日本人面临很多的困难。日本人采取的各种临时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这些独创性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英勇的举措过于复杂，很难在此详述。但是因为过于复杂，所以日本人早晚都要找到一种更简便的方法来标识日语语音。这些语音很简短，数量也不多，非常适合用字母表来标注，可是日本人在1000年前没能创造出字母表，这或许是东方历史的一大不幸。当一个人考虑到日本人花了几个世纪才摸索出一个糟糕的系统，用那个庞大的、复杂的符号体系来记录几十个简单的音节时，他可能会认为西方字母表或许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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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当他们想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母语时，就须求助于汉字。如果他们只想记录母语的意思，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举个简单的例子，代表“山”的汉字符号也可以用来标识日语中的“yama”，因为“yama”和“山”的意思相同—就像数字符号“5”，根据上下文的用语可以指代“five”“cinq”“funf”。但是，如果他们想写下一个本土单词的发音，就不得不借用汉字作为音标符号，不考虑该汉字符号的意思。这种需要出现在日本早期，因为日本国内使用汉字的最初目的之一是用它来记录日本的人名和地名，因此地名“奈良”可以用读音分别和“na”与“ra”相近的两个汉字来记录。起初对能够标识日语音节的汉字的选用全凭个人喜好，可以想象开始的时候有多混乱。这之后日本人注音符号的历史是一个朝着统一、逐渐发展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他们也只是接近，而并未实现“一个发音对应一个符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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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了解到的日本第一本著作是编纂于公元620年的一部编年史，但是这部编年史已经遗失，现存最早的著作是编纂于712年的《古事记》。《古事记》的写作风格是复合的，部分重语义，部分重语音。其表达方式冗长赘余，所以无法将它与汉字的常规使用相比较，除非能够加以精简。精简也只是相对的，因为被声势更大的中国研究给耽误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时对中国的研究势不可挡。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日本人对诗歌的热爱成为语音符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两部优秀的民族编年史中已经收录了200多首早期诗歌，这表明了日本人那种古老的对诗歌的渴望。这些诗歌有一种动人的淳朴，但是这些诗歌没什么修饰，只有炽热的爱国情怀，所以它们的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它们的创作时间最早勉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可能更晚。然后，情况突变，日本开始有了一部诗歌集即《万叶集》（Manōyshū），而这部诗集显然是一种精练的、高雅的文化的产物。《万叶集》是在奈良时代末期编就的，收录了4000多首诗歌，其中只有几首是于4世纪创作的，其他诗歌大都创作于660～760年这100年间。毫无疑问，这股诗歌流受到了中国文学作品的刺激，因为汉字这个媒介赋予了它艺术形式。这些诗歌的创作使用了汉字，但是采用的是上述方式，即把汉字当作注音符号，而不是指代事物的字词。可以说这些汉字是为了特殊的目的而借用的，当汉字被这样使用的时候，日本人会称之为“假名”（kana）。[1]《万叶集》中用到的汉字又被叫作万叶假名（Manyō kana），现代日语假名表就是从万叶假名发展而来的。万叶假名数量众多，使用方式也不规范，所以“准确地读出这些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尽管人们从古代开始坚持研究这些诗歌，但是至今还有很多意义不明的段落”（这句话翻译自日文最新版《万叶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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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除了少数民歌、民谣之外，大都是人数不多、受过教化的贵族阶层的作品。这些诗歌是按照一个严格的、考究的标准创作的，有一个有限的情感范围。大多数诗歌都表达了一种细腻的情感，也有很多诗歌表现的是一种新的灵感、领悟或者打动人心的主观感知。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西方的判断标准是诗歌越长越不好。长诗似乎没有足够的支撑，缺少张力和活力，而只有31个音节的短诗却清楚、快速地描述了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和记忆中的图景。不过，我们不要希望能领悟他人诗歌的中心思想，只要能够表明没有外来元素的日语是一个优美但不够卓越的工具就好；因为日语的音数量不多而且也没用太多变化，所以它无法产生强劲或优美的节奏以及巧妙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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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万叶集》是奈良时代对纯文学的唯一贡献，但是8世纪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文学活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分别用日文和汉文编写）属于8世纪最初十年的著作，当时还有很多与之类似的重要编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各个地方自然资源和风土人情的《风土记》以及续编的、记录700～791年历史的官纂史书《续日本纪》。《续日本纪》是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内容几乎全是用汉字记录的，只有几则天皇诏书是按照发音记录的，这几则诏书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纯粹用日语写的散文。然而，连这些记录中都显示出中国影响的痕迹，因此又为中国思想和语言的渗透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任何受过教化的人最先关注和学习的都是中国的思想和语言，这也是想要在朝廷或佛寺中有所发展的人所必需的。而读和写是获得这种学问的基础。人们经常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读和写是刚出现的、少见的技能，仅限于一个特殊的、由来自中国或朝鲜的人及其后代主导的阶层。如此一来，奈良时代所做的文学努力大多是抄写和模仿外国的模式，人们很少有时间或能力从事原创性的活动。复制从大陆带回的手稿是一项繁重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工作。复制手稿是国家部门的职能，该部门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负责抄写、加衬纸、装订以及提供其他所需。这个机构有众多负责抄书、装订、造纸、造笔和造墨的人，它负责监督抄书员的工作，为这些抄书员提供材料，这些抄书员白天工作以换取一定量的饮食和工作时可穿的干净衣物。这个机构的主事者是一位高阶官员，比如岸田宜（Kishida Yoroshi），他是一位有朝鲜血统的著名学者，733年主理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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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对重要佛教论典的更大规模的抄写。据文献记载，抄书员于673年被召集在大和国的一座佛寺中，准备抄写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全卷。不过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佛经抄写本可追溯到686年。奈良时代中期人们抄写佛经的热情已经发展为狂热。人们抄写佛经不仅是为了使用，而且是为了求取功德，富裕的人会将大量钱财花在装饰精美的经卷和用来装盛这些经卷的匣盒上。天皇宫里有一个官方的抄经所，由亲王主理；皇后宫里也有一个；地方上也会调拨钱财用于抄写经书和注解，寺庙和佛寺中也有抄书员从事同样的工作。据说正仓院近半数文档记录的都是给抄书员的薪酬、纸墨的花费以及其他相关事宜。留存下来的一些残本展示了抄书工作的安排，展示了抄书员如何在正式抄写之前先练字，如何在账单的反面潦草地写下诗歌和笔记。下面是从账目中摘录的一段典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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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龟四年（727）12月第4日，收到用于抄写《大般若经》的纸1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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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龟五年4月第1日，退回2600张纸，这是抄写《大般若经》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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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劳动尽管都是机械性的，但是至少推动了基础学问的普及，因为它催生了一个新的文书阶层。它推动了书法以及造纸、造墨、造毛笔和造颜料工艺的发展，有利于艺术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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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和学问成就不多：编就了日本第一部诗集，收录了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语诗歌；[2]做了很多汇编法令、法规，拟定规范以及类似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派生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还在学习中；而且，如果抛开《万叶集》中的本土诗歌不谈，那么我们会在艺术而不是文学中第一次发现原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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