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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统管着众多岛屿之中的一座大岛，是神祇的化身，为的是履行自天照大御神承继而来的这个最高宝座的职责，像高天原大御神的后代一样，像天照大御神所命定的那样，自高天原初始，历经古老先祖的统治，一直到今天，再到未来，天照大御神的后代要一直延续下去，为的是继承对众岛之中的一座大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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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文字“他说”表明宣读诏书的是某位高阶职官，通常是宫内省的长官，以一种礼仪的形式在朝殿上大声朗读诏书。“大和王授予朕的职责”指的是女皇退位，将皇位让给新皇。诏书的用语我们已经提到过，它在提到天皇的时候把他当作神祇，自神祖时代开始天皇一系便统治着日本。这则诏书以及其他类似的诏书中都没有提到中国的信条，即君主治国靠的是“德行”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力；或者如若诏书中提到治国信条，就一定会提到神圣血统的信条。因此，729年天武天皇的一则诏书中虽然有“国君，作为一个圣人，理当有贤人辅佐”，这里“圣人”一词的使用是对中国信条的体现，但同一则诏书中还是以常见的声明开篇，称天武天皇可以毫无间断地追溯到神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日本虽然采用了中国的王权理论，但是只有在它很实用且与自身的信条不冲突的时候才会被采用。日本始终坚持宣称神圣血统和万世一系的皇位继承，这一事实十分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即使是颇具信服力的中国制度也无法打破日本贵族政治的思维习惯。至于退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行为，因为佛教为君主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往往会受到欢迎的理由，让他放下重担、逃离危险。重担和危险都是真实存在的，危险源自敌对派系的野心，而重担更多是身体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自中国礼仪开始束缚宫廷之后，君主的负担就变得极为沉重。743年的一则诏书中说，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宁，有必要让“各处遍布礼和乐”。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个时期统治者的时间都花在了礼仪上，他的行动也受到礼仪的约束，除非他有不同寻常的意志力，能够打破加之于他的诸多约束。严苛的仪式规范迫使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假装隐退，不再过问政事，利用腾出的时间和精力来发挥隐藏的真正的影响力。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各阶层几乎都有这种习惯，事实上我们仍然能从日本现代生活中看到这种习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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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智天皇到元明天皇，六位天皇在位期间日本最大的势力是镰足的藤原不比等（659～720），他是藤原氏的始祖，而藤原氏注定会在日本随后的历史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影响力一方面来自他的能力，另一方面得益于镰足实行的策略，即通过血缘关系，通过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联姻，将藤原氏与皇室联结起来。藤原不比等曾是两任天皇的岳父、一任天皇的外祖父，尽管拥有实权，但他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官纂编年史中。据一则诏书记载，708年天皇永久性地赐封他5000户。其他文献对他的记录很简短，我们知道他频繁参与政事，据说他也编纂了一部法典，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官至最高位，死后被追赠为太政大臣。有可能他与在他之前和之后出现的日本的很多支配者一样，选择退隐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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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天皇逝世后，他的母亲元明天皇即位，元明天皇很快让位给她的女儿—元正天皇。鉴于前面两任天皇的言传身教，她接着让位给了文武天皇的儿子—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让位之举这时正盛行。我们注意到，尽管没有法律规定皇位继承权归男性所有，但是显然男性被认为是理想的继承人，因为文武天皇年满14岁之后，持统天皇便让位于他，随后两位女皇先后让位，皇位最后由文武天皇的儿子圣武天皇继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继承规则的话，那就是继承皇位的必须是即将逝世或退位的天皇指认的亲王，但是这个规则被打破的次数与它被遵守的次数几乎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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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圣武天皇全身心地投入佛教弘扬之中，在位24年之后，他退位，遁入佛门，自称沙弥（日语为shami，梵文为śrāmaṇera）。749年，他的女儿孝谦天皇即位，她在位期间日本发生了非同凡响的事件。从官纂编年史中我们得知，孝谦天皇在位第一年，八幡神晓谕众人，说他希望从宇佐（Usa）搬到都城。八幡神是日本神道教中一位来历极不确定的神祇，他的神宫位于日本西部的宇佐。天皇派去一队高阶官员护送，另派一队士兵开路。他到达都城之后，这里理解为盛有象征他存在的物什的圣辇到达都城，被特地供奉在一座宫殿的神宫中，在那里有40多位佛教法师连续念诵7天的经文。然后，八幡神神宫中的一位神女在东大寺举行祭拜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已经退位的圣武天皇，还有孝谦天皇和阖宫众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神女还是一位僧尼。仪式上有5000位僧侣诵经祈福，有舞蹈表演，还把一级冠位的冠帽奉在神前。这个宗教仪式完美地展现了折中的精神，仪式上他们在佛寺中赠予神道教神祇以官阶。上面提到的这位神女显然出身高贵，似乎向天皇传达神谕的就是她。作为赏赐，天皇授予她和另外一位名为多麻吕（Tamaro）的神道教神官以官阶，并赐封东大寺4000户，外加200名奴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的具体意义，不过显然它们是融合神道教和佛教的策略的一部分。不过这些事件看似和一些夺位的密谋有关，因为我们发现在短短几年后这位神女和多麻吕就被发现参与一起谋反事件并被放逐。757年接连几则诏书都是与“顽恶、谋反之人”有关的，诏书中称他们“教唆、带领一伙造反者，计划围攻宫内大臣的宅邸（即藤原仲麻吕的宅邸）并杀害宫内大臣，然后围攻皇宫、驱逐太子；接着杀死皇太后，夺取钤印（the Bell Seal and Token），召唤右大臣，迫使他号令众人。这之后他们又密谋废黜天皇，转而拥立四位亲王（即道祖王、盐烧王、安宿王、黄文王）中的一位。所以在第29天的晚上，他们聚集在太政官的庭院内饮盐汁并对着天地四方发誓，要在7月2日发兵”。阴谋被揭穿，密谋组织者受到处罚。758年，孝谦天皇退位，天武天皇的儿子淳仁天皇即位。孝谦天皇退居幕后，继续行使她的权力。年少的天皇由藤原仲麻吕［又名藤原押胜（Oshikatsu）］扶持，退位的孝谦女皇由名为道镜的僧侣辅佐。我们在官纂文献中找不到关于此人的记录，但民间流传道镜曾以肉体的魅力诱惑女皇，一边安枕于她的卧榻，一边纾解她的愧疚不安。双重职务让他在国中享有大权，这引起了藤原押胜的嫉妒，765年后者反叛，但在激烈的对抗之后被打败，大多数主要追随者也被杀害。孝谦女皇在762年的时候就已经取代淳仁天皇，宣称自此以后淳仁天皇只负责例行仪式，她本人则负责处理国事。藤原押胜反叛之后，她脱去退位的伪装，派兵控制了淳仁天皇。士兵发现淳仁天皇没有穿衣服，也无法劝动他更衣，他自己的近卫已经背叛了他。后来，在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个人的陪伴下他走了出去，半道上被喝止，被迫站在寒冷的户外听来人宣读流放他的诏书。他天皇的头衔被剥夺，被降为亲王，并被放逐到偏远的淡路岛，放逐到那里不久之后就被杀害。这期间孝谦天皇重祚，是为称德天皇，并且宣称尽管她退位的时候剃头发、穿僧尼之衣，但是她现在有义务继续统治，而且任命一位僧侣担任大臣顺时应势。因此，她授予道镜以新官位，即大臣禅师。769年，道镜入住宫中，这时候他已经是太政大臣禅师，成为天皇以下最高的职官并获封“法王”（Hō-ō）。“法王”一词在今天会被用来翻译“Pope”，而且它和那个时期遁入佛门的禅位君主的称呼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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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道镜，和很多其他宠臣一样，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误判了女皇对他的迷恋程度。他想起了20年前八幡神的那则神谕，于是编了一个故事，称八幡神显灵，并赐下神谕说只要道镜成为天皇，日本就会永远安宁。道镜将此事禀告女皇，女皇决定—也可能是被诱导—去请示八幡神。她派了和气清麻吕（Wake no Kiyomaro）去宇佐，他带回了八幡神的答复，大意是道镜并非皇室血统，没有资格登上皇位。道镜当然很恼火，虽然没有亲笔写下诏书，但是他促使天皇颁发诏书，贬低和气清麻吕并将他流放，因为他从宇佐带回了假信。不过他的影响力开始衰落，称德天皇病倒，在她死后第二年道镜就被放逐，离开了宫廷。他能够登上如此高位又能活跃如此之久表明他性格刚强，不过他之所以能够躲过暗杀，只是因为他的僧职，夺去一位法师的性命是佛教最为深重的罪孽之一，并且那个时候人们很害怕亡灵复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禁止杀生是天皇在该处以死刑的时候却频频处以流放的主要原因。因此，757年藤原押胜叛乱之后，几百名叛乱者被判处死刑，但是因为和气清麻吕的妹妹、名为广虫（Hiromushi）的僧尼求情，才由死刑改为流放。而和气清麻吕，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虽然被道镜流放，却免于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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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作者在描述诸如道镜谋反这样的事例时通常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语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要么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轻信的义愤填膺，要么是委婉的嬉笑。一位饱读诗书的历史学家将“满是令人萎靡不振的迷信”“一伙厚颜无耻的骗子”这样的表述呈现给他的读者，他这一学派的言辞都是这样直白。但是，学习早期东方历史的学生最好不要带着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优越感。比如，他最好记得现在还有印刷机每天印刷经文，并且还有人相信这些经文；而且，现代社会也有规模惊人的骗局和流血事件。奈良时代虽然揭示了人类的易误性，但是整体上它还是一个有创造性、有热情的时代。因此，只强调它的迷信而忽视其信仰是错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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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愎自用的称德天皇逝世后，日本人似乎已经确信女性统治者对国家不利，他们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上几任天皇中有四任女皇，她们都受到佛教僧职的影响。此后，有权力的世俗之人会确保皇位由男性继承，直到多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再次出现女皇。僧职快速增长的政治权力，加上他们的经济实力，让政客和贵族深感恐惧，所以这个时期的很多行政措施旨在抑制佛众的野心。自7世纪末以来日本出现了于神道教有利的反应，或许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之感；尽管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神道教无法与佛教竞争，但是一些被忽略许久的仪式和节日得到恢复。于8世纪前十年编纂的两大国史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提到了很多民族宗教神话，奈良时代的文献记录中也经常提到人们举行净化仪式以及其他与丰收有关的仪式。神道越来越多地变成官方礼制的载体，强调天皇的职能，即作为神祖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2]因此，神道教作为国家信仰得以发展，逐渐与它的源起即民间的自然崇拜分离开来；通过借用一些来自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哲思，它逐渐成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佛教和儒学则用来满足一些人情感和理智的需要，这些人无法从简单的本土信仰中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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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德天皇之后即位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天皇，即光仁（Kōnin）天皇，辅佐他的是颇有能力的藤原氏。782年光仁天皇逝世，桓武天皇即位，后者即位后不久决定迁都。桓武天皇即位标志着奈良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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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诏书中的“他”指的是文武天皇，“她”及“大和王”指的是持统天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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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思考佛教与神道教对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种对立主要是在官方领域。无组织神道只不过是传统日本人对生命的思考的体现，和佛教教义并不冲突，而且这种简单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变化地延续着。甚至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也要对作为大众信仰的神道和作为官方宗教的神道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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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三篇 平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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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新都与令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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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以都城从奈良迁到长冈（Nagaoka）为开端。迁都主要意味着皇宫的迁移，皇宫从奈良迁到别处已经不是第一次。迁宫最初源于一个忌讳，即人们认为有人逝世的房子会有污秽。据文献记载，早期日本历史中有很多换都的事例，但显然其中大多数只是换了个宫殿而已。编年史记载的前43位天皇在位的时候，都城一般都在大和国，尽管每一任天皇即位之初都会迁宫或者迁都，但实际上迁移的距离只有几英里，似乎有时不过几百码。那个时期的建筑简单，待到一个王朝结束的时候，再建比重修还要容易。到奈良时代，建筑的发展受到佛教的影响，出现了更大、更永久性的建筑，所以人们出于经济考虑，强烈反对迁都。仪式上的污秽可以通过迁宫来清除，但是都城的迁移是一项高成本的大工程。奈良作为都城历经七朝（710～784），中间有一段时间除外。当时迫于两大主要氏族—藤原氏和橘氏之间的长期争斗，圣武天皇先后迁都恭仁（Kuni）和难波。迁都长冈之举更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奈良为数众多的宏伟建筑，其中既有佛寺又有宫殿。迁都长冈是历史学家至今未能解开的谜。众所周知，奈良时代末期皇室财政处于低谷，主要是因为兴建了耗资巨大的建筑，所以当时迁都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显然，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佛教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如果宫廷继续坐落在由富裕且强大的僧职人员掌握的佛寺和寺庙之中，它就很难摆脱佛教的影响。僧职对女皇的影响持续了几代，并且逐渐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桓武天皇才即位。他本人在还是山部亲王的时候（Prince Yamabe）曾主管大学，大学是一个世俗的机构，不开设佛教课程。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儒学机构，事实上每年的祭孔仪式就是在那里举行的。我们不要去假定桓武天皇积极反对佛教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佛教的危险性，而且我们更加确定的是他的佐臣希望让他远离佛教。其他所谓的迁都原因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藤原种继（Fujiwara Tanetsugu）—一位有影响力的贵族，与富裕的秦氏（Hata）有联系，从他们那里收受贿赂并承诺确保他们的位阶晋升。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只是我们无法确知细节。迁都的历史表明了那个时期都市生活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僧职的影响、藤原氏以及其他豪族接连不断的密谋、一些土地所有者财富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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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看起来是一件耗资巨大的事情。这次迁都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784年5月，以藤原种继为首的大臣被派去在业已选定的地址上营建新都，该地址是在得到占卜师认可并向诸位神祇禀明之后确定的。他们当即动工修建皇宫，5个月之后天皇入住。建造宫殿的工匠一度达到30万人，他们夜以继日，不过这一大批人的衣食供应并不充足，所以他们非常痛苦。至于建都成本，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全，但是据文献记载，天皇勒令所有令制国将当年的所有赋税连同工匠所需的材料一起送到长冈。这些赋税中68万束稻被分配给亲王和某一位阶以上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新都建造私人宅邸的资金；4.3万束稻作为补偿被分配给了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的土地及其资产组成部分—耕农被并入了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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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搬到长冈只是意味着他的宫殿已经建好，可供入住。但是接下来几年政府机构依旧留在奈良。事实上，新都的营建以及修路造桥的工程持续了近10年，直到793年初才完工。接着，天皇突然颁布诏书，要把都城从长冈迁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即现在的京都。我们还没发现天皇在工程几近完工的时候将都城从长冈迁至他处的原因。毫无疑问，迁都的动机很多，我们能做的就是描述迁都之前发生的主要事件，揣测它们对迁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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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武天皇极其宠信藤原种继，允许他“决定所有内外之事”。785年，就在种继推进长冈的工程之时，却被天皇的弟弟早良亲王（Prince Sawara）暗杀。早良亲王密谋夺位，种继成了他的阻碍，因为他支持天皇的长子。我们无须关注这场争斗的细节，这与其他很多围绕皇位继承的卑鄙的争斗和阴谋并无两样。只是需要注意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是由多个有权势的豪族围绕皇权彼此争斗而引起的，这些政治事件因占星术、预兆和对怨灵的恐惧而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当种继被谋杀的时候，密谋者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早良亲王被流放到淡路，且获准绝食，前提是他半路上没有被暗杀；不过天皇在他死后不久就招致了厄运。他的儿子、12岁的第一顺位亲王患病。天皇派使者带着供品到伊势神宫祈祷，希望他康复，但是亲王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次年，天皇命人在畿内所有的神社献上供品并祈祷，还命占卜师查找他久病不愈的原因。他们宣称是因为已故早良亲王的怨灵。通过注意列举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对已故之人的恐惧很深也很普遍。天皇派最高位阶的臣子到淡路去向怨灵解释；值得提及的是，记录这个事件的编年史只提到是“某亲王”的墓，因为提及某位伟大的令人生畏、敬重的要人的名讳是不吉利的。天皇命人为早良亲王建造陵墓并围起来，派地方官员恭敬地严加看守。后来，794年的时候皇太子妃突然病逝。这一不幸也被认为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追授更大的荣誉，以安抚早良亲王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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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的宫殿和皇太子的宫殿都请僧人念诵《金刚经》，此外还派僧侣前往淡路诵经并在墓前拜忏。799年，早良亲王被追赠为崇道（Sūdō Tenno）天皇，移葬大和国。他的坟墓晋级为天皇陵，并以他的名义建造了神社。随后，这座陵墓在祭仪、供品摆放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按照已故天皇的规格来准备的。因此，天皇会命人将遣唐使团归国带回的礼物拿出一些作为供品送到他的陵墓前，也会送一些到两位已故先皇即天智天皇和光仁天皇的陵墓前。此外，806年，桓武天皇患病，他颁布诏书宣布释放那些因为在785年参与谋反而被流放的人，并且恢复所有人的位阶，无论他们“在世或已逝”；下令所有国分寺的僧侣每年于春秋两季念诵《金刚经》，为崇道天皇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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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多本编年史中零零散散的记录拼凑起来的故事表明了那个时期宗教信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描绘了在崇拜已逝者方面神道教正统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佛教以及中国的占卜术，不过也证实了本土万物有灵信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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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年，一些声称拥有法力的巫师、占卜师和法师明目张胆地滥用法力，以至于天皇颁布了一则诏书，诏书内容如下：“法师、占卜师之类随意诠释好与坏的征兆，愚弄普通百姓。不知情的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以致邪教逐渐猖獗，邪术日益盛行。这种习俗势头日盛，败坏了简朴的民风。自此以后严禁邪术、邪教，但凡研习或继续施行邪术的人都要放逐。”意料之中的是，统治阶级中也难免有这种他们视为于普通百姓有害的恶习，但是他们会以更讲究、更高成本的形式施行邪术。人们将大量钱财花在宗教仪式尤其是为死者超度的佛教仪式上，以至于同年在颁布了上面一则针对巫师的诏书后，天皇又颁布了另一则诏书，限制献给佛寺供品的数量，这些供品有可能是对超度仪式的答谢。亲王和位阶为一的官员的答谢不得超过500反（tan）[1]布（答谢礼以布计），位阶为二的官员的答谢不得超过300反，等等。位阶在六以下的官员的答谢的上限可能是30反。诏书提到各个阶层都会互相攀比，看谁家的仪式更奢华，不富裕的人有时候会为了奢华的仪式卖掉土地和房舍，非但没有给家人带来荣誉，反而毁掉了这个家。有文献记录显示，当时有100位甚至多达1000位法师为死者诵经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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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中还记载了为了作物生长能有好天气而祈求，为防止或消灭瘟疫而祈求，这些几乎是政务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818年，在接连歉收之后，天皇和朝中众臣禁食祈愿了三天。所有官员的给养和俸禄都有所减少，但是每次法师被召来祈雨或祈阳的时候，都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从官纂史书中记录的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法师三年总计收到的布超过10万匹，这还不算其他供奉。生病也是要祈求的。人们认为生病是因为受到另一个生灵或亡灵的干扰，要想病愈，第一要紧的是在法师或驱魔人的帮助下驱赶或安抚生灵或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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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征兆，我们已经了解到时人非常看重征兆，记录征兆是官方编年史的主要功用之一。早期日本天皇的传奇历史中都是与迹象或征兆有关的故事，后来的文献中诸如此类的记载也没有减少，不过从中可明显看到中国占星术的影响。因此，723年人们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龟，并决定把它当作象征最高阶层的好征兆。这一时期的年号改为神龟（Jinki）。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报天皇任何有征兆性质的迹象逐渐变成国级官员的习惯，如果无法称之为职责的话，朝廷的占卜师就会被召来阐释征兆并给出建议。不常见的鸟类飞过屋顶、不同寻常的声响、奇形怪状或颜色异常的云彩、带有奇怪标记的动物，这些都需要严加审视，并且根据占卜师的阐释，安排祝祷、连祷，给佛寺上供，或者派信使到神社。任职的国级官员如果能够上报一个好征兆的话会很开心，比如一次天空出现了五彩云，占卜师视之为吉兆，天皇遍赏“百官”，大赦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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