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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的生活风格似乎与周围的建筑一致,建筑的规模和布局都是严格规定的,对居住者的行为和着装也有着极为精细的规范。日本引入并严格遵守唐朝宫廷的仪式规范。平安时代早期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礼制、礼仪相关的,显而易见,君主深居简出,日夜思考着装和行为细节,即便可以,也很难理解迫在眉睫的行政难题,更不要说去处理了,即使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君主。所以我们会看到810年颁发的庄重的诏书只调整了官员官袍的颜色、佩剑的长度和职称的种类。位阶为二位的大臣须穿深紫色,不能穿中紫色,亲王和某些位阶的高官须穿中紫色,不能穿浅紫色。818年,朝廷公布了既针对普通衣着又针对宫廷衣着的新规定,同时还确定了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规范。中国礼仪得到普遍的遵守。左大臣和右大臣在参拜皇族和太政官的时候要坐着向前垂首,而所有其他人则要立于座前行礼,不过位阶为六位及六位以下的官员要站着深鞠躬,腰以上部位都要弯下去。因为忙于这样的琐事,一年当中的很多时日都被这些缛节占据,天皇及其大臣即便愿意也很难关注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早在大和初期中央政权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他们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过于直接地影响了君主的收入和权威。从君主空空如也的金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贪婪的国级官员执行的税收制度的失败,而从阿伊努人的入侵和海盗的掠夺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军事影响力的衰弱。围绕皇位与皇位继承权的计谋与反计谋凸显了豪族之间的争斗与对抗。但是,尽管这些弊端很明显,中央政权却没有采取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学习这个时期编年史的学生肯定会对中央政权没能处理好这些事件留有深刻印象,也对其几乎靠劝诫来实行管理的可悲之举印象深刻。这种在中国盛行的方式似乎牢牢地印在了日本统治阶级的脑海里,尽管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一方式从未奏效。甚至在管理机构组织有序且有强有力的处罚加以支撑的今天,一个人还是可以惊奇地发现最高权力机构似会通过夸张的诏书向人们阐释节约及坚持不懈的勤奋的益处。他似乎还能听到先祖的声音,听到古老的族长训诫他们的氏族。在平安时代早期,这种方法的应用达到高潮。当时天皇会淡然地颁布一连串诏书,然后再失望地撤回。日本人经常用后汉编年史中的“朝令夕改”(日语为chōrei bokai)来形容这一状况,意思是“早上刚下达命令,晚上又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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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都城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君主的有效权力持续被削弱,而且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并不载于官编史书,官编史书中记载的是:“天皇举行曲水宴,文人写诗作赋”;“大风吹倒了南园的两棵树。它们变成了两只野鸡”;“红麻雀在一座宫殿屋顶聚集,并且连续十天未曾离开”。我们不可以轻视这些记载隐约描绘的讲究、文雅的社会阶层,因为以它为中心发展出了一种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和教养,不过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与宫廷圈外人们生活的差别之大。或许通过对长冈京在建期间日本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简短描述,我们可以最恰当地阐明这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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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人(Emishi)又称为蛮夷,即阿伊努人。在虾夷人入侵早期,天皇不得不派武装力量到日本北部与之对抗。当时日本在陆奥国多个地方建立了边防据点,最有名的一个据点是在一个名为多贺(Taga)的地方,多贺在今仙台(Sendai)北边,离仙台只有几英里。阿伊努人尽管通常处于被压制状态,但是从未屈服,总是不断地进犯日本北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对财政是很大的消耗,所以在805年一封呈给天皇的陈情表中,一位姓藤原的大臣说:“目前国家遭受的苦难有两个,一个是大兴土木,一个是战争。”他提到的是修建新宫的耗费和对抗阿伊努人的耗费。桓武天皇的前任光仁天皇在位期间曾下令在边境采取多种举措,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从783年一封令人愤慨的诏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据说,东部8个令制国的军事指挥官和文官蒙骗中央政府,将军事补给和税收挪为己用,派士兵耕种自己的庄园,所以边境军队没有在武器使用上得到训练,没有能力征战。大致来说,这8个令制国的领地包括今东京及其以北的、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所有地区。与此同时,出羽(Dewa)国和陆奥国也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今天的秋田县所在的地区当时因阿伊努人而变为荒地,尽管政府帮助耕农重建家园,但是并不安全,因为阿伊努人机动性很强,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他们“聚如蚂蚁,散如鸟雀”,边境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政府竭力改革征兵制度。政府下令组建地方性的防卫力量,人员为来自该地区各族长家族中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根据地区范围的大小,人数在500人到1000人不等。当然,这是和平的力量,而且其首要目的是提供核心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士兵无须缴纳实物税或劳役税,能够完全致力于维护不稳定地区的治安。这种小型的常备地方力量由4000余人组成,从多个角度来看,这种地方力量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央政权既不相信国级官员的正直,也不相信要塞征戍士兵的效率,所以决定防卫的重担由有产阶级承担,因为他们的直接利益面临危险。因此,产生了一批世袭的从戎的人,其成员都是从世代相传的地方首领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而这就是后来日本封建时期特有的武士特权阶层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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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年纪古佐美(Kino Kosami)征战的范围。(1)永久据点;(2)用作据点的筑垒阵地;(3)营地;(4)前哨;(5)佐美战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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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784年),大伴家持(Ōtomo Yakamochi)被任命为“东征将军”(Seitō Shōgun),偕同其他两位指挥官前往日本东部,或者准确地说是日本东北部。我们得知他后来建立了防御据点,但是没有发起进攻,并且786年他逝世之后,天皇也没有指派继任者。788年初,天皇令东部各令制国于当年8月将23000石大米和一定数量的盐运往陆奥,并于次年春天在多贺要塞集结52000人。天皇指派纪古佐美担任指挥官。789年春,纪古佐美在指定的日子向都城汇报,说天皇的军队已经在多贺集结,于是天皇派信使前去伊势大社禀告诸神战争即将开始。这场战争以纪古佐美惨败告终。纪古佐美所差的信使解释说春天太冷不便行军,夏天又解释说太热。不过,迫于天皇诏书的压力,他于7月进攻阿伊努人,但完败。据他自己的回报,此一役他部下的伤亡情况为:“25人被杀,245人为箭所伤,1316人被扔到水中溺亡。”虽然有1200多人“赤身裸体上岸”,但是这显然意味着他们是被阿伊努人剥去了盔甲、扔到了水中。这次战役中天皇的军队杀死的阿伊努人不到100人。纪古佐美及其同僚显然是文人而非武人,因为他们的汇报要比战斗策略巧妙得多。刚到边境不久他们就写信给京都,用优雅的汉语说他们很快就会全力发动攻击,那些生活在山洞、海边洞穴中的蛮夷定会被“天军”(即天皇的军队)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拂去。他们说,这样的前景是如此值得欢庆,所以急忙上报给陛下。天皇震怒,下发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有什么值得欢庆的呢。从随后的陈情表中我们得知将领吃了败仗,损失惨重。他们找各种借口,抱怨交通不便,但事实上他们是无能的懦夫。”诏书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将领被撤回。他们在返回都城后接受了一场问讯,针对他们的所有罪名都成立。接下来发生的事听起来很耳熟。天皇宣称,尽管纪古佐美依法应予以严惩,但是念在他从前为国所做的贡献,特予以赦免,他属下的将领尽管已被判死刑或被流放,最终也只是被剥夺了官衔和位阶而已。事实上,纪古佐美的社会地位很高,任命他为最高指挥只是一个恩惠。这种对贵族特权的滥用连同其他因素逐渐但确定地导致了中央政权的瓦解,接下来几个世纪获得支配地位的是一个—粗略地说—比宫廷贵族更有能力、更有活力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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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古佐美失败后,政府意识到征服阿伊努人是一件严肃之事,意识到再次远征的时候有必要做更充足的准备,更谨慎地选择指挥官。790年春天,天皇命令各令制国在固定时间内提供14万石米。这一次住在都城和京畿的百姓也没能逃脱重赋。亲王、大臣以及位阶在五以上的官员都受命捐献。文献记录中提到政府征用了20000件皮甲、3000 件铁甲和34500支特制箭矢。随后又征用了12万石米。值得注意的是太政官下令列制名单,名单上要有京都和其他所有令制国中有足够财产、能够在被号召的时候提供供给的所有位阶和阶层的人,理由是迄今很多体格健壮和生活富足的人既没有服兵役又不提供征用物资。791年,天皇指定了新的远征指挥官,但是远征准备工作花了很长时间,直到794年大伴弟麻吕(Ōtomo Otomaro)才面见天皇并被授予节刀(settō),这是他作为征夷大将军的象征。这是这个军职第一次被使用,后来征夷大将军成了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第一个拥有这一军职的人并不是因为军事才能才被任命的,任命他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豪族,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个豪族都是天皇的近卫,大伴意思是重要的伴侣。真正的征讨是由他的属下坂上田村麻吕(Sakanouye no Tamura Maro)指挥的,坂上田村麻吕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人物。我们无法得知这次远征的详情,但是它似乎成功了,因为795年征夷大将军面见天皇,他和他手下的指挥官都获得了封赏。他们俘虏了很多敌人,并把他们押解到都城,再从都城把他们流放到日本的最南方。据文献记载,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日文名并且在朝中有位阶,由此可见他们看上去都是地位重要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是阿伊努人,而是在阿伊努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日本移民。几年后,编年史中提到有一位日本地主及其妻子生活在阿伊努人中间并说阿伊努人的语言,但是因为鼓动阿伊努人反抗而被捕并被流放到日本南部。可以预见的是,最早迁移至北方的日本人是独立的,他们自然不喜欢天皇的统治扩张到他们的领地并对其征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离都城越远的地方对朝廷权威的敬畏越少。这也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宫廷贵族威信下降,真正的权力中心开始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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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让阿伊努人完全臣服,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举措。300余名士兵在这次征战时逃离战斗,朝廷予以逮捕,但是并没有处决他们,而是送他们去边境的据点生活。约一年后,又有9000名居民从东部各令制国迁到陆奥国的伊治附近。这些移民有可能是庄园主,为了摆脱中部各令制国的强制赋税而抛下自己的庄园。据说,7世纪和8世纪经常会有成群的男人在较偏远的令制国游荡,一些人做强盗,而另一些人则安然定居下来。随着一系列边境据点的建立,这些移民逐渐成立了固定的边防护卫队。要想使边境能够不断地向北推进,就需要组织多次军事远征。802年,坂上田村麻吕被派到陆奥,在陆奥的胆泽他修建了堡垒,由从东部各个令制国包括骏河(Suruga)来的4000人[4]驻守。同时,还加固了熊胜的堡垒,其每年的口粮供应量也固定为10600石米和120石盐。很多阿伊努人的首领看到他们无法再继续抵挡日本人的重压,于是500位首领向胆泽的护卫队投降。他们的领袖—那些自称为王的人—被坂上田村麻吕带到都城,在都城权贵一番争论之后被处决。806年,在志和建立了一个要塞,位于秋田的要塞被遗弃。从略图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对平定活动进程的了解。20年间北方的实际边境不断向北推进,从仙台地区推进到盛冈(Morioka)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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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征夷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阿伊努人熟悉所处之地的复杂地形[5],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较为强大的阿伊努人与当地的日本移民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他们之前有很多来往,肯定也有通婚,所以与天皇的军队对抗的人并不完全是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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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两座都城,加上连续出兵征服阿伊努人,仅这些就足以耗尽国库,也足以令统治阶级不顾一切地将重担以税收和强制劳役的形式压在农民身上,而这些农民作为唯一的生产者,自然成了最终的受害者。不过,除了这些突然加在他们身上的需求之外,他们的处境原本就极其悲惨。都城的官员无能、贪腐,国司府的官员暴虐、贪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时期颁布的一系列训诫诏令中看到;同样,也可以从随后发生的事件看到这些诏令完全没有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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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上田村麻吕完成平定任务之后,位于京都的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移民到新的领土。国级官员接到指令,不得将那些移民新开垦的土地作为可征税土地收录到登记簿中。似乎已经有很多庄园主因为不堪忍受这些官员的干涉而离开。或许是因为管辖者和地区官员的盘剥,阿伊努人时不时地会反叛,随之而来的是惩罚性的远征。811年的一则诏令称赞了指挥官绵麻吕(Watamaro)并给予晋升的奖励,因为他“荡平了蛮夷的巢穴,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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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京都的当权者似乎真的在努力促进在东部各令制国定居的农民的利益。这么做对他们自然是有好处的,因为更多的农耕土地意味着更强的纳税能力。但是地方当权者离得太远,没有得到切实的监督,所以新增收入的获益者是他们而不是朝廷。通过对下一章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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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反相当于10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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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英文,这里指的应该是丰乐院,Hogaku-den实际上应为Buraku-i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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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思考平安宫廷的高雅时,我们不应该只从铺张浪费和奢华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在生活中一直保持简单、节约的习惯,他们倾向于阻止过度的浪费。从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尤其是从一位名叫九条殿(Kujo-den)的贵族写给后代的遗诫命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点的有趣证据。九条殿推崇一种极其斯巴达式的行为规范,非常强调个人的洁净和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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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浪人(Ronin):没有正式职业的人,不受任何人雇佣,也不服务于任何人。注意这个术语的早期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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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天皇的军队面临很大的交通困难。我们可以对纪古佐美的汇报持怀疑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汇报789年失利的时候,他提到补给从玉造运到衣川需要4天,从衣川运到紫波(Shiwa)需要6天,还得是在天气好且路上没有遭到袭击的情况下。再加上在每个点装卸的时间,他预计那些苦力将补给送到前线,然后返回基地再次装运补给需要至少24天。每次装运的上限是6215石米,需要12440人装运。参与战斗的人数是27470人,每天消耗549石米,所以根据他的计算,12000多人花费24天所运的补给只够 27000多人吃11天。他说,因此要削减战斗人员,将他们调回基地附近,将这些可用的人调去运输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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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一章 中国的制度在日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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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的统治者定都京都后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难题,大多数难题都与土地所有制和赋税这两个基本的主题相关。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或许过于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提到它们,因为它们对随后日本历史上几乎每一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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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免税的私有地面积快速扩大、数量迅速增多,私有地又被称为庄或庄园(Shō或Shōen)。免于纳税的土地众多。奈良时代免税土地的所有者主要是佛寺和寺庙,在宗教热情高涨的早年间佛寺和寺庙收到来自国家和虔诚的个人的大块土地捐赠。这些土地作为寺院地产,既不用缴纳国税又无须承担地税。政府随后禁止个人将土地转让给佛寺,但是这则禁令从一开始就形同虚设,因为8世纪佛寺拥有的土地稳步增加,既有个人的捐赠,又有政府的赐赠。9世纪,在寺院土地持续扩张的同时,寺院还通过这个时期常见的另外两种方式获得免税土地。一种是相对正规的方式,即天皇将大面积的已开垦或未开垦的(免税)土地赐给众多的皇室成员、天皇的宠臣以及高位官员。另一种方式是私人随意占有可开垦的土地、草地或林地,这些土地也都是无须纳税的。可供天皇任意赐赠的土地自然是有限的,不过没过多久有权势的领主就开始宣称自己的土地原本是无须纳税的皇室土地,如果权势足够大的话,他们都不会设法获得特许,而是迫使地方官员认可他们的所有权。与这两种方式同时出现的是委托和授俸两种惯例,而这进一步导致了完全免税或部分免税领地数量的增加、范围的扩大。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可以说,越来越重的税收迫使小农或中农要么抛弃分给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民,要么投到有权势的免税土地所有者的门下受其庇护,正如我们在对奈良时代行政体制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委托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常见的做法是需要纳税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将土地交给免税土地的所有者,这块土地因而并入免税土地。这种委托是名义上的,因为委托人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为这种庇护或税收的免除,委托人按照约定的比例,将委托土地收入的一部分支付给受委托人。受委托人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障,可能会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更有权势的免税之人,这种方式可能会被重复使用,直到最后一层的受委托人是有着无可撼动的免税地位的机构或个人,比如像东大寺这样的大佛寺或者位阶最高的官员甚至亲王。授俸是与委托相反的一种方式,主要是免税土地的所有者将与土地相关的某些权利或特权授予一个受他雇佣、为他管理或耕种土地的人,这些权利和特权包括获得该土地产出的一定份额、使用隶属于该土地的人力、充分利用该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资产。因此,它是一种租赁形式,尽管起初租赁的周期并不确定,但是它逐渐具有了世袭的性质。总之,大多数小农宁愿冒险耕种租赁的土地也不愿把体力浪费在分配的土地上,因为在满足了征税者之后,耕种分配土地的所得寥寥无几。委托和租赁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协议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同一块土地常常附有各种类型的权利和义务,并一级一级地转让下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平安时代的土地所有结构变得如此混乱,那些手段强硬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通过强制或威胁扫除一切法律上的障碍并明确确立自己的所有权。政府竭尽所能地抑制这些破坏性倾向,却无能为力,一部分原因是有太多身居高位的人本身就有免税的领地,另一部分原因是可供分配的土地原本就只占已开垦或可开垦土地的一小部分。大化改新时期可供分配的土地可能只有稻田,而且只有稻田才会被开垦或被登记。但是除了可分配土地之外,日本自然还有大量已开垦但未登记的稻田以及面积相当大的种植其他作物的耕地,且不提当时周围未被占据的其他适于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因为当时国家组织制度是建立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的,而可用于均分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势必会带来国家组织制度的崩塌,或至少带来国家组织制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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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整是平安时代典型的政治特征。尽管日本在引进唐朝行政结构之后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简化,但是依旧太过复杂,完全无法达到目的。套用中国的谚语,用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行政体系来治理日本这样一个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的国家就像“用牛刀杀鸡”。不久之后,行政法规(令)规定的官僚等级结构的大部分职能都已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不规则发展的机构。太政官的影响力衰弱,大多数大臣和参议丧失了权力,其官职变得有名无实,官位也变成了名誉性的,不过他们的人数却增加了。政府中一些新机构的发展方式会令学习英国宪法史的学生感到意外地熟悉。这些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分别是关白(Kwampaku,意为“摄政”)、藏人(Kuraudo,意为“档案管理员”)、检非违使(Kebiishi,意为“警务专员”)、勘解由使(Kageyushi,即“审计官员”)。对这些官方机构的逐一描述有助于呈现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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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白”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汉朝的文献当中,指的是充当君主喉舌、向君主汇报并服从其命令的官员。在日本,关白这个官职是从摄政发展而来,摄政指的是那些在天皇年幼的时候掌管国家大权的人。第一任关白是藤原基经(Fujiwara Mototsune),他在年幼的阳成天皇(877~884年在位)即位之初担任摄政,并且在废立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之后继续担任关白。不久关白成为日本最高的官职,位于太政大臣之上。有时候关白同时兼任一个职位,即他名义上的官职,也可以说他在太政官中的职位,相当于右大臣或左大臣,但是他依旧位居太政大臣之上,能够直接面见天皇;他表面上执行天皇的政策,但实际上影响着政策决策。事实上他是一位独裁者,从10世纪开始,藤原氏的族长接连实行专政,进而确立了藤原氏的支配地位,这种专政从大化改新时期的藤原镰足开始,8世纪的时候因为氏族内外的斗争而中断,9世纪逐渐恢复,一直持续到12世纪。强大氏族占据支配地位阐明了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一些与日本政体不可分割的特征。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尽管得到近乎崇拜的敬仰,却没有实权,在真正的事务处理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大臣。我们最早可以从苏我氏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获得举国至为重要的地位所做的努力中看到这种做法。藤原氏将这种二元体制发展到高度完善的阶段,随后的幕府、摄政或军事独裁者都延续了这种体制,直到近代。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我们能够轻易找到与之类似的或控制皇宫或控制统治者废立的人,但是日本的传统在某一方面与众不同,那就是氏族体系在政体方面的体现。因为尽管藤原氏出现了多位伟人,但是藤原氏的支配力源自家族团结而不是个人的德行。日本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家族情感、家族自豪感和家族凝聚力,而中国关于先祖崇拜和孝道的教义更是强化了这些情感。藤原氏获得并维持其权力正是通过家族联系,而不是其他方式。藤原氏的女儿要么嫁给历任天皇,要么嫁给亲王,只有这些妃嫔所产之子才有希望继承皇位。藤原氏占据了国中所有重要的官职,并且煞费苦心地获得了免税领地最重要的权力,且不用费心费力管理这些领地,以至于12世纪藤原氏的一位成员宣称他的家族从未管理过一片领地,这意味着他们一直都是最后一层委托人,从土地中获取收入却从不费力打理。这个拥有强权的氏族几乎从未用暴力对抗对手,这一点很有趣,它说明了家族制度在日本的影响力。那些看似会成为他们阻力的人要么被残忍地、默默地流放到一些偏远的令制国;要么被说服,剃度并退隐佛寺。无须言明的、稳定的家族压力要比杀戮更有效果。菅原道真(Sugawara no Michizane)是藤原氏的劲敌之一,其仕途发展除了能让我们对当时的事件有大致的了解之外,也可以用来阐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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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古老但不强大的氏族,因学识而为人所熟知。他成长在一个以中国学问为贵的时期。他擅长作文、诗歌和书法,是大学有名的老师,在大学里受到一些备考的年轻贵族的注意。他得到宫廷重用,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导师,并将自己的女儿嫁到皇室为妃,因而快速攀升至高位。894年,朝廷决定派遣使团出使唐朝,道真被选为遣唐使。但是他并不愿意去,毫无疑问他不愿失去在朝中的发展机会。他请求天皇不要再派遣唐使团,引用在唐留学僧的汇报,称唐朝形势险恶、渡海旅程凶险。天皇同意了他的请求,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自此中断。唐朝的局势的确动荡不安;此外,日本也到了一个阶段,或者它自以为到了一个阶段,可以独自吸收、辨别它引进的中国文化,使之适应自身的需要。当然,官方交往的中断并不意味着中日彻底断了往来。当时仍有僧侣、留学生和商人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但是大体来说,到9世纪末的时候,日本对唐朝体制的热情减退,日本人开始自立,开始探寻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些许改变,开始支持纯粹的日本学问。说到这里,道真本人也能够熟练地创作本土风格的文章。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行政能力和学问一样为人称道,899年他任右大臣一职。位居他之上的自然是藤原氏。道真深得天皇宠信,以致藤原氏和其他豪族都嫉恨他的快速攀升,并迫使天皇任命他为九州太宰,这相当于流放,道真从此再未返还朝中,天皇也未敢召回他。这就是藤原氏处治强大的天皇宠臣的方法。因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联想到没有他那么强大的政治对手几乎无力与之抗衡,当藤原氏失势时,他们也一定会失势,导致其失势的不是位于都城的政治对手,而是在日本东部偏远的令制国不断积聚实力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平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平氏得势是因为军事才能,但是皇室血统、家族声望和家族凝聚力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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