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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详细叙述平安时代其余时期的政治史的话会惹人生厌,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这个时候平氏和源氏之间的对抗激烈且范围广泛,顶点是1156~1160年的一系列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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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斗的一个直接原因通常是皇位继承权问题,但是表面上的参与者依旧是宫廷各派的领导者,不过这些冲突实际上是武士家族围绕霸权的争斗。1160年以后,藤原氏已不再是威胁,源氏也被制服,源氏一些势力大的武将被杀。日本第一次由武士家族绝对掌权。天皇和日本全地都处于平氏的支配下。他们的支配地位没能持续下去,因此源氏再次积攒力量,幸运的是源氏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首领源赖朝,他们在旷日持久的争斗之后推翻了平氏。毋庸置疑,两个敌对氏族可怕的誓死争斗确立了武士家族的支配地位 并促成了武士阶层的形成。面对危险和冲突带来的压力,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想象,两个氏族的兴衰对日本人而言或许是真正的史诗。日本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忠诚、勇气和牺牲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传奇激发了他们在艺术、文学上的创作灵感,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情。这个时期侍(さむらい)这个阶层形成,他们把忠诚和无惧死亡当作最重要的美德来培养。“侍”是“服侍的人”,对领主的这种绝对忠诚的观念可追溯至很久以前。据日本最早期的书籍记载,日本古代有世袭的陪侍君主的氏族,他们的祖先说过:“我们不愿平静地死去,只愿死在君侧。如果我们下到海里,我们的身体必长眠于水下;如果我们上到山上,我们的身体必长眠于草丛下。”这种忠诚的传统赋予各个氏族以凝聚力,让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冲突充满怨恨。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英勇的、残忍的战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动乱以及野蛮残酷的行为。整个国家,从南到北,因战争、饥荒和瘟疫处于动荡之中,这种动荡因1185年坛之浦海战达到顶点。这次海战中平氏战败,平氏携幼年天皇坠海,幼年天皇丧生。从那时起,直到1868年王政复古,统管日本的是接连不断的军事独裁者,这些独裁者几乎都来自源氏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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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独裁者篡夺了天皇的权威。他们拥有天皇的权力,其中一些独裁者还拥有天皇的仪仗;不过皇位始终都在天照大神的后代手中,不管天皇如何软弱、贫困,真正的统治者都会给予他形式上的尊敬,理论上他的权力也源自天皇。宫廷的生活和从前无异,有持续不断的宗教仪式、官方仪典、宴会、诗歌比赛、赏花或赏月的短游。宫廷的整体生活因围绕优先地位、头衔、官职的争斗和阴谋以及(根据当时的传奇故事)高雅的声色犬马而变得多姿多彩。尽管权力转移到了一个更有活力的族系手中,但 这个优雅、人数稀少、没有流血的社会依旧延续了下来,部分是因为它依旧是荣誉的来源,部分是因为它延续了一种已然确定的、武士阶层暗自尊崇的社会和美学传统。与此同时,他们也迅速地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自然是基于让他们获得支配地位的战争。这种文化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内容,因为它既有阳刚活力又有冒险精神,但是只有最不愤世嫉俗的愤世嫉俗者才会说它推崇的是让那些刚刚掌握特权的人继续把持特权。这种文化最为真实的美德是军人的美德—英勇和服从,因为这是一位封建领主最希望他的追随者拥有的特质,目的是对抗宿敌。因此,武士阶级的荣誉准则忽视其他美德,只强调这两样。我们已经描述的那个时期之后的很多文学,包括以戏剧般的风格叙述的历史传奇,包括大量的细节描写、军队的英勇事迹、惨死在战争中的武士、武将的不平凡事迹、颇具武士精神的交战、忠心服侍的事例、华丽的纹章、精良的盔甲、所向披靡的武器以及战争的盛况、光荣与振奋人心。幕后是不受关注、生活枯燥乏味、耐心耕种且耕地惨遭毁坏的农民;幕前则是手持闪闪发光的剑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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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并不只是那个时期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象征符号,而是他们物质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平安时期宫臣的佩剑是礼仪性的武器,鞘上饰有珠宝,富有设计感。但是封建领主的佩剑是利用先进技术生产的致命性武器,这些武器逐渐满足了那些以战争为业的人的需求。我们对日本采矿业和冶金业的早期发展知之不多,但是庄园制度的发展及武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因为开发新的土地、对既有土地进行更加集约的耕种意味着对工具的需求增加。7世纪,铁制器具非常稀少,所以被当作货币使用。比如,我们从编年史中得知,701年一位大臣获赐1万把铁锹和5万磅铁。不过这种记载越来越少,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有很多地方开发铁矿,并在本地制造铁具,以供在庄园劳作的农民使用。我们知道后来成名的源满仲(Minamoto Mitsunaka)在他位于日本西部的一个庄园里开发铁矿;据记载,他煞费苦心地提高铸剑者的技艺。在历经多次试验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工匠,他在七天的祈祷和禁欲之后,最后铸造了两把非凡的剑,这两把剑成了源氏家族的祖传宝物,在很多英雄传奇故事中都有出现。《平家物语》(Heike Monogatari)这部撰写于1240年的伟大的历史传奇描述了平氏的兴衰,这部传奇开篇讲的就是剑,这显示了铸剑工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这部传奇中找到对举世闻名之剑的赞美,以及对其非凡特点的描述。在日本这段时期以及随后的历史当中,人们把剑视为活着的、神圣的事物,所以当源义朝(Minamoto Yoshitomo)战败、在八幡神社整夜祈祷的时候,他问战神为什么离弃他,问战神为什么他的剑失了魂。从那个时期开始,日本发展出了明确的对剑的崇拜。剑被赋予神秘的特质,几乎成了一个被膜拜的对象。它代表了武士的荣誉;实际上剑本身就是武士的荣誉,丢失或污损剑等于丢弃或败坏了他的荣誉。直到今天,铁匠在铸造、锻炼一把旧式剑之前,先要举行一个净化仪式,在锻铸的时候他们要身穿祭司穿的白色外衣,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强大传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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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绘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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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铸剑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硬度和锋利度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铸剑者在13世纪以前和以后所铸造的剑都无法与日本的剑相媲美。它无疑是日本对应用艺术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与此同时,相关的军事艺术也发展迅速。为了应对效能不断增加的武器,日本很早便出现了集高硬度与轻便于一身的盔甲。日本的防御工事似乎直到16世纪在欧洲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不过源氏和平氏借助中国的军事典籍学习了战略和战术,其中最著名的典籍是流行于公元前500年的《孙子兵法》。我们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正如剑取代了笔,这些兵法典籍取代了经典,成为统治阶层的教科书。虽然令人感伤,但是这也是一个诱人深思的现象,正是迫于尚武精神的压力,日本才最终摆脱了从老师那里学来的道德教条,开始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日本人没有摒弃孝道,但是这时对领主的职责先于家族关系;他们也没有摒弃佛教教义,只是佛法必须与时下的实践相适应。所以,一位在征战结束之时遁入空门的身经百战的武将会在僧侣给他念不杀生的戒律时充耳不闻。另一位武士—平氏家族的侍从—在因违反虔诚的天皇不许猎杀的诏令而被宫廷护卫逮捕时会说,他受领主之命为他的餐桌供应野味,因为根据领主的家规,违背领主的命令会被处死,所以他选择违背天皇的诏令,因为违背天皇的诏令,他只会被流放,不会招致更严厉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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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四篇 镰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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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封建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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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占卜者和占星者在1159年新一任天皇即位的时候,令人愉悦地漠视现实,将年号定为平治(Peaceful Rule),尽管接着便发生了一场令人极度绝望的战争。另一个更不合宜的年号是文治(Literary Government),这是占卜者和占星者为以1185年为始的纪年所定的年号。从1185年开始,日本武士掌握了业已获得的最高权力,由此源赖朝—源氏家族的领导者—定居在日本东部的镰仓,并在那里建立了名为幕府的政权,幕府相当于军队总部(Army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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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除专业人士以外的其他人来说,描述封建政权的读物往往是沉闷乏味的,但是人们对镰仓政治的研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兴趣,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在日本延续了近700年的体制早期发展的痕迹,这种体制虽然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却在近代人身上留下了尚未被抹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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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源赖朝有意制定政策以使自己成为全日本的统治者。甚至在大败平氏的初期,(根据一份记载)他对天皇很是尊重,因为他在朝廷身居要位。大体来看,尽管事实上军事独裁者剥夺了天皇除头衔以外的所有权力,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取代了天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和侍从。的确,通过获得经济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他们事实上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最高掌权者,但是源赖朝及其继任者未必有统一国家的构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清楚的国家和君主观念,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君主制长达500年之久,在这方面他们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欧洲人先进得多。但是中国理论还为他们提供了将君主权力下放的理念,所以在源赖朝看来,他的独裁并非反常现象。此外,他的思考点是封地和庄园,而不是民众和政府。他在离都城300英里的镰仓定居,因为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他监管家臣的便利中心。源氏的主要庄园都在日本东部,很多与源氏结盟的氏族的大片地产也在这里,这是他作为源氏家族首领赐予他们的封地。源赖朝的权力并非朝廷赋予,也不是他从朝廷那里夺来的,因为天皇从未在那些地区获得绝对的统治权。只有地方权贵选择承认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对那些地区行使管辖权。这个时候的源赖朝虽然强大,却依旧依赖封建族长的支持,他的职责是让这些族长遵守秩序,制止任何有可能削弱他地位的行动。简言之,他要牢固确立自己作为封建领主的地位,而不是取代京都的天皇。事实上,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利用皇家的权威是合宜的,因为在他掌权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他还是会在形式上非常谦卑地奏请京都的朝廷批准他的这项或那项政策。他在朝廷谋求并获得了高位,被任命为权大纳言和右近卫大将,但是多年以后天皇或者说隐居的上皇才授予他梦寐以求的“征夷大将军”的职位,这赋予他对日本全国所有军事力量最高的、无条件的指挥权。这些细节值得牢记,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日本随后直到近代的历史。日本传统的、对皇室的敬畏之情非常强烈,这种敬畏之情历经几个世纪的兴衰,虽然被压在心里、逐渐变弱,但从未消失,到1868年王室复古的时候这种敬畏之情再次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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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宫廷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声望和某种消极的权威。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有能之士来说,在宫廷是无法获得仕途的。藤原氏支配下的宫廷总是有供一些有能力的官员以及某类世袭的内政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人擅长诠释法典、起草公文、记录账目等。他们是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地位总是低于各部的领导者,这些人获得领导地位凭借的不是能力而是出身。其中一些人厌倦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或者因这个时期的阴谋和无序而担惊受怕,于是归隐乡间,过着节俭舒适的生活。一些人成了真正的隐士或云游四方的僧侣。而另一些更有野心的人被在军事首领麾下效力的晋升前景吸引,于是向他们提供服务。镰仓幕府因缺乏行政人才和文学人才,所以非常欢迎这些经验丰富之人,他们既熟知宫内事务和公务技巧,又对政治和法律有大体的认识。因此,东日本倾向于吸收都城有才干的人;这种迁移对权力向镰仓的转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并使镰仓成为独特的学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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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广元(Ōe Hiromoto)是参与组织将军幕府的众多学者之一,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服侍皇室长达数百年的文人家族。或许13世纪日本行政管理的成功大多归功于他和与他出身相仿的同僚。为了清楚地描述他们的工作性质,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下源氏大败平氏的战争末期的形势。这个时期所有问题的根源一如既往地仍是土地所有制,描述土地所有制就是在描述日本政治和经济概况。在于1185年达到顶点的动荡时期,日本各地的私家武士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并且在当地获得支配地位。这是庄园增加的合理结果,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中已做略述,但是中央权威的衰弱加快、促进了这一进程。在东日本,随着源氏军事实力的增强,自11世纪末开始,很多土地所有者为了得到保护,将他们的庄园委托给源氏的族长管理。事实上,这种操作十分常见,以致1091年天皇下发诏令予以禁止,但是这则诏令显然并没有什么效用。平氏倒台以后,源赖朝将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赐予他的支持者,日本共有66个令制国,其中33个处于这些封建领主统治下,此外还拥有500块免税领地。他还邀请很多平氏的旧盟友,请他们转而效忠自己。对于那些归顺的,他赐予新的土地,或者认可他们对旧有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些人就变成了他的封臣、家人。因此,源氏领主直接控制或通过其封臣控制的土地和军事力量遍布日本,其中日本东部多一些,其他地方少一些。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封臣掌握的土地常常在其他庄园主如亲王、宫廷贵族和强大的住持的领地内[1],还有的位于国司辖区内,因为这些官员继续掌管着一些地区,即便他们不作为公务人员,至少也是作为权威或所有权的某种象征形式。在这些领地内,根据不同形势,将军行使的权力有所不同,从名义上的宗主权到完全有效的控制权。但是令人困惑的远不止这些,尽管我们为了简洁,宽泛地使用“庄园”和“所有权”这两个词,但是必须理解的是,日本的庄园和欧洲的封建庄园有几个根本的区别,日本少有对土地的直接所有权。被称为“庄园”的私人领地其实是由多个个体耕种的单元构成的,结构非常松散。这些单元的大小受惯有的农业方式的影响,这种农业方式要求把土地分成小块的修有堤坝的水稻田或者小块的山地梯田。这个农业体系中没有牧场,其基础是个体集约种植水稻,而不是共有的畜牧业。结果,正如日本历史所示,最强大、最稳固的所有权在耕农手中。然而,事实上,耕农只享有耕种土地的权利,从中得到的常常是少量的食物,因为他要满足很多对他的劳动的索求。附着在每一小块土地上的权利不仅繁多而且多样,它们被称为“职”(shiki),每个庄园有各种复杂的“职”。正是庄园的“职”及其衍生物让日本的封建机构有了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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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应当准确理解为职务或功能,但是它后来被用来指一片土地的持有者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有时会被宽泛地用来指代收入,在后来封建社会的文件中指代土地本身。从对这些权利的粗略的升序划分中,我们可以得知耕种小块土地或多块土地的人的权利,管理作为庄园一部分的多块土地的管家的权利,庄园所有者的权利,最后是保护人的权利,保护人处于权利的顶端,他要凭借自己的高位确保庄园不被征税或侵犯。这些权利的渊源和性质各不相同。耕种者的权利源自早期的口分田制下对土地的使用权;源自对荒废土地的占有权,这些荒废土地或是先辈努力开垦所得,或是一些地方要人开垦所得。再有,耕种者的土地起初或许是其作为奴隶的先祖耕种的封地。不过,一般来讲,耕种者的权利不过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予以耕种,在满足更高一级的权利要求后享用剩余的产出;不过他可能会享有某些特殊的权利,比如在灌溉、捕鱼、伐木或猎取野味等方面。庄园管家的权利各异。在典型的案例中,亲王、贵族或宗教团体在获得或扩大位于偏远令制国的一处庄园后,他们无法亲自监管,所以会将监管之责委托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的权利取决于其职责,而其职责又受诸如庄园面积、位置、免税性质等因素的影响。小庄园的管家可能只是一个小农,监管耕农并将约定的一部分产出上交给所有者。他也可能是一个土地所有者,从庄园所有者那里获得固定的酬劳或一定比例的庄园产出作为回报,他对庄园加以监管,并且如果他是地方要人的话,还要保护该庄园不受邻近土地所有者的侵犯。在一些地方,中央或地方政府要么强大,要么腐败,因此庄园的所有者将庄园委托给一些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员获得酬金、予以管理并记录账目、将收入上缴给缺席的庄园主。反过来,一个大庄园主在本地的地位有时会赋予他指定的权利,让他能够成为地方或中央政府部门的文书或财务人员。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公职被当作隶属于私有庄园的“职”,尽管乍一看令人诧异,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在乡村地区熟知文字和账目的人才很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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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范围和豁免权的扩大,庄园逐渐变成自治单元,庄园的管理工作包括监管、记账、维护所辖之地的稳定、保护所辖之民不受外来者的侵犯。因此,出现了看守人、治安官、巡视官、领班等职官,所有这些人都靠土地养活。有时候这些职官由地方政府的官员担任。这些都是“职”,都靠庄园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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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概括地描述为管家之“职”的权利有很多种。1214年一座大佛寺的庄园存目中提到了18个不同种类的庄园职官,不过其中一些职官只是头衔有别而已,一个150英亩的庄园有23名监管人员,共分11类,每类的“职”所管理的土地在最低的1英亩和最高的18英亩之间。这些土地的产出构成他们的收入,以本案为例,这些收入占庄园总收入的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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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升序,权利最高的是庄园的庇护人。权利的增加有几个途径。他有可能是从朝廷获得赠地的身居高位的要人,也有可能是开垦土地或者从他人手里夺得土地的地方权贵。但是在所有典型的事例中,庇护人都是土地所有者,有别于管理者和耕种者。他拥有主要的权利,但未必是最有价值的。在他从权利中获益之前,这块土地可能已经经过了多层委托,每一层都产生了一个或多个“职”,当所有“职”的权益得到满足之后,留给他的不过是象征性的份额。此外,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甚至他以及其他权利较低的土地所有者可能都会依靠大将军等其他强大庇护者的保护,所以可能会产生新的权利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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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不仅数量多、种类多,而且为了酬劳可以再做细分,也可以凭遗嘱转让;此外,因为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发展缓慢,所以所有者倾向于将“职”分给子女;所有者死后,“职”或者“职”的一部分可以传给其女儿,然后就变成了其女儿夫家的世袭权利。因此,随着家族的分流,这些权利不断分化、组合,权利的数量增多,复杂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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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围绕土地的权利和职责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但是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从其中一方面来看,“职”看起来像是一种兑换媒介。它的流通性质及可以以主要作物来准确计算其价值的事实让它在一个货币经济遥不可及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有了货币的特征。此外,因为“职”可以细分、转让,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远距离享有,所以所有权的有效变换可以在不破坏庄园生产平衡、不影响实际耕种者使用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确,这个体系独有的一个特征是权利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发展来的。典型的私家武士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耕农也同样和土地联系在一起,较低等级的武士与较高等级的耕农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他的军事领主并未将领地切割出一部分作为对其服侍的回报,不过领主承认并保护他的既有权利,这是他身为家臣的酬劳。他的职位并非专门的军事职位,尽管他是领主的家臣,但是他往往还是对另一个人负责的佃户,甚至还是对作为主要领主的平民政府负责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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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攸关的紧要关头,源赖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控制这些利益,让它们于自己有利的同时又不冒犯这些利益的所有者。他在镰仓设立幕府预示着行政体系变化的来临,在这一点上可与645年的大化改新相提并论。但是大化改新是基于一种理论并且是作为一个计划实施的,而源赖朝的举措则主要是经验主义的。他没有试图取代或者推翻现有的机制,而是辅以自己首创的机构,以在察觉到自我需求的时候满足它们。他在大江广元的辅佐下,在适宜的令制国任命军事管理者即总追捕使(sō-tsuibu-shi)或守护(shu-go)(即地方治安官),并且在众多私有或公有领地中指定名为“地头”(ji-tō,即庄园总管)的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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