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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赖朝肖像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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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取自《地狱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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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执权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延续了源赖朝的传统，实行极为严肃、整体上极为公正的司法。1232年，镰仓幕府的政所实施了名为《贞永式目》（Jōei Shikimoku或Formulary of Jōei）的法律，“贞永”为该法律编纂年间的年号，这是执权北条泰时和学者三善努力的成果。它不像《大宝律令》那样，是一个系统的法律体系，也不以任何综合的法律体系为基础，而是一个用来指导裁决者和决策者的准则与规则的集合，它体现了封建体系半个世纪以来的运转经验和结果。从这个方面来讲，它是典型的镰仓风格，实用、直接、基于现实且不受理论的束缚。泰时在写信给身在京都的部下时提到这部式目，并说道：“它没有严格仿效任何一部原作……而是根据公正原则的需要起草的。”事实上，它的有些内容确实得益于先前的法典，但是它所涉及方面与之相当不同，因为它的主要出发点是规范武士阶层的事务和行为。《贞永式目》里面有对诸如忠诚、孝顺等武士阶层道德准则的简单叙述，它既是道德守则又是一部法律汇编。从未有人尝试将它适用于封建领地以外的其他地方。那些并非镰仓家臣的地主、公职人员以及大的佛寺依旧遵守《大宝律令》中尚在使用的律令与业已出现的、杂乱地覆盖在《大宝律令》之上的法律、诏书和敕令，再不然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实施的习惯法。不过，鉴于《大宝律令》是基于很久以前已经消失的环境，封建法典更适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贞永式目》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一些私有和公有领地，这不是因为幕府的要求，而是因为《贞永式目》的实用优势。不久之后，一个在事实与本质上是源氏族法的律法就成为日本的习惯法，尤其是在与土地使用权问题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权利问题方面。在一个农业经济体中，这些问题都是基础性的问题。从它不太起眼的起始来看，《贞永式目》在后来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真是引人瞩目。泰时在把它发给家臣传阅时写道：“恐怕身在都城的人会嘲笑这部由无知的野蛮人汇编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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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典及其随后的增补条令自然是于封建权贵有益，于小佃户以及官员不那么有益。但是那些编纂这部法典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执行这部法典的人看到，与一部不那么严苛的会被滥用、逃避的法典相比，一部得到公正执行的严苛的法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耕农虽然承受重税，但是知道至少他们受法令保护，不会遭到未经批准的勒索，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卖掉持有的土地，迁徙到别处。不过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处境令人愉快，因为奴役依旧存在，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实际状况。但是，镰仓的统治者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他们发现耕农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并且看到了公正公平对待耕农以及等级略高的其他人的重要性。围绕这个主题，可以写的还很多，但是我们这里只是指出在中世纪的日本，司法观念似乎还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抽象的理念一般由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法官的职责构成。司法被看作某种便宜的、由当权者赐予的恩惠，而不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观点影响到后来封建时期所有的行政管理，以至于我们发现后来法律规定并没有得到普及，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官方机密加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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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善自身的司法方式外，镰仓幕府还仔细关注地方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其辖区内实施幕府集中制定的政策。巡视官员严格监督治安官和总管，发现任何不合常规的做法都要予以严惩。幕府密切关注地界、用水权和收成，并做出诚挚的努力，根据变化的收成调整税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尤其因为稻米的产量会因降雨和光照而剧烈波动。出于这个原因，长期以来，稻米种植既是日本农业经济的劣势，又是其优势。稻米是主要的食物，也是标准的作物，其他谷物的种植规模较小。这是因为，直到近代，诸如肉、奶、蛋等食物的供给仍然不足，在收成不好的时候没有办法作为稻米的补充，所以饥荒频发。饥荒的危险早在奈良时代就被发现，当时官方机构不止一次地尝试让耕农种植备用谷物，以便在环境于稻米不利的时候能维持生存。但是他们并未成功，因为他们没能将诏令付诸实施；而且，数个世纪以来，日本的耕民一直习惯于水稻种植文化，因为在正常的时节种植水稻能够有更好的收成，人们也更喜欢食用稻米。在这种形势下，在修有堤坝、需要精心灌溉的小块稻田里，地界和供水对耕种者至关重要，也会激起他们的盛怒。因此，武士阶层制定的保护耕农不受个人欺压的政策展现出那个时期并不常见的智慧。在这个方面，他们要胜过早前的统治者，他们自诩是和善的家长，他们也胜过后来的封建专制君主，他们只追求绝对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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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贵族的随侍（可能是饲养和训练猎鹰的人），取自1270年前后的一幅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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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简朴与节制。优雅、阴柔的奢靡生活，社会竞争以及耗费巨大的居所、衣饰，宴饮上的大笔花销毁掉了京都一个又一个自豪的家族。源赖朝及其继任者之所以远离文化都城并在官阶和官职上对自己的家臣予以严格约束，部分是因为此。都城优雅的社会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吸引着那些被贵族鄙夷地视作“东方蛮夷”的简朴的武士。源赖朝一定了解自己的下属，并担心那种对头衔的尊崇、那种日本人与英国人似乎共有的等级情愫所带来的后果。确实，当镰仓幕府简朴的生活被潜藏的京都社会标准破坏的时候，执权的实力开始衰退。镰仓幕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早期不受影响的状态，保持了不优雅但淳朴、勤勉的作风。虽然镰仓幕府的具体组织机构时有变化，但是这并非因为犹豫不决，而是因为它始终如一地想要针对出现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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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的领导者有一个典型特征，即他们不遵循具体的理论，而是采用试错法。他们会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任凭另一个机构衰落下去，但是他们的指导原则是持续的，他们始终追求的是全体的成功而不是个体的成就。因此，以执权为首的政所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团结。政所关于重要问题的商议都是秘密进行的，它对外发布的命令都是经过一致同意的。责任是共同的，而这有两个优势。[1]它不利于帮派的形成和来自政所内外的密谋，它阻止个人获得荣誉，同时也保护他们不受因政所的决策而愤愤不平、图谋不轨的团体的伤害。简言之，政所的顾问可以安全地采取行动，不必惧怕或偏袒。如果不是因外来因素而瓦解，这种通过委员会来实施管理的有趣的试验会带来宝贵的成果。在源赖朝的儿子之后继任将军的傀儡不能行使行政权力，但是他们有很大的仪仗，有很多由有着都市品位和仪礼的京都贵族组成的随从。这时镰仓幕府出现了一个宫廷集团，鼓吹与那些执权统治成功依靠的严肃的武士道德相悖的观念和消遣。似乎道德家所向往的一个简朴、节约的社会中总是孕育着衰败的胚芽。它的风俗和行为受到严格规定，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会因变化陷入危险。不过一个始终不变的文化不是一个活的文化，而且变化本身也是诱人的、令人向往的。毕竟，我们得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食物、衣饰、绘画、诗歌甚至社会竞争带来的满足，要比持续不变的严格的行为准则和简朴的生活更令人愉悦。所以，在镰仓幕府严苛统治下的很多令制国的武士发现了这一点。执权北条时赖（Hōjō Tokiyori）因简朴的生活习惯而闻名。他在世时流传的一则故事描述了有一天晚上要宴请宾客的时候，他是怎样在空无一物的橱柜中只找到勉强遮住碗底的酱汁和一点红酒的。当时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身居高位的要人是勤俭节约的模范。不过对他们而言，行使权力几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对普通武士而言，既然没有了打仗的兴奋，也就没有什么能够耗费其精力了，所以较为年轻的武士在将军的府邸寻得职位，并且逐渐沉湎于更为文雅的音乐、舞蹈以及诗律等技能而忽视军事训练。欧洲和日本的学院派史学家往往会根据简单的标准来谴责这种忽视，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完全是倒退。封建社会的文化是狭隘的，而且这种文化能够通过对艺术、文学的兴趣，甚至通过京都贵族培养的社交礼仪得以扩展，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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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贵族的生活标准持续上升，而镰仓幕府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地通过各种禁奢的法令来遏制在他们看来日益高涨的奢靡浪潮。这是整个日本历史上时有发生的现象。某个群体或阶层掌权，鉴于其经济地位往往会上升，他们对物品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人数也会增加。不过，尽管他们的消费增加了，生产却停在原地或者没有实现相应比例的增长，因为生产受制于一个近乎恒定的因素—可耕种稻田的数量。于是便会达到一个节点，这个时候统治者努力通过人为方式减少消费，但是这种方式通常是无效的。接着就是消费者之间的你争我夺，这在封建时期表现为内战和权力的重新分配。13世纪后半叶，时势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被日本境内、境外酝酿已久的动乱打断。尽管北条执权有种种功绩，但是内部局势依旧混乱。1257年，镰仓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1259年，日本发生严重的饥荒和致命的瘟疫，据说京都的街道上满是已死之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身在乡野的总管受命免除税收，为以草和根茎为食的难民提供救济。次年，瘟疫依旧在蔓延，幕府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实用举措，于是让治安官命令各令制国的神社和佛寺祝祷、诵经。当时身体健壮的人严重匮乏，所以幕府甚至释放了因杀人而服刑的罪犯。在都城，让事态更为糟糕的是，大的佛寺之间爆发了激烈争斗，僧兵威胁着天皇以下的所有民众。这种事情既不新鲜也不少见，因为早在969年延历寺（Enryaku-ji）就曾以武力威胁宫廷，13世纪延历寺的武装力量蜂拥入城达20余次。1235年、1236年、1256年、1257年、1264年，京都均发生严重的骚乱。镰仓幕府的统治者虽然通常能保持淡然，但是有时也不得不干预。比如，1259年，当僧侣和天皇之间的争端可能会变得严重的时候，幕府派了几百名武士进驻都城。当时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直到僧侣在重新考虑之后决定放弃，收兵并闭门不出。不过幕府武士必须严密地警惕偷袭和纵火。因此，外人可以断定都城以及大佛寺所在的畿内的局势是怎样地接近无政府状态。我们了解到，在这样的时期，皇宫城墙上潦草地写着嘲讽之语，比如“新年里，凶兆”“田地里，灾难”“都城中，武士”“政府里，不公”“宫廷中，偏袒”“令制国中，饥荒”“河床上，尸骨”“神社里，大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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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国内局势转到这个时期的对外往来上，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危险的环境。自菅原道真（894年）以来，日本和中国之间再无官方往来，不过因为中国依旧是日本的文化之源，所以商旅船只依旧会载着日本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的学问中心求学。这个时期，中国在造船、航海等方面遥遥领先，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似乎大多是靠中国的船主。不过日本的船只也有跨海而来的，尽管随行的并不都是爱好和平的商人。比如，我们听说1263年高丽（kōrai）是一个国家，唐朝没落之后，它占据了整个半岛，高丽国王曾对他们在朝鲜半岛海岸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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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抗议说，尽管两国商定每年只应有两艘日本船只到访朝鲜，但是来朝鲜的日本船只远超两艘，倭寇掠夺海岸的城镇和乡村。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在与他国朝廷的关系上极其敏感，很容易因他们认为不敬的言语而发怒，但是镰仓幕府承认有错的是自己的臣民。这些抢掠是镰仓幕府位于西日本的家臣擅自的行动，他们遭到责备并被责令返还抢夺的物品，主要包括谷物和兽皮。这种状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日本和高丽之间始终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战争之所以能够避免，是因为镰仓幕府非常关注国内问题，再加上经济困顿，不能冒险发动海外战争。而这时日本又有了另一个充分的理由不与高丽争斗，因为1263年蒙古帝国可汗忽必烈成为全中国的皇帝以及很多与中国接壤国家的宗主。就像吉本（Gibbon）描述的那样，这些“周围的国家因忽必烈的武力征服或威吓而沦为不同程度上的朝贡国和附庸国”。高丽变成了蒙古帝国的一个易于控制的附庸国，忽必烈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为妻。这里继续引用吉本的描述，他说：“忽必烈无穷的野心促使他立志征服日本；他的船队两次遭遇海难；这场无果的征战让10万名蒙古士兵和汉族士兵丧生。”这些入侵的故事，虽然有一些模糊不清，但是充满了趣味和令人兴奋之处，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满足于对这些事件的最为简短的概述。1268年，忽必烈派一名使臣到日本，携带一封“大蒙古国可汗”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这封信被交给了位于九州的大宰府的幕府代理人，然后又被火速带至镰仓。信中提议日本应与中国友好往来，并且信末指出，如果国与国之间不能和谐共处，战争就会接踵而至。继这封威胁信之后，忽必烈连续五年发出其他恐吓信件。京都担惊受怕，而镰仓幕府虽然意识到了危险，却没有答复来使，而是把他们遣回了其主人那里。最后，1274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一支蒙古军队从朝鲜半岛启程，乘坐高丽水手掌舵的船只抵达日本。至于这支舰队的规模以及所载人数，日本权威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不过一组可信的数据显示，该舰队有450艘船，15000名蒙古士兵以及15000名高丽水手和雇佣兵。他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在那里一小队驻防士兵英勇奋战到最后一人。当地住民遭到残酷对待。这支舰队然后启程前往九州，并在日本的箱崎（Hakozaki）湾海岸的不同地点登陆。一开始日本人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他们十分轻视朝鲜人，认为在自己锋利的剑下他们不过是唾手可得的猎物。但是蒙古人不仅勇猛，而且善于作战，其领导者有长期指挥大批士兵的经验，他们不仅有射程达240码的致命的弩箭，还有可以发射重型投射物的机械。而日本人则处于劣势，因为他们过去常常以松散阵形作战或者压根没有阵形。此外，他们被元朝的火器吓了一跳，这种火器似乎是由某种可以发射易燃性投射物的设备组成的。然而，凭着十足的勇气，他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匹敌，当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即便最敏捷熟练的敌人也无法阻挡他们吓人的利剑。首先与蒙古人交手的是九州的地方首领、庄园主或总管。他们知道大军就在路上，镰仓和西日本所有能被召集的人都被召集起来，但是他们没有坐等大军，而是立即进攻。他们损伤惨重，但是一直战斗到傍晚，然后退回自己的工事等待援军。这些援军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夜幕降临之前入侵者就已经决定退回船上。他们可能会在第二天再次进攻，但是风暴临近，他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觉得回到船上更安全。当晚风暴来袭，到黎明的时候，整个舰队都被吹到了海上，也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安全逃到了海上。在这次逃离中，他们损失了很多船只，回到朝鲜半岛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次远征损失了13500多人。与此同时，镰仓幕府令西日本所有辖区的治安官征集反抗入侵者的军队。幕府给丰后（Bungo）国（丰后国位于九州中部）世袭治安官的信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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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贵族的侍者即白丁（Hakuchō），取自镰仓时代的一幅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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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入侵日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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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友兵库头入道（Ōtomo Hyōgo no Kami Nyūd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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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已经袭击了壹岐和对马，战斗即将来临。因此，要派出一支军队。而且，你要向九大令制国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宣告，对那些战时服役表现优良的论功行赏，即便他们不是将军的御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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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永十一年（Bunyei）第十一个月第一日（127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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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为将军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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