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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尽管这些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这些而非宗教信仰，但是我们不能以为武士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完全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禅宗—或许是日本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以冥想为主的教法的传播就是始于这个时期。整个封建时代，领主及其家臣频频设立宗教机构，并且大多数庄园内有领主捐助的佛寺和神社，人们在这些佛寺和神社里供奉保护神祇或代死者举行仪式。一位武士在不再征战的时候会剃发并皈依佛门，取个法号，但这通常并不一定说明他们弃绝了俗世和俗物。人们会祈求诸神惩罚违背誓言和违背法律契约的行为。在危机时候，人们会祈求所有的佛教和神道教神祇，祈求在战争中有力量、能胜利。有时候人们会把一位伟大的武士神化，并供奉在由其后代建造的神社中。一般来说，武士阶层慷慨捐助宗教建筑和宗教仪式，不过—如果要在他们的信条和欧洲骑士精神之间做一区分的话—他们所珍视的并不是宗教理想，宗教不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而是附属动机。我们无法推断这种差别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种族本能还是外界环境。但是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中世纪保护欧洲不被异教徒侵犯的职责落在了骑士的肩上，封建制度作为基督教辖区的捍卫者为基督教会而战。日本没有出现这样可以证实封建、宗教利益的境况。佛教传遍了整个远东地区，甚至在忽必烈可汗（khubilai khan）入侵日本的时候，蒙古帝国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所以日本没有像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那样的人唤醒源氏家臣，大声疾呼信仰危机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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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关于封建时代早期的描述，主要由源自编年史和登记册的乏味无趣的内容构成，描绘的是一幅了无生气的画面。为了真实有趣，我们最好从当时的传奇故事中选取色彩加以填充，使其富有生机。这幅画的背景中应当有稻田，有弯腰耕种田地的耕农；在半山腰的平台上，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树林，林子里光线昏暗的佛寺中有僧侣跪在阿弥陀佛的佛像前念咒诵经；不远处有坐落着茅草房舍的村落，其中一些并不比其他房舍宏伟的是庄园管家及其下属的居所。这幅画的前景中有几辆满载的板车经过，有的靠牛拉，有的靠身着腰布的人竭尽全力地拉；有带着公文从国司府邸赶来的信使；有四处奔走为奈良东大寺寻求施舍或捐助的僧侣；有骑在马背上衣着光鲜、刚刚去狩猎或骑射的一队武士：这是和平时期的图景。而我们可以从《平家物语》中了解战争的色彩与内容。《平家物语》可追溯到13世纪上半叶，以充满智慧的语言描述了军队的功绩以及武士和亲王的生死。写这些故事的僧侣把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史描绘成见证了人类所珍视的一切事物消失的历史，描绘成一幅盛大图景。这个图景揭示了顺序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事件，揭示了佛教教法的因果关系链。所以，这部伟大的军事传奇的开头是这样的：佛寺的钟声诉说着世事的无常；繁花的色彩验证了盛极必衰的真理；骄傲如春夜里的梦一样转瞬即逝；不久之后，强大的必将倒下，像尘土一样被风吹去。不过，尽管这种哲学强烈地影响着那个时代日本人对生命的看法，但是总是有可供快乐闯入的空间；这些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的，除了愁思和妥协之外，还有征战的快乐、扎营的乐趣、身着华丽衣饰的骄傲、醉人的自夸以及一如既往的对美的敏锐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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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曾义仲（Kiso no Yoshinaka）曾是源氏的一员，也是反抗源氏的叛逆者，走到了尽头。“去年他有5万人马，而现在沿河而行的他只有6位追随者。凄凉！再想到他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黑暗之地游走，愈发凄凉。”他遇到家臣今井（Imai）和少许人马，他们聚集了一支300人的小部队，去迎战一支6000人的敌军。义仲说了一句“势均力敌”，便骑马冲进战场。“那天我的主人上穿红底的锦缎内里，下着用中国丝绸做的裤子，手持装饰华丽的长剑，穿戴着两肩翘起的金制盔甲，头盔紧紧地贴着。他脚踩马镫，马高高翘起前蹄，他大声喊道：‘我是武士木曾，你们常常听到我的名字，现在你们得以见我本人了。这就是我，擅长驭马之人，伊予国的领主，旭日将军（General of the Rising Sun），源义仲。[8]来呀，有本事砍下我的脑袋给源赖朝。”当然，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义仲的妾室—美丽的巴御前（Tomoe Gozen）参加战斗并取了一个人的性命。不久之后这一小队人马就被消灭，今井劝源义仲逃走。他骑马离去，“黑夜将至，万物都披上了一层薄冰，所以他看不清哪里是低洼的稻田，很快他的马深陷稻田，脖子以下都被埋在淤泥之中，他用马鞭鞭打、用马刺踢打，都没能驱动马儿。即便身陷困境，他还在担心今井，还回头看他遭遇了什么，这时相模一位名叫三浦石田次郎为久（Miura no Ishida-no-Jirō）的人骑马上前，用箭射穿了他的头盔。他被击中，身体向前倒在了驭马的鬃毛处。这时石田的两个手下扑了上来，砍下他的头。石田用剑叉起他的头高高举起，大声宣告：‘全地闻名的恶魔木曾义仲已为我—三浦石田次郎为久所杀。’今井这时还在打斗，听闻此言，他说：‘今后在战场上我还能追随谁呢？看啊，东方国家的人，看看日本最骁勇的武士是怎样结束自己生命的吧！’接着他把剑插进自己嘴里，坐在马上，头猛地向前，被剑刺穿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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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很好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战斗精神，那种忠于职守的观念令一位武士追随侍主直至死地。自杀的传统无疑源自那个时期，武士宁愿自取灭亡也不愿被残忍的敌人俘虏或被折磨致残，后者凭取下的可供展示的头颅的数量获得赏赐。但是教导武士死亡胜过受辱的武士准则促进了这种传统。另一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联想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因为故事虽然是传说而非史实，但是都有一个事实作为基础，即便有些夸张，但依旧保留有事实的色彩。故事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在描述一个时代的习俗之时，也塑造了下一个时代的理想。源义经的故事虽说是老生常谈，但或许是对封建时代早期军旅生活最简明扼要的描述。源义经是日本历史上生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源赖朝最小的弟弟，在平氏打败源氏之后，平氏放过了还是小孩子的他，并把他送到佛寺，为成为僧人做准备。但是更喜欢军事冒险的他逃走了。他四处漂泊，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直至得到北方一位友善的贵族的庇护。在两大氏族最后的争战中，他为源赖朝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斗，正是他的指挥才能和勇气让源氏于1185年赢得了推翻平氏的最终胜利。描述他勇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在武士中、在宫廷中都非常有名，他们把他看作骑士的典范—精瘦、英俊、才华横溢、英勇。他剑术高超，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京都的五条（Gojō）大桥打败了伏击他的身强力壮的僧兵。在传奇故事中，这位名叫弁庆（Benkei）的僧兵后来成为他的同伴和忠诚的亲随。他们俩和源义经的爱妾、忠贞的歌舞伎静御前（Shidzuka Gozen）是经常出现在很多舞台剧中的英雄人物，一些能剧也会描述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事件。但是源义经的成功只是让他招致了哥哥的嫉妒，后者定居镰仓，这时已经做好了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朋友和亲人的准备，当时他想着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威胁。事实上，他以惩戒这个叛逆者的需要为名，从宫廷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权力，这个我们前文提到过。刚刚打完胜仗的源义经回到镰仓，但是源赖朝不愿见他，尽管他在不到一英里以外的村庄里住了三个星期。最后他给无情的哥哥写了如下一封信：“我为你的不悦徒然地流下血红的泪水……我在这里住了许多天，一直没能见你面。我们之间的血肉亲情被割裂……我出生后不久，受人敬爱的父王就离世了，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带我去了大和，从那天起我始终处于忧虑或危险之中。为了度过这无益的一生，我们在都城四处漂泊，受苦受难，在各种简陋的地方东躲西藏，最后定居在偏僻、遥远的令制国，受到那里粗暴百姓的欺侮。不过最后我被叫来协助推翻平氏家族，在这场战斗中我打败了木曾义仲。然后，为了能彻底族灭平氏，我骑马进入令人蹙眉的险境，面对敌人，不惧死亡。我勇敢地面对危险的风浪，从不顾虑我的身体会坠入海底或被深入的猛兽吞噬。我以马具为枕，靠武器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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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义经与弁庆在五条桥上相遇，源自剧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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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离开镰仓，启程前往都城。在那里他筹集兵力反抗他的哥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忠诚达到了极限。他失败了，源赖朝仔细搜寻他的踪迹，发现他藏在了深山里。最后，在静御前和弁庆的陪伴下，他们一行人北上，伪装成重建东大寺筹集资金的化缘僧团。位于奈良的东大寺及其青铜大佛在内战中被毁。这时，源赖朝手下的细作正在搜寻他们，护卫把守在所有山口盘查旅行者。靠着万无一失的策略，他们通过了设在安宅（Ataka）的关卡。护卫描绘出了源义经精致的五官和挺拔的身姿，当时弁庆为避免引起疑心，假装很生他的气，斥责他是一个懒惰的小工，痛打他和他的随从。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但是护卫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侍从会对深受尊重的侍主动手。然后“守关卡的护卫让他们离开，他们感觉自己像踩了老虎尾巴但毫发无伤或躲过了毒蛇的毒牙一样，挺起胸膛，大声说了‘告辞’之后，便前去陆奥”。在那里，在源义经幼年时庇护过他的氏族首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是很快这位年长的人就去世了，而他的儿子惧怕源赖朝的权势。所以，在第二年即1189年他背叛了父亲的客人，源义经在自己小小的要塞里遭到了大批人马的攻击。他没有投降，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之后，他自杀了。他的生命尽管充实，却只延续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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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源义经及其他同时期的封建领主分别指挥多少军队。东方历史学家不是很关注算术，他们的符号体系也会出错。不过，在其他方面真实可信的编年史中提到50支军队，10万人。据说，在源赖朝最后一次征战（1189年）中，为了征服使日本北方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好战的藤原氏，三股力量聚集在陆奥，会合点的人数超过28万人。不过，大规模的激战似乎并不常见，战争的主要内容不是大批人马的对抗，而是小队人马的冲突、突袭、小规模战斗以及各种人与人的对峙，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对一的战斗虽不是主要内容，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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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领地的范围和保有期限大不相同。因此，东大寺单从朝廷获得的封地就有大约500块，约相当于遍布日本几乎所有令制国的8000户人家的所有田，这些人家的所有田在50块到250块之间；此外，根据998年的一份存目，当时东大寺在100多个不同地区拥有面积从几杆（一杆约等于5.5码）到几百英亩不等的或捐赠或受托的土地。据官方估计，早在850年东大寺就约有3万英亩稻田。在僧侣体系中，这个持有量并不过分，但就小块适宜耕种的土地而言，其持有量是巨大的。这些数据并不包括附属于东大寺的其他佛寺持有的相当的地产。至于宫廷贵族的领地，我们可以以岛津（Shimadzu）的庄园为例，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有些极端的例子。起初在1030年的时候这是一片闲置的土地，后经一位平氏官员开垦并将他委托给当时的藤原氏摄政，后来成为藤原氏的一个分支近卫（Konoe）氏的世袭免税领地。经过各种扩大，到12世纪末的时候，这片领地发展为一个巨大的庄园，横跨三个令制国，面积超过4万英亩，占这三个令制国可耕种面积的一半还多，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展示出每一种保有性质和每一个免税等级。东大寺和岛津庄园，虽然就范围而言是极端的案例，却也是典型的案例。从镰仓幕府在1280年进行的一项地籍调查中我们可以得知，大隅（Ōsumi）国约9000英亩的可耕种土地中，只有750英亩是公有的、可征税的土地；常陆（Hitachi）国可耕种土地为12万英亩，公有土地为2.7万英亩；丹波（たんば）国可耕种土地为4800英亩，公有土地只有约609英亩；在最后这个令制国中，有近300英亩的土地是属于神道教神社的，有1000英亩是属于佛寺的，还有近3000英亩属于庄园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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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到12世纪末的时候，令制国的国司和地方的管理者通常已经无法再行使行政职能，一些非常有限的职能除外。他们现在只是世袭头衔的持有者，拥有或掌管世袭土地，位居他们之下的徒有其名的公职人员是小地主。地方管理者（即以前的郡司）阶层尤为如此，鉴于他们曾是地方执法官、征税者以及治安长官，他们获得任命是因为其地方影响力，他们逐渐发展为世袭的地主阶层并拥有熟练使用武器的侍从。他们或许是武士阶层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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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当北条泰时（Hōjō Yasutoki）在1221年打败天皇家军队之后，接到了一封由信使带来的天皇的投降信，据《吾妻镜》记载，他当时说：“有谁能读天皇的来信？”他身边当时共有5000人，其中一位将领进前来，说武藏藤田（Musashi Fujita）是一位大学者。藤田受命读信。这也不能怪众位将领，因为天皇室公文所用的是一种差不多只有内行才会懂的语言，非常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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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指的是三善康信（Miyoshi Yasun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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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指的是中原亲能（Nakahana Chika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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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武士道”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得到使用，并有了特殊的含义。在这之前，日本有多个一般用来描述武士的荣誉规范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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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处原文是Etchū Zenshi，结合上下文及史实，恶七兵卫景清即藤原景清的父亲应为“藤原忠清”，译文写作“藤原忠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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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木曾义仲为同一人。源义仲因在木曾村成长，故又称木曾义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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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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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五章 北条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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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年，源赖朝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为镰仓幕府名义上的执掌者，但是他们都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强大，所以权力旁落。他们的母亲政子（Masa-ko）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子，在她还是女孩的时候就果敢地在自己婚礼当天跟源赖朝私奔，她随后的生涯也与这个“潇洒”的序曲相呼应。她是定居在日本东部的平氏家族的一位首领北条时政（Hōjō Tokimasa）的女儿，肯定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因为她在很早的时候就察觉到了源赖朝的聪慧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源氏系在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氏族。镰仓幕府成立的时候，在源赖朝身后出谋划策的是北条时政，与来自京都的学者一起讨论管理细节的也是北条时政。源赖朝死后，镰仓幕府设立了一个摄政谏言机构，而主掌该机构的则是北条时政。摄政谏言机构的成员争吵不休。不久后，当源赖朝的次子继任将军的时候，时政就变成了唯一一位执权。从那开始，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北条执权控制着历任将军，就像藤原氏的摄政控制着历任天皇一样。因此，在13世纪，日本就出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国家中为首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天皇，其残存的权力被一位已退位的天皇篡夺，其真正的权力名义上被授予了一位世袭的军事独裁者，但实际上权力的行使者却是那位独裁者的世袭顾问。通过对这一说法进行具体说明和详细阐释，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荒谬，但是它依旧引人关注。有人会认为这种多人统治的体系太过异常，不会持续太久；事实上，这个体系最终瓦解，因为那些眼看着权力从一个代理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代理人手中的人开始认为这种代理过程或许可以有进一步的有利的下延，直到这个过程能给他们带来一份好处。但是执权统治组织有序，且执权都是有能力之人，所以第一波针对执权统治的外来攻击只不过激发了它的实力，使得镰仓幕府的地位比从前更加稳固。当时有几位不满的封建领主几次尝试推翻将军的统治，有时候他们还会和京都的宫廷集团合作，毕竟京都总是有一波人时刻准备密谋攻击镰仓幕府。1221年，后鸟羽天皇—一位尤其有能力、有学问的人—凭着耐心和巧妙的准备聚集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也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还精明地设法征募畿内大的佛寺，让它们站在自己这边，而它们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助力，因为佛寺富有且好战，而且僧兵无疑是历经实战的兵士，因为他们一生都在征战突袭。他散布消息，呼吁大家支持镇压北条执权，他宣称北条是叛乱分子，是法外之徒。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是聚居东部的人行动太过迅速。执权动员了一支力量，从镰仓出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控制了都城。天皇和上皇以及皇室的其他几位成员被放逐到偏远的岛屿，而亲王、宫廷贵族以及其他为首的造反者有的被当场斩杀，有的被放逐，有的被收押。被放逐的人中大多数在半路被处死。天皇的密谋实际上变成了一件于镰仓幕府有益的事情。这让他们有机会清理一群心生不满的危险分子，更为要紧的是，让他们有了占有原属于京都富裕家族的大片领地的借口。军队领导者亟须增加土地，因为氏族之间的争斗催生了一个大的武士阶层，他们既不愿意也不适合在自己的庄园里劳作。他们基本上没什么生产力，但是人数众多；在已经逝去的那一代人中，他们的人数自1185年就开始增长，现在已经增长到没有足够的土地予以分配的地步。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糟糕透顶，将军的很多家臣生活困苦，他们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们造反，处境也不会更差，或许还会更好。”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这种形势都是危险的，这里更加危险，因为大多数不满的氏族都是乐于以打仗为业的。摄政的顾问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危险，所以他们大方地将没收的庄园分给那些他们希望安抚或奖赏的追随者。在1221年叛乱之前，他们已经尽量不在那些归属于朝廷的近半数令制国的庄园设置总管，至少不再对它们征收兵役税。据说这些被没收的庄园超过3000个，它们为将军忍饥挨饿的家臣提供了丰富的意外收获。土地并未完全被转让给他们，但是他们被任命为总管即地头，他们的食俸也比到此时为止的食俸多得多。在新任命的一批总管管理的土地中，每11英亩中就有1英亩是属于自己的，而且他们可以对剩下的10英亩征税。天皇在1223年颁发诏令批准了这一方案，当然是在胁迫之下。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镰仓幕府慷慨地对待天皇和某些贵族氏族，但是宫廷贵族甚至皇室的整体财产和实力严重缩水，而且在日本受京都影响较大的地方，军事统治者的诸家臣很难不忠于赐予他们如此有利可图的职位的侍主。在关于1221年叛乱的一份历史记载中，一则轶事有趣地阐明了总管的价值。已经退隐的后鸟羽天皇在去熊野（Kumano）神社朝拜的路上遇到了与14岁和15岁的儿子一起游历的侍（samurai）—仁科（Nishina）。天皇见他的两个儿子容貌俊美，便把他们招至麾下，仁科出于感恩也来到宫廷。当这件事传到幕府的时候，幕府没收了仁科名下的两座庄园，因为幕府的家臣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和宫廷往来是违法的。这期间，上皇赐予了他爱妾—名叫亀菊（kamegiku）的歌舞伎，两座位于摄津（Settsu）国的庄园，但是亀菊抱怨说镰仓幕府指派的总管欺瞒她。因此，天皇命令执权立即将仁科的庄园归还于他并且罢免冒犯的总管。执权像往常和宫廷进行有力沟通的时候那样，带了一千人马出现在京都，并回复说先皇任命源赖朝为日本全地的总管，而源赖朝又将总管一职赐给了帮助他剿灭与天皇为敌之人的人，这些因为功绩获封的人是不可以被罢免的。这则轶事在说明了总管的机遇的同时，也表明了源氏是如何妥善照顾自己的家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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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户外衣饰的京都女子，源自一幅描写法然上人生平的镰仓时代的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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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故事的人继续描述道，天皇因执权的回复而震怒，自那以后便开始筹谋推翻幕府。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天皇身边的人都是像维持镰仓幕府运转的人那样有才能且可靠，那他可能会成功。但是京都的生活不是那种能让优秀的、有组织能力的人占据首位的那种，而东日本的领导者都是从鼓励实际智慧的艰苦的环境中训练出来的，至于所需的学问，他们可以依靠从京都吸引来的学者。这时，将军在幕府中的地位比天皇在京都的地位还要低一些。当源氏继承中断的时候，一个从京都来的藤原氏的孩童被授予将军的头衔。从那个时候（1226年）开始，一百多年来将军都是傀儡，所以日本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和源氏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一位既非武士又非源氏成员的贵族行使，这个贵族要么是藤原氏的成员，要么（后来）是皇室亲王。反常之处并非只有这些，因为幕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北条氏的历代执权手中，他们是平氏而非源氏的后代，但是我们要记得这种现象在日本人看来并没有那么奇怪，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收养能够创造一种与血缘关系性质不同的家庭联系，但是这种家庭联系的强烈程度不亚于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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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条执权在理论上是篡权者，但实际上，从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们是极其称职的管理者。第一位北条执权即时政在他的女儿、意志坚强的北条政子及其儿子北条义时（Hōjō Yoshitoki）逼迫下退位，北条义时继而成为执权。一直到1333年，北条氏连续有9位成员继任执权。我们只须概括地描述一下他们的统治就够了，无须提及个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似乎都有一种显著的、遗传的能力，北条政子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这一能力。在第二个儿子去世后，她皈依了佛教，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她参与公共事务，从那个时候开始她被称为“尼将军”（Ama Shōgun或Nun General）。在过完充实的一生后，她于1225年去世，时年七十有余。她的一生是一位女性脱颖而出的异乎寻常的一生，但是封建时代早期的日本绝不是没有类似的案例。那个时代，不论是在都城高雅的圈子里还是在更加严格的军事阶层中，女性都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女性像后来那样处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