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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经济政治单元的发展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现行的民事法律体现了关于财产和继承的中世纪观念的遗留。新的社会结构让首先考虑家庭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变成一个人的首要义务。因此，它在道德等级中把服从、忍耐、牺牲置于很高的位置；它鼓励养成尊重年长者和权威的习惯，养成言行举止谦恭有礼的习惯；它激励个人保持其姓氏的清白。当然，这些行为理念并不是新的，而是从古老的信仰和习俗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不过封建制度总是倾向于挑出一些看似对它的存续有益的道德理念并加以强调，即便不会否定其他道德理念，也会忽视它们，因此它的规范虽然严格却狭隘。鉴于封建制度的目的是保护经济单元，所以它的基础本质上是物质基础而非道德基础。[7]从传令官战时的咆哮和武士的高谈阔论中我们可以听到持续不断的低语：财富！财富！封建阶层领导者既贪婪又保守。因为贪婪，所以它会很容易地宽恕针对这个群体以外的其他人及其财产的罪行；因为保守，所以它催生了一种等级观念，却不怎么鼓励积极主动性。因为家族的利益至上，所以个人的活动受到约束，即便是极其细微的决定也要在漫长的商议和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冷酷无情的社会压力剥夺了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让儿子变成了奴仆，让女儿变成了财产。只有战争才能阻止这个体系走向衰落，因为战争需要迅速抉择、大胆行动。从足利义满掌权的时代到15世纪中叶是不太稳定的和平时期，这之后战乱频仍，甚至在和平时期日本全地也会有争斗和冲突。一些大家族在争斗中起起落落，有时候与其他家族争斗，有时候与自己的属臣争斗。这些纷争扩散开来，最后演变成两大敌对的足利氏家族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就像足利氏将日本分成两大派别，分别为南北两个朝廷争战一样。1467年，日本爆发了一场大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年号命名，名为应仁之乱（War of Ōnin）]。这场内战主要以京畿或近畿地区为中心，一直持续到1477年，然后战争中心转移到了令制国，直至15世纪末才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古老的封建家族要么败落，要么凭依所剩无几的权力挣扎求存。山内氏在应仁之乱中与其盟友一共集结了近10万人，但是战后变得默默无闻。他们的对头细川氏也是这样。蒙古入侵之后在九州升至高位的少二氏、菊池氏以及斯波氏也几乎销声匿迹。斯波氏在镰仓幕府时期是将军的代理人、北方六大令制国的统治者以及日本中部封臣的大领主。难怪歌人芭蕉（Bashō）在后来的和平年代到访一处有名的战场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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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萋萋，功名昨日古战场，一枕梦黄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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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や兵ともが夢の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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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家族起伏不定的运势常常会令侍失去持有的地产，因而出现了一些没有土地的武士。那些愿意效忠于另一位领主的武士都能得到好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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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武士要么漂泊流浪到城镇里，要么加入佛寺成为僧兵，还有一些沦落为足轻（ashigaru），因此催生了一个新的士兵阶层，一种在等级上位列侍之下的雇佣兵。镰仓时代的书籍中就有提到足轻的，不过足轻作为重要的人物出现可追溯到室町时代后半叶。大多数足轻似乎从前都是耕农和奴隶，他们舍弃了负债累累且被战火破坏的土地。一些封建家族的家规把他们界定为位在耕农之上的一类人，但是他们得穿耕农的衣服。他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阶层，为了战利品参加各种民间暴乱，战时既抢掠朋友又抢掠敌人。他们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与之相伴的是封建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源赖朝时期，小地主骑着自己的马，带着一两名侍从参加战斗。而现在战争不是由小规模的骑兵和小规模的近距离厮杀决定的，而是由大批骑兵和步兵的行动决定的。这些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变化帮助消除了“自由民”和“贱民”之间本就已经很模糊的界限，并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即士兵和农民。在等级上位居其下的首先是手工艺人，其次是商人。不过总的来讲，内战期间这种阶层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与从前相比—更自由地从一个阶层移向另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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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羽僧正（Toba Sōjō）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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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足利义持（Ashikaga Yoshimochi）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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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皇室和室町幕府都没有发动攻击，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天皇贫困潦倒而足利氏过着奢华的生活。或许1500年皇室穷到了极点，因为国库没有钱，所以后土御门天皇（Go-Tsuchimikado）死后六周才得到安葬。同样因为没钱，继任天皇的登基大典推迟了20年。足利氏有很多领地，但是将军们花钱大手大脚，经常陷入财务困境，因为他们一般致力于享乐而不是履行作为掌权者的义务，只有少数例外。足利时期权力的下放达到极限，即便在日本这种权力下放程度都是极不寻常的。这时，几乎已经没有隐居或退位的天皇，主要是因为宫廷无力承担退位和即位典礼的花销。不过，将军因为有“关白”这个头衔，所以是天皇的代理人，他会通过治安官（守护）来行使自己作为军事独裁者的职权，而治安官实际上是自治的。很多情况下连这些治安官都不住在自己的辖区，而是把辖区交给代理治安官管理，代理治安官通过其属臣实施管理，其权力往往比治安官都大。足利氏一直保留着将军的头衔，直到1597年卸任的第15代即最后一代将军死于流放地，就像在他之前的几代将军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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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川（あさかわ），这里描述的是涩谷（しぶや）和岛津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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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作“突然大名”，原是一种通过模仿大名或大人物来博人一笑的技艺，这里用来指代那些模仿大名或大人物的、突然上位的新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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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格来讲，贸易商人是传教士的先驱，他们第一次到日本是在1542年，而第一批耶稣会士登陆日本是在1549年。耶稣会士参与贸易，以至于长崎和澳门之间的丝绸贸易中也有他们的份额，贸易所得被用作传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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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1483年的时候，日本运往中国的剑多达37000把。现存于日本的宋朝杰作当初是拿运往中国的剑换来的，而这些剑在中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想想这个还是挺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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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过其他依附于神社的团体也叫“座”，比如歌舞团体；近代用来指代剧院的字依旧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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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个时期的德政条令有很多独特的细节。1457年，幕府宣布，通过偿还1/10的贷款可以赎回被典当的物品，而且为了防止在当铺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条令还规定只能由妇女在白天取回典当物品。如果发生任何冲突，双方都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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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某些常见词语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从侧面获得对封建思想这个方面的不同寻常的认知。比如，家督（かとく）的字面意思是“家庭的统督”，最初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家主对其成员的管束，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它也指代家主对家庭财富的管理，直到最后人们主要使用这个词的财产继承意义，就像罗马法律中的“家”（familia）后来指代的是家庭房产。与之类似，“总领”（そうりょう）的字面意思是“总的领地”，后来变成假定继承人的称号，在今天的常见用法中，它指代的只是长子或长女。我们已经见到的“职”，虽然最初指的是职位，随后被用来指代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再后来指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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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八章 宗教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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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表面上看，艺术在这个破坏性的、颠覆性的时代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艺术繁荣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日本人不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习惯，始终对色彩美和形式美都有着渴求，这是一种连大灾大难都无法抑制的审美。其次，当时的社会形势不但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精美物品的创造，因为它们是成功的象征，是满足刚刚得权、得财之人的自尊心所需的炫耀手段。最后，或许这点最为重要，宗教机构足够强大，可以为画家和文人提供庇护。因此，那些小心避开战争和政治的僧侣和世俗之人可以在尚且安全的佛寺画画、写作，或者他们也可以依附于某位选择作为“学问保护人”的大名。我们已经看到封建贵族迫切希望不被当作乡野粗人。京都的高雅之士一直都看不起他们，现在当他们成了都城主人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引人注目。《源平盛衰记》中一个有趣的片段描述了源义经上朝时的情形。书中说：“尽管源义经肤色白皙、举止优雅，在京都如鱼得水，但是宫臣认为他还不如平家的一个废物。”不过现在发生了变化，引领风尚的是武士。伯耆国的治安官名和于1333年护送天皇进京的时候，仪仗盛大，派头十足，被称为“伯耆之仪”。武士阶层不再满足于战场上的荣誉，所以自将军往下，他们开始一边孕育一边享受文化的益处。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成功地推动了一些平和的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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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实中为之而战的是僧人以及旧制度下孕育的艺术家，因此在描述这种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好先描述一下那些使之得以存在的宗教体系。其中首要的毫无疑问是禅宗，它带着镰仓时代武士阶层的热情，得益于武士在下一个时期的绝对支配地位，在将军以及大名的庇护下繁荣发展。就发展程度而言，禅宗即便不能被称为国教，也可以被称为官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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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人们为了禅宗的自律而舍弃了其他教义的慰藉。虽然我们得承认侍的道德准则为他们树立了虽局限却崇高的理想，当我们来到记录得相对翔实的足利时期时，我们几乎找不到那种坚忍性情的痕迹，也找不到很多作者喜欢加在武士身上的那种坚定，但英雄传奇故事除外。他们似乎按照职业武士中常见的比例融合了刚毅与多愁善感、坚韧与轻信，他们通常会显现出一种典型的军人在理解政治基本原理上的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受制于精明且博学的僧职人员。足利尊氏与佛寺之间的关系就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揭示了封建习俗的这个方面。他的重要导师是生活在1275～1351年、人称梦窓国师（Musō Kokushi）的僧人，是室町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尽管荣西可以被视为日本禅宗的祖师，但是在他的教义中融入了神秘的真言元素，而未被更改的禅宗教义是由中国僧人于1214～1280年从其发源地带回的。这种教义被传给日本两大高僧，他们是最早被授予国师头衔的人，一位是大灯国师（Daitō Kokushi），另一位则是梦窓国师。显然梦窓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学识极大地影响了很多重要的封建武士，尤其是足利尊氏及其弟弟足利直义（Tadayoshi）。他说服他们仿照奈良时期的国分寺在每个令制国修建一座佛寺和一座佛塔。这些佛寺被称为安国寺（Ankoku-ji），而足利尊氏修建它们的动机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的。他希望每个令制国都有一个象征着他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日本的符号。不过他还希望通过这一虔诚之举让人产生好感，因为此举意在安抚 那些在他的战争中死去的人，其中既有朋友又有对手。近代，同样的动机促使大城市的屠夫在迫于职业需要宰杀动物的时候举行佛教诵经法会。梦窓无疑真的影响了尊氏的感情，因为他似乎是出于真正的忏悔而行动的。一些数量惊人的文件留存到现在，有一些是他亲笔所写，文件表明他迫切希望得到救赎。其中一份是他向清水观世音（Kwannon of Kiyomidzu）所发的誓，他祈求观世音怜悯并断言退隐以换取来世的盼望。另一份誓言是他对祇园神社发的，他说自己虽然一直信奉禅宗，但是依旧非常愚昧，他祈求能多活几年，并在此期间觉悟。他感觉或者他宣称自己感觉在废黜后醍醐天皇一事上犯了大罪，所以他做了多种虔诚的事功，以安抚过世天皇以及在战争中死去的人的灵魂。建造天龙寺的目的就是这个，于1354年1～3月抄写全部佛经的目的也是如此。来自各个佛宗的几百多位僧人参与了后一项事功，并且每卷佛经的最后都有由木版印刷的题词，题词是足利尊氏写的。这些案例表明了足利氏及其同僚有着非常广泛的宗教热情。我们不能说他们精通禅宗教义，因为他们还离不开佛经。不过据载，梦窓国师说足利尊氏在一阵狂饮之后总是会在睡前进行长时间的坐禅；的确，禅宗法师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即便禅宗教义对其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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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的佛寺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地位所做的孤注一掷的努力，显示了禅宗不断增加的权力。自从禅宗成为武士阶层偏爱的佛宗，并且在朝廷迫于禅宗高僧通过将军所施加的压力接受禅宗后，天台宗的处境就变得艰难。一个能证明这种推断的不同寻常的证据是梦窓先后被七任天皇授予国师头衔，其中三次是在他生前，四次是在他去世以后。[1]禅宗已经失去早期的那种质朴，也不再满足于简朴的隐居生活。这时禅宗在镰仓和京都都拥有宏伟的建筑。两地各有十刹五院，在镰仓为首的是北条执权时期建造的建长寺（Kenchōji），在京都为首的则是天龙寺。在这些佛寺佛刹之上的是临济宗的大本山—南禅寺（Nanzenji），它在南部、东部的令制国非常有名，而北部、西部的令制国最偏爱的是曹洞宗。禅宗僧人经常出入宫廷及文武贵族的府邸，他们因学识、智慧以及俳句而备受欢迎，俳句是当时盛行的消遣。总的来说，当时几乎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在与天台宗的众佛寺争斗的时候并不总能获胜这点令人感到诧异。1344年，两大佛宗之间发生激烈争吵，当时有人建议天皇参加天龙寺的落成典礼。我们很难厘清事实，但是显然天台宗的强烈反对导致天皇缺席落成典礼，为了不冒犯比叡山的僧人，他于第二天秘密参加了一场佛事。两大佛宗彼此诋毁，比叡山的僧人得益于长久以来的练习轻松地胜过了禅宗高僧。比叡山的多座佛寺举行各种法会，传阅决议，谴责宫廷与异端往来。这些决议确实穿插着诸如“伪装成僧人的恶魔”“错误的见解”“邪恶的习俗”“国家的敌人”等表述。这一次，天台宗僧人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幕府即使完全站在禅宗这边，也不得不妥协。1368年，双方再次发生严肃的争吵。当时幕府支持禅宗的发展，于是天台宗僧人威胁要将他们的神圣标志带去都城。这是他们惯用的威胁形式，一般都会得逞，因为没人敢触怒佛祖，而这些标志象征着众佛的存在。这一次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吓到武士群体，不得不将自己的威胁付诸实施。他们带着圣辇下山，前往京都，到达由士兵守卫的皇宫，士兵是奉细川氏、山内氏、赤松（Akamatsu）氏及其他有名的将领之命在此守卫的。但是幕府不想动用武力，所以天皇让步，放逐了足利义满的朋友、身居高位的禅宗僧人素川（Sosen）。他们的成功让佛寺受到鼓舞，僧兵发起进一步进攻。然而，这时幕府已经没了耐心。全副武装的僧兵在再次进入都城前往皇宫的时候遭到了攻击，在损失了一两名僧兵之后，他们丢下圣辇逃走了。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完全溃败，因为他们在对抗南禅寺的时候获得了一些胜利，似乎部分是因为幕府并没有把这些争斗当回事儿，也不在意宫廷狼狈不堪，不过肯定也是因为与僧人相比，在辩论策略上军事将领不过是笨手笨脚的业余人士。延历寺的声望由来已久，被视为都城和国家的守护寺。僧侣深知在与容易糊弄的武人打交道的时候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特性。而且，必须记住，他们不仅富有而且人数众多。比叡山上一度有3000座寺庙、佛学院以及其他建筑，这些建筑共同构成延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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