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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灯国师（Daitō Kokushi）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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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一国师（Shōitsu Kokushi）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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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聚会，尤其是在节俭、克制的早期禅宗信念的影响下，是为了让人从俗世的烦忧中抽身，安静地欣赏美。这种细微的仪式装点能够鼓励人们举止优雅、审美规范。不过这种信仰很快就失去了其简单的特征，至少在富有的人当中茶道开始变得奢华、繁复。将军足利义政在位时期，茶道是一种花费高昂的贵族消遣。禅宗僧人珠光（Jukō，被视为茶道的始祖）确立了茶道的规矩，这些规矩的基调是克制、简洁。但是他自己是一个鉴赏力无人能及的鉴赏家，并且会和能阿弥及其他专人一起帮助义政花费巨资收集瓷器和绘画，并在义政位于银阁的茶室里品鉴、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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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是一座不是很重要的建筑，这与其名称并不相符，不过它是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它是一座三层建筑，没有金阁雅致，也没它华丽，展现的建筑技艺也不及金阁精湛。事实上，它简单到近乎平淡无奇的程度，不过它的这一方面表现了义政圈子的审美。建筑上，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展现对宗教样式和家用样式的折中，以及一种新的住宅式样即书院造（shoin-dzukuri）—专业人士将书院造视为近代日本住宅的前身。相邻建筑东求堂（Tōgūdō）也采用了同样的式样，被义政用作祭祀的地方。东求堂有一个小房间，这是大小为四帖（一帖等于1.62平方米）半的典型茶室的原型。毫无疑问，茶道对后来日本人的房屋布置有重要影响。比如，常见的壁龛（tokonoma）尽管较早的时候是做装饰用的，并且绝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宗高僧和茶道大师的习惯，但他们在其中摆放绘画或花瓶而非神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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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坐落在东山上，而且足利义政收集的大多数珍宝得以留存至今，被称为“东山御物”，这些宝物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动荡时期被送至安全之所，历史上每一次易手都要有正式的文凭作为担保。或许其中最有名的器物是一个小茶入，名为古贺（Koga）茶入，是禅宗僧人道元（Dōgen）于1277年从中国带回的。这个茶入起初为古贺（？）家族所有，历经变迁，先后流转到将军、大名和富裕百姓手中。现在它的价值难以衡量，所有者是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珠光本人也购买了几件有名的器物，其中也有一个小茶入，因形似九十九发茄子（Tsukumo Nasu）而有名，义满曾高度赞赏这个茶入，但1615年在大阪被围困之时，这个茶入遭到严重损坏，后经修复，几经流转，最后被近代的一位富商收藏。另一个器物也是由道元带回的，它是奈良一位富人松屋源三郎（Matsuya Genzaburō）藏品的一部分，他因拥有三件极品器物而有名，分别是一个盘碟、一幅画、一个小的茶入。这个茶入就是道元带回的，后来落入萨摩领主岛津氏手中，1928年岛津氏以13000英镑的高价将其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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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大师教导其弟子的节俭和近乎粗野的简洁也仅此而已。不过即便他们未达到严苛的理想状态，我们也无须控诉。在历史学家眼里，足利氏的将军们通常是不合格的、自私的统治者，他们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作为政权管理者，他们也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他们与民族历史上更受尊重的人物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似乎也像伟大的武将和政客一样为后世做出了贡献。封建政策遗留的痕迹只有战争，但是义满和义政则通过其应受谴责的纵情享乐不经意间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是因为他们自私地渴望推动对外贸易，日本才有了那么多中国的艺术珍宝，尤其是宋朝、元朝、明朝的绘画和瓷器。正是在他们的资助下，高雅的艺术依旧能够在一个审美和学问的绿洲中繁荣发展，而绿洲周围尽是战争和暴行的沙漠。几乎所有的应用艺术，尤其是制陶工艺，都得益于他们的茶道，而茶道行家都是要求严苛但慷慨的主顾。尽管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很快就消逝了，但也是在它赋予美学传统以形式和实质之后才消逝；尽管经历了诸多变形，但从本质来看，它仍然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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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时期主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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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年 足利尊氏成为将军，定居京都，但是内战持续到13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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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年 足利尊氏死后，足利义诠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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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年 足利义满继任，日本开始与中国进行外交和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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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年 皇位继承权之争结束，后小松（Go-Komatsu）天皇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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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年 足利义满退隐并在金阁继续实行统治（死于1408年）；义持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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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年 日本多地爆发封建战争，经济处于持续动荡之中，其表现形式是瘟疫和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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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年 应仁之乱爆发，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掌权（1449～1474），封建权力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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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年 应仁之乱结束，但大部分令制国的战争仍在继续；足利氏的将军们无能为力，而皇室几乎已经破产；中央政权瓦解，大多数令制国处于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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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 整个日本陷入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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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他的法号全称由16个字组成，国师二字前有14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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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道德并不总是值得称道的。比如，它建议那些到京都申诉的人贿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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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向一心”是莲如常用的一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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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1928年的官方报告，本愿寺众派共有19701座佛寺，真言宗共有12108座佛寺，日莲宗共有5019座佛寺。他们的高僧人数为16000人，信众估计有1200万人，而日本佛教徒总共有4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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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收入来源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一个神社会将自己的很多信奉者“卖给”另一个神社。现在仍旧存有某一特定组织让渡其一定数量信众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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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同类的重要著作有：《古今著闻集》（kokonchōmonshū），完成于1254年，是一部记述平安时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元亨释书》（Genkō-shakusho），完成于1322年，是讲述日本佛教历史的著作，内有传略。当时还有以注解、佛寺记载等形式问世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现在逐渐可以查阅。一些僧侣是非常多产的作家。东大寺的尧年（Gyonen）于1321年逝世，享年82岁，他撰写了127部共1200多册著作，涵盖从音乐到注释再到佛经等领域的知识。然而，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存在令人失望的断层，而这是由战争和火灾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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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个简单的例子，表示尊敬的词句源自社会习惯，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