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7043 这种说辞无疑加深了秀忠脑海中已有的疑虑，因为在听到这种说辞之后不久他就颁布了反基督教的新令。这则诏令让所有神父遭到放逐，无一例外，并且禁止日本人与基督教有任何联系，违者处死。因为家康的葬礼，宗教迫害暂缓，不过到1617年，迫害重又开始，而且在负责执行诏令的官员发现普通的惩罚措施完全无法阻止神父布道、阻止其信徒信教的时候，迫害日甚一日。与继而发生的令人作呕的折磨和残酷的杀害有关的记录太过惊悚，此不赘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它见证了人性以法律和秩序为名能堕落到何等阴暗的程度，那它同样也是一个令人悲痛却又令人动容的证据，证明了人类为了捍卫理想所表现出的英勇。对英勇的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最大的回馈莫过于其信徒感人至深的坚定，他们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耕农，他们从小被教育要像英勇的侍那样，勇敢、平静地面对恶魔般的残暴行为。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常常哼着赞歌走向拷问台，走向火刑柱，走向十字架和深坑，并勉励他们的教友永远不要退缩。连续数年，这种迫害的残暴程度分毫未减，直到最后它影响了基督徒的人数。有一点很重要，即使在这个糟糕的阶段，当局也不愿意以死刑处决外国传教士。但凡有可能，当局会驱逐或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只有在其顽强反抗的时候才会采取极端措施。不过，到1622年，将军有理由怀疑罗马天主教会与西班牙密谋入侵日本，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神父更加严苛，并且重新制定了反基督教的法令。所以，稍后放缓的迫害活动死灰复燃，从西日本一直蔓延到德川幕府的直属领地。1624年，他下令驱逐境内所有西班牙人，不论他们是神父还是世俗之人，并规定日本基督徒不得到访海外。不过仍有传教士来到日本、受难，在到达和受难之间的简短时间里使人皈依基督教。关于这个时期日本的基督徒人数意见不一，教会历史学家也并不是完全可信的，基督徒最多的时候很可能达到30万人。我们难以确定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受难；因为肯定有一大批人即便不是迫于领主之命，也只是接受了基督信仰而并不是深信，有可能这些并未深信的皈依者在放弃信仰之后很快得到宽恕。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当时肯定有数量可观的日本人以一种令后来的旁观者不解的顽强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些旁观者或许被信众对礼拜日的轻松态度误导，误以为这里没有深植的宗教热情，只有非基督徒的轻率。然而，沉重并非信仰的必要元素；我们已经在日本的佛教记录中多次看到士兵和耕农带着即将进入极乐世界的信念面对惨烈的结局，或者为了守护《莲华经》英勇抗争。这些人无惧死亡。或许是因为性情之中潜藏的悲观情绪，或许是因为贫困、绝望，他们觉得生活并不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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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5 我们很难区分日本某些宗教运动中的精神因素和经济因素，因此我们很难说15世纪的一向宗暴乱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与土地有关的动乱，有基督徒参与的岛原之乱也是如此。这场暴乱于1637年爆发，是日本与外界断绝往来的直接促因之一。约从1627年开始，迫害的势头逐渐减弱。基督教看似要么被禁绝，要么被迫转入地下。不过在一些足够远离官员密切监视的地区，信徒依旧暗中信奉基督教，他们可怜地采用骗术以躲避盘查。他们会崇拜做得像观音的圣母玛利亚的小像，并把它放在家中的佛龛或神道教的神棚（kamidana）里；他们还会在农舍灶房的漆黑凹陷处摆上刻有圣像的器具。基督教信仰存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中为首的是那些靠近长崎的地区。长崎周边地区的迫害活动最为严重。到1637年末的时候，居住在天草岛和岛原的人发动暴乱，这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基督徒。很有可能就像一些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封建领主的压迫让他们极度绝望，因为他们与日本其他很多地方的农民一样，要缴纳的赋税逼近了其所能承受的极限；不过似乎让他们有勇气奋起反抗的是其基督信仰，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死亡或患难都是命定的，他们也相信未来会有喜乐。1638年初，几千名基督徒，其中有男人、女人、孩童，联合起来占据了位于岛原一个陡峭海岬的破旧城堡。领导他们的是五个心生不满的侍，他们从前跟随信奉基督的武将参与封建战争，但这时已经没了侍主。很多叛乱者和他们一样，并非单纯的耕农，而是因内战局势身陷困境、前途未卜的老兵。他们坚持了两个多月，抵抗被派去镇压他们的人数众多的军队，他们的旗帜上绘有耶稣、玛利亚、圣雅各（St.Iago）等传奇人物的肖像以及圣餐礼（Louvado Seia O Sactissimo Sacramento），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旗帜才倒下，几乎所有人被杀。经过这场屠戮，日本的基督徒基本上被消灭殆尽，尽管少数几个乡野群体仍在暗中信奉基督教，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敢公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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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7 毋庸置疑，对诸如此类叛乱的恐惧，正是在日本统治者中势头日盛的排外运动的最后一个推动力。现在在他们的认知中，基督信仰是与外敌入侵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规避基督教渗透和外敌入侵的危险，他们决意切断与西方的所有联系。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得出这一结论。在对待外国人的时候，无论是神父还是商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宽容大度。这种种族敌意和国家敌意的缺乏，可以部分归因于他们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不过肯定也可以归因于他们根深蒂固的、面对外人时的友好习性及强烈的热情好客的责任感。最终让他们背弃其高标准的是恐惧这个一切恶的源泉。1624年，幕府驱逐了西班牙人，1638年驱逐了葡萄牙人（主要原因似乎是怀疑他们是岛原之乱的共谋）。一旦排外运动正式开始，一旦认为本国的安全危在旦夕，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就变得残酷起来。1640年，被派来要求重启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使臣被当即处死，惨遭与1280年被派来的不幸的蒙古使臣同样的命运。他们惨遭厄运的原因相似，即日本人想要表明他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必须补充的是，即便在实施针对外国人的极其严厉的措施时，日本官员也表现出对恰当、得体的强烈感情。因此，在对律法的漠视迫使幕府采取极端措施之前，被定罪的神父在被处决时会得到日本身居高位的人才能享受到的仪式与待遇，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人是带着敬意处决他们的。幕府官员向他们充分解释了驱逐的法令，还细致周密地处理了那些按照法令离开的人员的财产。英国人和荷兰人并不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不过英国人的贸易平台因为管理不善于1623年关停，所以到1640年的时候，除了一些获准留下的中国人和被限制（与囚禁差不多）在长崎一个小型定居点的荷兰人以外，日本已经没有外国人了。在长崎，每年会有少数遭到严格限制和密切监视的贸易船只来访。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稀稀疏疏的外来物品和外来理念是日本与整个世界仅有的交流[5]，因为1637年幕府规定臣民不得离开本国，一旦离开，不得返回。每一个尝试离开或尝试返回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而且为了确保这条法令得到充分落实，幕府禁止建造任何载重量在500石以上的船，即禁止建造任何足以在海上航行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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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9 通过这些法令，日本选择将当时西方所能提供的礼物都拒之门外。猜想这个抉择让日本损失了什么并非没有好处，因为如果知道了其中缺少的元素，我们能更容易理解他们的文化。考虑到16世纪葡萄牙人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欧洲的局势，一位冷静的评判者很难承认日本人当时在个人或公众的实用性道德上有任何需要向欧洲学习的地方。他们的道德准则和统治理念是得到遥远的古代认可的，并且在这之后也一直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会合理地争辩，称自己的宗教在理念的绝妙程度和教义的宽慰效果上都不亚于基督教；假如他们研读了一些神父的著作，那么天堂的景象一定会让这个崇拜先祖的族群感到惊恐，在天堂里被选之人主要的乐事就是对被诅咒之人的痛苦幸灾乐祸。在艺术上，他们继承了一个极好的传统；在审美修养上，他们已经达到欧洲与之同时代的人想都没想过的文雅。甚至在欧洲当时引以为傲的杀戮方法上，他们也不需要别人来教，就像1605年米歇尔伯恩在其汇报中所评价的，“日本人登陆印度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不被允许携带武器，因为他们是如此不顾一切、大胆勇猛，以至于所到之处没有不害怕他们的”。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除了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欧洲没有其他什么可教日本的。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片面的观点，它忽视了以文艺复兴的辉煌为高潮的所有精神上、思想上的重要成就。我们可以撇开宗教这一难题不谈，只看基督教教义即关于爱和谦卑的教义的精髓，但它似乎并没有拨动日本人的心弦，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教义。虽然他们渴求，但是他们通常不愿意或者尚未准备好接受欧洲的精神财富。到1600年，当很多传教士在日本进进出出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而推动其发展的则主要是葡萄牙人航行到东方所获得的知识和财富。当时的日本前景如此广阔，它即将获得的财富能够彻底改变其经济形势，而它却自愿地将所有这些前景拒之门外。那个时代，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已经为实验法奠定了基础，进而为近代科学探索奠定了基础；哥白尼（Copernicus）已经宣讲了一种新的宇宙观；哈维（Harvey）已经发现血液循环；吉尔伯特（Gilbert）已经开始对电进行研究。不过因为难以接受这些发现，宗教法庭烧死了布鲁诺（Bruno），关押了伽利略（Galileo），所以日本人不可能从传教士那里了解这些发现。[6]的确，一种把人从宇宙中心挪去的宇宙观肯定不会在熟知佛教思想的僧人和学者之中引起轰动。不过直到驱逐法令颁布，日本国内似乎没有什么痕迹表明他们知道当时正在改变欧洲思想生活的运动。我们已经提到日本人接受了一些应用科学领域的发明，尤其是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应用科学，如造船、航海，不过对精神领域、对那些探究人是如何出现的科学的方法，他们了解得极少。因此，1640年以后，当他们切断了获取新知的渠道的时候，他们自然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精进、改良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依旧如此非凡、独特，其本身就是对那种常见的论断—日本人是一个缺乏创造天赋的族群—的回应。还有什么比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明更能证明其创造性的呢？不过，我们没必要将日本文明在16世纪之后的历程，将它未能发展、繁荣归因于种族天性这种不可信的存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一点。促使欧洲发生文艺复兴的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在日本并没有出现。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引入的，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文化不是引入的，而是直接从古代世界继承而来的，除了战争和瘟疫外，欧洲西部的文化发展是连续的。从经院哲学到人文主义的过渡之所以容易，首先是因为一种共同的口语和文字媒介即拉丁语的广泛传播。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它让欧洲西部接触到了那些有可能会被埋没在遥远地区的人类的智慧。单从算术上来看，因为更多的人来思考同样的问题，所以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增大，而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竞争更增强了这一优势。西方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从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那里汲取了惊人的养分，同样也吸收了源自近代欧洲各个国家的养分。在考查欧洲文化史上的伟人时，学者往往会猛然意识到他们出身的多样性。阿维森纳（Avicenna）生长于布哈拉（Bokhara）；阿威罗伊（Averroes）是科尔多瓦人（Cordovan）；哥白尼是波兰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是丹麦人；伽利略是意大利人；牛顿（Newton）是英国人；笛卡儿（Descartes）是法国人，他在荷兰工作，在瑞典去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的处境，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从几乎静态的、统一的中国文化中获得直接的灵感。甚至连从亚洲其他地方获得的宗教和艺术也是在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之后才传到他们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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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51 这并不是阻碍日本文化发展的所有原因，或许最大的障碍是它自己颁布的抑制经济扩张的法令。促进文艺复兴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财富涌向欧洲国家；因为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发明不是迫于需要的产物，而是闲暇和富足的产物。自足利时期以来，日本人在渴望海上冒险的时候就隐隐预约地知道这一点；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是，当时日本虽然内部动荡不安，但仍然有着重要的文化活动。当日本与世隔绝的时候，这种文化活动终止，或者说被限制在毫无新意的表达方式里。这时候日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获得并利用源自国外的财富和智慧，而是如何保存、增加自己的资源。这个问题因日本从农业经济向重商经济过渡而变得复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德川时期的日本历史当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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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53 第二节 政治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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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55 在对江户时代的经济变革以及它们对社会体制的影响进行调查之前，我们最好先来完整地描述一下17世纪的那些体制。我们已经看到信长、秀吉和家康为牢固确立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等级而先后采取的举措。到17世纪中叶，他们的继承者则致力于完善机构设置，尤其是在第三代将军家光执政期间，封建体系达到顶峰。我们无须讨论德川幕府机制错综复杂的细节，不过要想知道它是如何运转以及最终为何会瓦解，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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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57 将战争时期的最高指挥权延续到和平时期，这就是德川时期中央政府的开端，它以这个状态延续了几十年。它不是基于任何国家理论，而是基于645年从中国引入的体系。它采用了既有的制度安排，本质上不过是将单个封地的封建大名管理家臣和百姓、维持军事实力的种种方式应用于整个国家。我们甚至能从将军幕府重要官员的头衔中看清这一点，这些头衔都有一种家庭的味道，用当时一位作者的话说，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像村长一样”处理事务。当时有由4～5位老中（toshiyori）组成的政务委员会，由其中一位老中主持。他们处理涉及高层政策的事务，包括处理幕府与皇室的关系，以及幕府对大名的管理。位列他们之下的是4～6位若年寄（waka-doshiyori），他们的职能多种多样，但主要是监管位列大名以下、直属将军的家臣，即旗本和御家人，他们囊括了大多数听命于德川氏的没有封地的侍，包括那些品级最低的侍。隶属于老中的是头衔为大目付（metsuke）的官员，他们的职能常常会被误解。他们一直被说成是“间谍”，但把其头衔翻译成“审查员”会更好。他们的职能起初是军事性质的。战争时期，老中是军事参谋，而大目付则是他们的情报人员。在封建战争中，情报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广受武士研习的中国和日本的军事经典，都尤为关注这一问题并且提供了获得敌人机密或调查敌人私事的方式。在和平时期大目付的职责变为监视大小家臣的行为举止，他们必须向中央政府汇报大名和百姓的举止，以便做好应对任何颠覆性活动的准备；此外，因为统治的基础是压制而非赞同，所以这个体系自然会发展成为一个情报网络，内含各种情报机关、暗黑组织、告密者和密探等独裁政体特有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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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59 位于老中之下的是被称为“奉行”的行政官员、执法官员和司法官员，“奉行”是一个灵活的称呼[7]，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政府要员”，它是对国务大臣、文书以及地方和市政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等多种职官的统称。有掌管幕府财政的勘定奉行（kanjō-bungyō），有身为主要城市警务、政务官员的町奉行（machi-bugyō），有负责寺院及神社事务并解决其争端的寺院奉行（jisha-bugyō）。德川政体不是条理分明、自成体系的，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它是针对实际需要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学界一直把它比作街道错综复杂、与古代布局匀称的都城形成对比的江户旧城。德川政体没有对职官的职能做出清晰的界定。此外，它的设计存在严重的缺陷，不利于主动性的发挥，因为高层机构要么是重合的，要么就是职能由理事会而非个人承担，因为当时幕府觉得有必要防止个人垄断权力。再者，轮换体系阻碍了政体的运作，在这个体系下，老中和身居高位的奉行每月轮流当值，因此政体的运作常常乱作一团或被耽搁；这一缺陷往往会导致真正的权力落入幕后之人手中，比如内侍、司仪甚至在女眷居所服侍的人员。总而言之，在研习德川政体运作方式的过程中，学者会觉得这个政体是在一个多疑的、不信任的氛围中运作的。需要补充的是，鉴于德川幕府的目标始终是保持德川氏及其伙伴的权力和财富，所以高层职位通常都是由谱代大名的家族成员世袭享有，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外样大名的家族成员才有可能获得这些职位。糟糕的是，严格的阶层划分导致有才之士与所有的职位绝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管在理论上如何开明，在实际上注定会有所偏颇并且会忽视国家整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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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61 地方政府整体上仿效中央政府的模式。在各自的封地中，大名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幕府只会在某些大城市或它的直属领地派驻官员，这些地方大部分位于日本东部和其他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不过将军幕府虽不干预，却常常会密切关注领主的动向，而且大目付及其巡视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汇报封地的事务。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类似的原因，大名往往会将自己的行政和司法方式与中央政府相融合，而且将军制定的法令很快开始取代封地的家法，并且没有与当地的情感和习惯发生冲突。部分是因为将军幕府只是规模更大的领主政府，部分是因为较小的领主喜欢模仿较大的领主，即便是在很小的封地上，领主之下仍设有由年长者组成的政务委员会以及其他有着重要头衔的官员。因此，日本全国的法律逐渐趋于一致，尤其是因为幕府早就规定“各令制国、各地区在各样的事务上”都要遵守“像江户法律那样的律令”。只有像岛津氏和前田氏那样足够强大的豪族才能够抵制这种趋势，甚至连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自治权，不会公然反对幕府的政策。同样，尽管开始的时候江户幕府不会干涉宗教团体、贸易行会、乡村社群等自治组织的内部安排，但是它后来废除了所有的私有管辖权或者至少把它们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全日本通常采用的都是下文概述的德川幕府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并且在17世纪得到采用的细节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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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63 法律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它是恐吓性的、压制性的，因为从其源起和早期发展来看，它是在战争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氏族首领的意志的体现。不过，随着秩序建立，他的至高权力得到保障，律法的很多方面变得更加宽容，但本质上它依旧是军事法律在和平时期的延续。它的基本设想体现在秀吉颁布的确立以武士为首的严格阶层划分的《刀狩令》（Sword Hunt）中，体现在1615年大阪陷落之后德川家康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它像早期公式集和家法一样，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由具体的指令和禁令组成的汇编，而是一个语言表达有些不明确的箴言集，支撑它的是从中国和日本经典中提取的高深的片段。它一共有13个条款，前两个条款确定了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即他们必须认真研习文学和军事，必须克制自己，不得纵情酒色。接下来三个条款（第3款至第5款）涉及封建领地秩序的维持和领地之间的关系。之后的三个条款（第6款至第8款）是针对大名之间的联合或其他可能危及将军幕府的活动的。当然，在日本，一种出于政治原因经常进行的联合形式是联姻；第8款规定：“不得为了自己的好处订立婚约。”紧接着是对它的解释，引用的是《易经》和《诗经》中的内容，即婚姻取决于阴阳相合，所以一定不能轻易订立婚约。再后面的三个条款（第9款至第11款）规定了适用于每个阶层的随从、衣饰、坐辇等。最后两个条款吩咐侍要节俭和劝诫大名不要徇私舞弊，要选贤任能。这两个劝勉的条款古代的统治者就多次强调过，并且时至今日依旧能够引起共鸣。看起来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始终有一些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臣民沉迷于肆意花销，喜欢善待邻居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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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65 我们会看到，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些条款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或法典。它们只是对支撑习惯法的一些原则的书面表述，并没有取代习惯法，只是对它的补充。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成文法和法规大量出现，不过大多是以判例注解或判例汇编的形式出现，虽然渐成体系，但是其特性与近代法律截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一位英国法官会从一条法律的文本中判断它的目的，而一位日本法官已被告知法律的目的，他需要自己判断是否要让它产生效力。这种对比—这样表述肯定是有所夸大的—或许能够解释那种针对日本体制的生动但不准确的评论为何频频出现。经常有人说德川幕府故弄玄虚，甚至不向公众公开它的法律，因此公众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犯罪。这种说法有一丁点儿的合理性。儒家教义教导众人按所吩咐的去做，不问缘由；而且肯定没有日本统治者会特地向他最卑微的百姓解释自己的指令。因此，《御定书百个条》有如下背书：“这些条令已经呈给将军并获得批准。除了奉行以外，他人不得查阅。”但是这并不是说整部法典都是隐秘的，每个法条都由一个禁止性的条款和惩罚性的条款构成。通过口头宣告和告示栏，那些禁止性的条款得以公之于众。只有那些旨在引导法官做出裁决的条款没有公开，比如那些指出他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自行决定的条款；而且因为是习惯法，所以刑罚是众所周知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法典越来越熟悉，到德川末期的时候，书店已经开始出售这部法典，黄色的封面，像当时流行的小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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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67 整体来看，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并不认为编撰一部条理分明、具体的民事或刑事法律并予以强制执行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原则上甚至反对基于法理学的细节的法规。他们似乎更喜欢沿着经验主义的路线，在必要的时候制定法律，而不是预先制定好。我们更有可能在他们持有或宣称的某些道德准则中找到其法规中的合理化的要素。正如我们在描述整个封建时期的局势时所注意到的那样，首要的道德准则便是忠诚，即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责任关系。起初，这种忠诚只是一种封建美德，几乎是军队中独有的一种关系。不过江户时代，在和平年间，忠诚变成了各个阶层追求的理想，并且被视为检验行为的试金石，不仅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试金石，也是农民和雇工之间、商人和记账员之间、手工艺人和学徒之间，甚至是投机者及其弟子之间的试金石。有一次，幕府计划将一些农民从一块封地迁移到另一块封地，他们拉起写有“一个农民不会侍奉两个领主”的横幅示威，这是对那种令人引以为傲的品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运用，这种品质曾让侍跟随侍主出生入死。不过，和旧时封建氏族首领与其家臣或扈从的那种联结相比，这时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具体、更加实际。旧时的家臣或扈从在被征召入伍的时候会舍弃稻田，穿着打有补丁的盔甲、带着生锈的长戟和瘦骨嶙峋的战马赶赴前线。而德川时期的侍是职业士兵，他们生活在驻防的市町里，装备精良并且有固定的军饷或给养，作为回报，他们任凭领主调遣。赋予这种契约关系以道德特征被认为是恰当的，而且必须承认的是，日本的统治者会不遗余力地反复灌输忠诚的信条，他们发现总有人愿意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取得了成功，甚至到了法律、文学、艺术被这种封建理念支配的程度，且不谈它对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客观地说，他们将义务上升到道德的制高点，以致曾经最为重要的孝顺变成了忠于主人和恩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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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69 鉴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认为百姓的行为不应基于法律规范，而应基于道德规范，所以他们的法规常常都是以劝诫性的告示（即“札”，日语读作satsu或fuda）的形式公之于众，张贴在位于各个市町和乡村显眼地方的高柱上。[8]其中最有名的是《亲子兄弟札》，因为它劝诫家庭成员要保持和谐的关系。它还说仆人应当忠诚，主人应当公正；每个人都应当节约、勤奋并且一生持守自己的身份地位。总之，要品行端正。诸如此类的札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1700年前后的时候，先前专制的、纯粹的封建政体开始转变为一个更加温和的官僚政体。不过直到那个时候针对某些罪行的法律依旧严苛，而且完全是威慑性的。无论是通俗的语言还是当时的法律论著，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针对罪行设计的刑罚就是为了使人心生恐惧。当时不仅有直接枭首示众，还有五马分尸，以及其他痛苦的死刑。一些罪犯腰以下的部位被埋了起来，任何一个围观的人都可以在他们被处决之前拿竹锯削他的肉。罪犯的尸体常常任由侍处置，为的是让他们测试自己的剑。火刑是留给那些犯了纵火罪的人的，这是罪与罚相符的案例。被拷问的罪犯经常被折磨，被囚者会遭到残酷的对待。想要了解更多这种性质的惊悚细节，读者可以查阅已故的J.C.霍尔（J.C.Hall）关于日本封建法律的论文，不过最好同时也查阅一下17世纪甚至更晚时期关于英国刑罚措施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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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74 雪舟所绘的有名的风景绘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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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76 德川幕府民事和刑事法规的典型特征是遵循了其政体的阶层划分。侍和平民量刑不同，刑罚方式不一。江户时代早期，“像町人或农民那样等级低下的人言语粗鲁，举止无礼，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们就会被处死”。这条法则也许被称作“切舍御免”（kirisute gomen），即“允许武士（当即）斩杀无礼之人，然后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条法则的解释越发严格，不过它清楚地表明了封建统治者是怎样看待武士在国家中的地位的。围绕婚姻和继承权，当时有两部法规，一部是针对侍的，另一部是针对平民的。同一种罪行，犯罪者如果是侍，则被视作“过失”；如果是平民，则被视为“犯罪”。德川时期的一部官方的法律汇编写道：“所有罪行的刑罚都要根据社会地位来决定。”通过调查德川时期实施的刑罚，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得到了遵守。同样的罪行，侍往往会被轻易放过，农民则会受到刑罚，甚至是被处以死刑；此外，侍可能会因某一罪行被放逐或被迫自杀，但同样的罪行在平民身上则是轻微可宽恕的。这条法律践行了一个社会理论，即农民和町人是为武士阶层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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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78 第三节 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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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80 从前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德川幕府决定继续在和平时期实施军事管制的时候，它令自己陷入了相当大的经济困境。他们要确保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得到供养，这个阶层不仅没有产出，还需要与之尊荣相配的武器、居所、衣物和食物。排外的法令切断了外来的供应，所以只能依赖国内的产出，而且恢复和平之后，人口有所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他们面临供应和分配这两大难题，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考量足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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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82 直到18世纪以后这一危险形势才变得严重。战后，功成名就的大名及其家眷定居下来，享受他们的土地和特权。当时农民似乎没有理由不继续恭顺地耕作，以供等级高于他们的人消费，商人也没有理由不恭敬地供应其他商品。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出现相当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起初是真实的，后来就只是表面上的。18世纪初，日本政府的收入估计有2800万石米（约合14000万蒲式耳）。财富是以大米计量的，因为它是当时最重要的交换媒介，也是主要的食物。在上述2800万石大米中，有800万是属于将军的，剩下的（除了分给皇室的4万石以外）属于那些切分整个国家的270位大名。[9]大名实际上是家臣，要么获赐了一块产值在1万石以上的土地，要么他对这样大小的土地的所有权得到承认。其中有像前田氏那样强大的外样大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石，紧随其后的是岛津氏、伊达氏和其他大名，而世袭家臣（谱代大名）的平均收入约为10万石，谱代大名人数约为150人。自将军以下，所有大名都掌管着相当大的领地，而且必须供养人数众多的家臣，上到主管政务的家老，下到最卑微的足轻。因此，重要大名手下主要的侍往往能获得1万石的收入，甚至其下属的足轻往往也能分得定量收入，这份收入能够让他过上像富农一样的生活。位列大名之下的是将军的其他家臣。当时有5000名旗本，其收入不高于1万石；有1.5万名御家人，其收入只有100石。我们会看到，那些被客气地称为有闲阶层或食利阶层的人非常多，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来自农民的劳动。大领主的官员极为细致地调查了领地内的所有土地，根据地理位置、土壤性质、耕种人数估计产量，在一些情况下根据试验田的产量来估计。然后大领主会抽取他的份额，按照四公六民（shi-kō roku-min）的惯例进行划分，即领主与农民的所得之比为4∶6，不过有时候为2∶1。调查、评估和分配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滥用职权的空间，所以在很多领地，腐败或过度热衷于职权滥用的官员的压迫会导致农民起义。即便在形势最好的时候，农民的处境也是很糟糕的。江户时代的小说、剧作和绘画会让人联想到那个时期乡村的生活有一种闲适、恬静的魅力。在描绘充满魅力的乡村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分健壮的农民一边插秧一边快乐地哼着民歌，可以看到他们在斋日穿着上好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寺庙，或者在播种和丰收的间隙，坚定地长途跋涉，到远方的神社朝圣。毋庸置疑，他们肯定是拥有简单的快乐的，而且我们不应毫无保留地接受经济论著里一些有待证实的说法。不过整体来看，证据确凿，难以否认。首先，统治阶层对生产者的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只是嘴上强调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这一理论。农民的地位次于侍，并且在手工艺人和商人之上。在德川时期的文学中，我们经常能遇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一个农民抵得上两个侍，两个穷人抵得上四个町人。”不过这只是古代理论的残余，在现实中，耕农被视为并被当作生产供侍食用的大米的机器。官员看重农业，却不看重农业生产者。德川时期早期的诏令总是有这样的开场白：“鉴于耕农是愚民”或“鉴于耕农是没有理智或远见之人”。当时的看法是：恰当的治理方式是确保“农民拥有刚好够生存的即可”。这句话是家康时期一位政治作家说的。此外，统治者总说要干预耕农的个人生活。1649年颁布的一条臭名昭著的公告命令他们早早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不要吃米饭，而要满足于食用粗糙的饭菜，不要喝茶，不要吸烟，并且如果他们的妻子轻浮且爱去寺庙或者爱在山上晃悠，那就立即休掉她们。如果正常时期大多数人是这种境遇，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他们在干旱、饥荒和瘟疫之时会是多么痛苦；而且，他们以温和、友善、谦恭和与世界各地的农民一样的节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试炼，这说明了他们高尚的品格。值得补充的是，几个封地的统治者足够开明地研究农民的利益，还有一些封地的侍保留着旧时的简朴，并不会不屑于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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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84 不过整体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说农民受到了武士阶层的沉重压迫，而不久之后武士阶层反过来又被崛起的商人阶层剥削。然后，当大名和侍试图将他们的重担转嫁到已经不堪重负的农民阶层身上的时候，农业经济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本无力承担、需要请求外界支援的商业经济。这句简短的评论总结了日本200多年的历史，我们接下来会略微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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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86 日本第一次还算准确的人口普查可追溯到1726年。因为有遗漏和重复，所以它并不完美，不过足够准确，可以让我们相对确定地估计德川时期后半叶初期的人口数。当时的人口总数在2800万～3000万，随后的记录表明人口数量在1725～1850年几乎一直处于这个水平。我们不知道德川时期上半叶的人口变化，不过这种现存的不完全的数据证实了一个先验假设，即1600～1725年日本人口出现了适度的增长。在这些年间，日本有和平，有闲适，有持续的工业和商业发展，有稍微自由的商品流通，而这些都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出生率远高于死亡率。不过这些发展是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上限的，其原因多种多样。首先，1615年以后，人口构成经历了重大变化。将军幕府的都城江户和二三百位大名所在的城池现在成了大名及其家臣和下属大多数武士的长期居住地。结果就连最小的封地也得供养人数众多的非生产人群，其中不仅有侍，还有他们个人的扈从及家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这时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满足这些群体的需要，日本出现了一个由商人、手工业者和雇工构成的阶层，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这个阶层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大阪、堺市、长崎及其他几个地方曾经就是贸易中心，在和平时期，它们自然会繁荣发展，在将军幕府的直接管辖下，它们几乎成了独有的工业和商业城市。不过江户才是发展速度最令人惊异的城市。1600年以前，它还是一个可怜的、难以维系的村落，在德川氏的管理下，它不仅成了容纳所有幕府官员府衙和宅邸的统治中心，还是大名的居住地，后者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幕府轮值。他们连同其数以千计的士兵和家仆涌入江户，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宅邸、军队的营房、商贩与商人的店铺与住宅遍布各处，江户被扩展成一座大城市。虽然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1723年江户的人口超过50万，这还不包括武士阶层，登记簿上没有他们。据说，到1800年，人口已经远远超过100万。为这些人供应食物就需要大规模的交通运输设施，虽然幕府依旧坚持其政策，不让改善通往江户的交通路线，但是主要的交通要道挤满了往返于封地的大名的随从人员，去往大阪、京都或其他由幕府控制的地方的官员和信使，以及各种商人、小商贩、朝圣者、表演者及其他四处奔波的人。沿着交通要道兴起了一系列市町，主要有商店、旅店、饮食店以及其他满足旅者需求的设施，北齐（Hokusai）和广重（Hiroshige）随后在像为人熟知的《东海道五十三次》（Fifty-three Stages of the Tōkaidō）那样的浮世绘中描绘了这种熙熙攘攘、多姿多彩的生活。日本的水路运输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通过海运，日本其他地方的商品得以运往江户，而这也给享有特许权的船主行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实际上控制了这座城市，因为江户平常的食物运输几乎全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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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88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因素组合起来不仅使町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随着交通的改善、市町生活复杂程度的增加，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日本产生了更多种类的町人以及不同种类的商人、商贩、手工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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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90 不过比起种类和数量，更加重要的是逐渐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支付方式的变化。市町生活和远距离运输无法以物物交换或实物支付的形式进行。人们需要不那么麻烦的交换媒介，结果，不久之后货币就取代了大米在商业交易中的地位。早在7世纪，日本就有了银币和铜币，不过它们的流通非常有限，直到15世纪和16世纪日本才有了一种勉强称得上广泛流通的货币。对外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货币的进一步使用，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以及后来的英国和荷兰商人最想从日本得到的就是金、银等贵重金属。秀吉和家康以及几位大名铸造金币和银币，同时还推动了冶金业的发展，所以到1600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金属货币—金币、银币和铜币—供应。不过金属货币的使用仍旧受到限制，并且它的价值也不固定。从那之后，因为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原因，“随着金属货币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大米失去了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到17世纪末这种交换媒介被彻底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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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92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追溯货币经济的渗透给日本社会和政治体制带来的影响，不过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引起了一场缓慢的但势不可挡的变革，最终以封建政体的瓦解和恢复与外国的往来告终。这时，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200多年。打开日本大门的并不是外部的呼唤而是其内部的爆发。这里我们只需考虑新经济力量的更为即时的效果。它的第一个效果是增加了町人的财富，这种财富的获得是以牺牲侍和耕农为代价的，如果这个受压迫的阶层还有什么可被榨取的话。大名及其随从把钱花在了由手工艺人所造、由商人售卖的奢侈品上，所以，据说到1700年前后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金和银差不多都落入了町人手中。然后他们购物时开始赊账。不久之后，他们就欠了商人阶层很多钱，于是不得不抵押或被强制出售自己的禄米。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断言，到1700年的时候，仅大名的欠账就已经是整个国家总收入的100倍；我们不必猜想这个预估是否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毫无疑问的是，信贷的扩张很是厉害。滥用行为和灾难纷至沓来。商人做起了大米掮客，然后又做起了投机买卖，导致有时大米的价格会被压低，耕农和大名都因此沮丧、难过，因为双方的收入都是以大米而非货币为单位确定的；有时大米的价格会被抬高，其他商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导致那些靠现金收入生活的人陷入贫困。政府试图通过重铸货币或政令来控制大米市场以缓和事态，但前者通常意味着贬值，而后者也只不过是徒劳而已。事实是，政客和百姓，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新现象。[10]比成卷的经济史更有说服力的是下面这个大米价格波动图。[11]这个极不正常的图表明了身处这一陌生境遇的他们是怎样的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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