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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这样的形势中获利的只有其中一个阶层的一部分成员。这些获利之人是商人，尤其是掮客、放债者和受人鄙夷的町人。理论上，任何一个侍都可以杀掉对自己言语不敬的人且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的社会地位依旧低下，但是他们掌管着钱财，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到17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国家中最强大、最有进取心的群体，而武士阶层则逐渐失去了影响力。经济和社会的蜕变更进一步，而且势头越来越猛；不过我们会把随后的发展放到最后一个章节讲述，并尝试考察18世纪初的文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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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计量的大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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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思考导致闭关锁国政策产生的原因的时候，我认为，还应当考虑当时导致德川统治者想要锁国的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在经年累月的封建战争之后，他们才刚刚能够对强大的封建对手施加威力。他们认识到，如果那些对手尤其是西日本的重要封臣能够获得外国人的帮助并且购得火器，获得火器制造和船只制造的技术支持，甚至获得实际上的军事援助，统治家族很容易就会成为内外联合起来的暴乱和干预的受害者。这些事实倾向于表明令他们关上国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完全是孤立主义的思维习惯。的确，在整个日本历史上，日本人一直希望能够保持本土的体制不被改变、不被破坏。但是这从来没有阻止他们遵循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海外冒险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史前时代对朝鲜的袭击到以贸易者或海盗的身份在太平洋上航行，他们海外冒险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禁止海外航行的法令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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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虽然在那个时代江户只不过是一个位于沼泽地带的村庄，但是它有一段还算可以的历史。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江户周边地区分布的新石器遗址更加密集。它位于海湾前端，其后方地势险峻，难以通行。对于意在支配东部各令制国的武士来说，江户的地势很有战略价值。早在足利时期一位名叫太田道灌（Ōta Dokwan）的武士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于1456年在江户建了一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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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验的官员特别防范违反“入铁炮出女”（de-onna iri-deppō，outward women and inward guns）的人，因为任何计划叛逆的家臣可能首先会将作为人质的家眷带出德川幕府的领地并将火器带入。不过一般来说，封地之间的往来是不被允许的，每个封地都想保持独立自主，不让自己的产出流出，也不让潜在的细作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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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一份可信的记述，当时投入的兵力多达12.5万人，而被围困的基督徒约有3.7万人。据说这些人中只有105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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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47年葡萄牙一个出师不利的使团，1673年英国的一艘船和这之后间或到访的几艘俄国和美国的船只除外，这些船只在短暂的停留之后都被赶走。英国船只被拒绝入内的原因是英国国王娶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葡萄牙公主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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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罗马天主教会对科学发现的态度，有些读者不认同我的表述，不过我认为没有改变表述的理由。我知道克雷芒七世于1530年认可了哥白尼的论述，莱昂纳多·布鲁尼得到教会的宽大处理，严格意义上讲伽利略只是被囚禁了而已，等等；不过我认为，无可否认的是，到1550年前后的时候，教会已经变成保守派并且捍卫以人类为中心的哲学，反对新的宇宙观，偶尔还会有迫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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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奉行前可以加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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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被叫作高札（kōsatsu）。现代东京一个名为“札の筋”的街道，意思就是张贴札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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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随着家族消亡、封地被将军合并或切分，大名的人数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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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没有人理解当时的经济现象是夸张的。像新井白石、三浦梅园（Miura Bien）、荻生徂徕都掌握了经济理论的某些基础要点，并且他们的经济著作有相当多引人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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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粗略估计，基于K.中村教授和本庄荣治郎（Eijirō Honjō）教授著作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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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二章 元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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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指代的是1688～1703年这段非常短的历史时期，还指代世纪之交达到顶峰的一个确切的文化阶段。到这个时期，前文所述的那些经济变化让平民上升到一个真正重要的位置，武士阶层已经从这个位置跌落下来。侍仍然有其尊严，有那种社会地位很高的感知；但是，平民拥有大多数的钱财和乐趣。需要理解的是，这里的平民指的不是农民而是町人，因为商人从农民身上获得的与武士从农民身上榨取的数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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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幕府针对农民颁发的压迫性法令与其为了引导商人走向节俭而发布的温和的告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官方对农民和商人态度的差异。“町人不应穿丝绸”，“町人不应穿布制斗篷”，“商人不应过奢华的生活”，“商人不应主办奢侈的消遣活动”。不过这些恰恰是商人选择要做的，所有的幕府诏令都没能阻止他们享受用自己的钱财换得的快乐。招摇的商人或高利贷者时不时地会没收幕府的财产，让幕府大为震惊；有的时候幕府的官员也会尝试实施将军禁奢的法令，逮捕衣着华丽的商贩。不过奢侈的习惯太过根深蒂固，难以抑制，而在外在的炫耀被禁之后，商人只是把钱花到不那么明显但更加耗财的地方。因此，一个在市町闲逛的年轻人会穿着看似素净但内里是用昂贵的材料制成的长袍，而他的妹妹穿得像个女仆，但她的里衣却是用最华丽、最昂贵的丝绸制成的。近代日本人的服饰中也有这种被强加的低调的痕迹，需要补充的是，这与追求克制的古老传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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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江户和大阪等未受严格军事标准影响的地方，克制并不是元禄时代社会的一个注脚。正如日本历史中常见的那样，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人们勉力维持那种严肃的、节俭的认知，抵制玩乐和奢华，但通常是徒劳的。我们甚至不能说统治阶层都是勤俭节约的典范。虽然他们做出了各种正直的声明，但是疯狂消耗金银的还是他们，而且正是他们起了头，町人才乐此不疲地效仿。他们投入使用的那些货币后来让商人获得了衣服和消遣，让日本产生了新的贵族。事实是，有人认为元禄时代以及后来的大众艺术是一种粗俗的、无知的阶层的艺术，这是与事实最不相符的看法。欧洲收藏家中曾流行收藏日本彩绘和瓷器，紧接着出现了一种自然的反应，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垃圾，不值得鉴赏家关注。不过这种傲慢的观点是错误的。从天平时期的雕塑到足利时期的绘画，日本的艺术大多具有“中国气息”。这种气息未必不受欢迎，而且事实上随着时间流逝会越来越淡。不过造型艺术即通常的艺术很少有不受中国影响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是由小范围的群体创作的，而这个群体的学问的基础是中国学。不过元禄时代及其前后，艺术的推动力更加广泛，不那么受习俗的束缚，甚至可能比前些时期更有活力，而且它无疑体现了真正的本土精髓。此外，它的赞助者都是富有的、精致的人，图案模糊的衣饰、形状欠佳的茶壶、粗制滥造的戏剧海报或表演拙劣的剧作都无法令他们满意。元禄时代大阪的米商淀屋（Yodoya）拥有50幅金制屏风、360块地毯、数不胜数的宝石，他的宅邸、粮仓、仓库遍布各地，还有数以十万计的金制器物，他的财富多得令将军心生不快，所以被没收。当然，他是极为富有的，不过当时还有很多富商与他相差无几。商人和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的生活水平都极高，他们会大量雇用农民作为廉价的雇工和家仆，而正如政府以为的那样，这些农民急于摆脱贫困的乡村生活，享受城市的乐事，并且经常食用在家的时候自己种植却无法享用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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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就这一主题做过多的叙述，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到1700年町人的财富和文化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尽管侍可以假装町人是低阶层的人，有着不光彩的职业和低级的审美，但是町人对好的书籍、剧作、绘画以及好的行为有非常清晰、确切的界定。同样，到17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确立一个值得尊重的传统，因为大阪和堺市作为贸易中心此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还算自由，没受到太大的军事影响，因此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而京都虽然经历了很多战争并且是军事派别频频争夺的目标，但始终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民间声望，尽管这种声望已经变弱，并且它的平民还保留了一些大都市的源自宫廷的高雅。因此，与町人有关的早期江户文化是从日本西部移植过来的，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不过，它很快发展出独有的特征，这是其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为江户的气候和环境不同于大阪，除了早些时候从西部城市移居的商人，这座城市聚居着从日本各地来的各种锐意进取的人，其中有一个认真顽强、争强好胜的群体来自东部令制国。因此，元禄时代日本西部城市和江户人的性情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大阪人，尤其是京都人，更优雅、更温和，或许也更传统；而江户人更粗犷，更急性子，更爱争辩。所以，典型的“江户子”（Yedokko）就是他们的后代，操着江户口音，灵敏、爱挑剔、爱说俚语、脸皮厚。这些差别看起来不重要—当然这只是笼统的比较。不过它们表明普通百姓开始形成一种强烈的阶层特征和阶层意识，这让他们与武士阶层形成了近乎对立的对比。后者依旧佩戴刀剑，町人仍得在表面上尊重他们；但是到17世纪末，两大阶层发生利益冲突，持续出现摩擦，这种摩擦因侍的经济实力的逐渐下降以及两大阶层的融合而有所缓和。到19世纪，两大阶层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不过，在元禄时代，侍不顾一切地把持着自己的特权，努力保留自己的传统，而町人既没有特权可把持，也没有限制性很强的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可以心血来潮，可以不断尝试。因此，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有两种独立的文化，一种是旧文化，是对传统标准的延续；另一种是新文化，是受欢迎的、不受限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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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人文化本质上是致力于享乐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围绕的中心在近代语言中被称为“浮世”（Ukiyo）。这是一个充满了转瞬即逝的快乐的世界，到处都是戏院、餐馆、柔道馆、妓院，定居在此的有演员、舞者、歌者、说故事的人、逗乐的小丑、妓女、汤女以及四处奔走的供应商，混在其中的有富商的浪荡子、风流的侍以及放荡的学徒。当时的通俗文学“浮世草子”（ukiyo-sōshi）和绘画“浮世绘”（描绘浮世的墨折绘和彩绘）描绘的主要是这些快乐场所及其住民的生活，而表演及所有辅助舞台艺术的发展则迎合了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的审美。很容易就能看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这种直白的纵情声色是较为严肃的侍所反感的，也是统治阶层所厌恶的。在意识到町人享乐的花销是从他们那里榨取的之后，他们就更加厌恶。因此，他们竭力通过前文提到过的禁奢令抑制平民当中的奢华享乐潮流；而且他们倾向于沉浸在自己的高贵里，延续传统的追求，就好像平民的消遣娱乐不值得自己注意一样。从长远来看，他们失败了，并且屈服于超出自己掌控的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不过某些传统艺术—事实上，是以稍微有些僵化的形式留存下来的—以及其道德规范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得以幸存正是因为他们的保守态度。在研究元禄时代势头日盛的通俗艺术的发展之前，值得关注一下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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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艺术而言，值得记述的并不多。在建筑、绘画和诗歌方面，旧的文化形式毫无生气地延续着，只有在道德层面，侍文化才显示出一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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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像江户这样重要的城市的发展居然未能推动建筑业的发展，不过德川早期或晚期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宫殿和宅邸都是缺乏创新的桃山时代建筑的复制品，佛寺和神社的建筑都倾向于一种名为“权现造”（gongen-dzukuri）的建筑式样，即一种以善光寺（Zenkōji）为样本的了无生趣的式样。江户时代最有名的建筑遗迹是位于日光（Nikko）的将军陵墓。严格来讲，这些建筑是权现造的简版，虽然颜色华丽、细节绝妙，但是它们在美学上无足轻重而且构思不够巧妙，不过因为坐落在参天大树之间，且奢华得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倒不显得低俗。江户住宅建筑审美标准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其快速发展以及频频发生的、让大片区域沦为废墟的大火。据说江户人口从1624年的15万人增加到1693年的35万人，再到1700年的50万人。1657年，江户几乎被一场大火彻底毁坏，一年后这里又发生了一场大的火灾。随后，这座城市得以重建，重建规划较从前更加合理，不过其关注点在便利而不是美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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