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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44 新井白石是在日本历史上更加耀眼的人物。他既是一位哲人又是一位政治家，我们可以把他视为东方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奇特现象的代表。在任的短短几年内他深得将军的信任，竭力用儒学的原则来解决行政问题。他持有的理念是古典理念，即通过礼和乐来进行管理。大胆地讲，它看起来像个不切实际的理念。不过白石虽然固执己见，或许还有些保守，但是他是一个严肃认真且现实的人。他知道艺术有令人变得优雅的作用，而且他也认识到礼仪要比道德更好培养。中国人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规矩和礼仪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而他认为正是因为忽略了它们的用处，元禄时代才会呈现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特征：轻浮、奢华、对艳俗乐事的偏爱以及对古老标准的蔑视。这也是他敦促将军用古乐取代能乐，专门到京都游历、研究宫廷礼仪的原因。他非常关注将军府邸所有与仪式相关的事务，并且起草了规则，以规定在官方场合和私人场合要穿的衣饰。他并不只关注这些，因为他还就财政和贸易问题给将军提建议，参与货币改革，严厉打击贪污和浪费公款的行为。不过他在纯粹的文治上将自己的行政理念推行得太过深远，以致在第八代将军吉宗即位的时候，日本出现了武治对文治的某种抵制。吉宗主导了一场“回到家康时期”的运动，努力复兴对社会的严格的封建控制；他鼓励军事训练，这令很多这时已经养成安逸习惯的侍大为惊慌。不过矛盾的是，他又放松了对西方学问的封锁。吉宗的政策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它似乎是由相互冲突的元素组成的。不过看起来他是一个相当有才且有一定创造性的人。他的一些措施表明，他在认可一些旧风尚的同时，也绝不会保守，按照当时的标准，他是一个开明的、支持变革的人。他尊重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不过也没有拒绝其他智慧源泉。因此，他鼓励研习每一种性质的学问，结果是他始料未及的。他不偏不倚地支持每一个儒学派别，因此引领了多股哲学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潮最终吞没了幕府；他对西方学识的态度也让因为闭关锁国政策而衰退的学习热情得以重燃，对西方的学习最后也成为幕府覆灭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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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46 新一代将军在行政事务以及哲学思想上的主要顾问是有名的室鸠巢，他的前任是新井白石。官方大学校长一职依旧是由林氏家族成员担任，朱熹理学依旧是正统。不过一些倾向于削弱其权威的有影响力的因素正在酝酿之中。室鸠巢虽然也属于朱熹学派，却为这一学派的学说添加了非常个性化的特色。在他的手中，这些学说逐渐有别于那些道德观严苛的前辈的冰冷教条，并且获得了一种温度，一种现时的意义，这让它们在一般的思想者中大受欢迎。从意图来看，他是非常正统的，并且强烈反对学派的分裂，不过他一面坚持作为军事信条基础的职责和忠诚，一面宣扬武士道中少见的怜悯和仁慈，这让他不同于大多数朱熹理学的拥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或许已经偏离了正统，不过他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此外，一些年龄较大的同时代人已经放弃了极其严苛的中国信条。我们已经提到有志于从事教育并用简单的语言阐释哲学思想的学者贝原益轩，他写了很多关于“乐”的东西，认为快乐与美德是一致的，而且他绝不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哲学的拥护者。山崎闇斋（Yamazaki Ansai，1618～1682）尽管也是朱熹理学的追随者，但是他在反对中国的体系上走得更远。晚年，他受到了研究本土宗教和将天皇一脉追溯到诸神的编年史的学生的影响。他在朱熹学说和民族主义之间做了一个奇特的折中，把同时代恪守原则的儒学者吓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名叫服部（Hattori）的说道：“这是一种怪异的朱熹理学。”不过闇斋促发了一场虽然对后来日本的哲学观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对其政治观有深远影响的运动。他和他的后继者通过恢复古老的日本文学、钻研日本古代编年史，给了反对中国学的学派以推动力，并赋予了以皇族为首的神道教信仰以新的生命力。他们据此证明将军即便不是篡位者也只是皇位的代理人，并为幕府的敌人提供了政治武器，最终幕府因它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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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48 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对纯粹儒学的反对进行相当详细的描述，因为我们要注意到这种反对在德川政权确立之后不久就已开始。佛教的声望一旦消失，神道教就开始抬头；一旦人们开始质疑将军幕府的官方哲人对美德的阐释，那么他们就会质疑对领主的忠心是否应当超过对天皇的忠诚。有趣的是，我们会看到一位儒学学者的民族主义会带他走向怎样的极端。据说闇斋甚至曾大声地说如果孔子和孟子来干涉日本，那他将和自己的追随者一起穿上盔甲、操起刀剑去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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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50 当时朱熹学派还有其他劲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思想家王阳明的追随者。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他为唯心主义者，他的学说与朱熹的截然相反，他认为自我认知是最高层次的学习，而自修则是一个人最大的责任。朱熹学派的学者坚持知识是好行为的必要条件。王阳明学派虽然不反对学识，但是相信良知的支配作用并且极其重视内省。起初，他们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当权者也不认同，不过后来他们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其中包括当时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我们可以对其成功的原因进行思考，这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回头看，把它与日本的禅宗类比，这些原因就比较显而易见了。和禅宗一样，王阳明学说排斥成文典籍的权威，提倡一种实用的、主观的道德体系，坚持通过自修和自制实现对真理的直觉感知。这样的学说因为不墨守成规、不迂腐，所以一直很受较高阶层中极其有活力且有思想深度的日本人的欢迎。或许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幕府才会反对王阳明学派，因为他们没有把握鼓励思想独立这一品质。日本最出名的王阳明学派的追随者都是坚定且有改革精神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当中既有大学者，又有像大盐（Ōshio）和吉田松阴（Yoshida Shōin）[7]这样的革命运动领导者，前者于1837年领导饥饿的农民进攻大阪，后者于1859年违反了幕府的闭关法令。我们不能停下来研习这些人的著作，不过必须提一个人—中江藤树（Nakae Tōju，1608～1648）。他是日本王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因此埋下了反对正统儒学权威的种子。他的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变动和增补。与山崎闇斋的观点一样，他的学说也融合了神道教，也涉及行政原则，通常是于德川幕府不利的原则。实际上，整个江户时代，在日本学者的手中，儒学与神道教和君主政体复辟运动密切相关。或许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在其整个历史上，日本人更在意的一直都是政治而不是哲学；但是它依旧值得关注。第一位重要的儒学拥护者藤原惺窝说：“神道教和儒学是同一个真理的不同名称。”林罗山说：“神道教是王道（Ōdō，即忠君之道），而王道就是儒学。”[8]当全日本的学者继续研究本国的历史和文学的时候，德川幕府的将军因为篡夺皇权而犯了与所有法则相悖的罪行这一事实就变得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试图以儒家道德模范为基础确立自己统治的幕府促成了自身的灭亡。甚至连声称要复活古代的学说并回归孔孟之道的古学派也对那些圣人的言说有了全新的阐释。古学派早期的所有领袖反对正统的朱熹学派。山鹿素行是学习兵法之人，并被视为武士道的开创者之一。他因顽固不化而被迫退隐山林，生活在浅野的封地，并且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启发了四十七浪人。伊藤仁斋是京都古代日本文学复兴运动的领导者，是第一个系统地反对朱熹的人。荻生徂徕是一位原创型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相信专制政体并忠于幕府，不过作为哲学家，他是一个异端，在他的影响之下，官方学派的实力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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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52 尽管这些哲人之间存在强烈的分歧，而且习惯在言语上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方，但整体上他们是一致认可现有的社会机制的。他们在政治理论上有分歧，但除了一些极端的王阳明学派的学者之外，其他学者似乎并不反对现有的阶层划分和盛行的社会责任观。不过这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值得倾注改革热情的出口。那些时期的道德规范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它是一种阶层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群体道德。当权者喜欢应对群体，因此不鼓励个体责任感。各个等级都会复制更高一层的行政机构中特有的体系，即由理事会、政务委员会和重复设置的机构组成的体系，甚至连最小的组（kumi）也是如此，它是由五位农民构成的乡村组织单元。虽然培养了群体内部的共同责任感，但是这种设置即便不会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敌意，至少也会让个体忽视对另一个个体甚至社会的责任感。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有限的道德观肯定是在损失更广泛的德行的基础上推动了自律：虽然我们不会在这一点上多做叙述，但是它可能会帮助读者理解封建制度下日本文化中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方面，如果读者记住了这一点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商人阶层中找到最能代表当时道德实践的案例。雇主和用人之间以及大师和学徒之间的某种关于义务的规定似乎都得到了严格遵守，而行业协会内部的团结也因成员对彼此的绝对忠诚得到保障。不过他们对群体外部人员权利无情的漠视抵消了这种较高的群体道德标准，他们的这种漠视有时候相当于非常恶劣的反社会行为。或许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当日本再次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并在新的贸易基础上运转的时候，成为金融业和工业中新兴事业领头人的已经不再是旧商人阶层的成员。他们的视野太过狭隘，过去在保护之下才得以繁荣发展，现在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变回了沿街叫卖的商贩，而野心勃勃的低阶和中阶的侍则变成了银行家、商人和制造商。他们的标准也是一个阶层标准，不过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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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54 个人主义并不是智慧的全部，而且没有人能够否认武士道中所体现的那种信条对处于艰难的过渡时期的日本而言是最有价值的，尽管它也有不足。它催生的道德生活与封建时期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不过随着封建体制迫于经济压力瓦解，那些支撑它的信条也受到质疑。其中一个挑战来自内部，因为新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点获得认可。另一个挑战来自外部，吉宗在还是将军的时候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自闭关锁国的诏令颁布以来，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唯一渠道是聚居在长崎一小块地方的荷兰人，而且日本人只能通过商人和船长了解外部世界，在极少数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像坎普法这样有学问、跟着荷兰使团于1690年来江户的人或者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了解外部世界。既然将军允许引进外来图书（那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图书除外），那日本人自然会首先关注那些看起来即刻就能用上的西方科学分支，比如医学和天文学。关于手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就已经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经验性的知识，不过要获得进一步的认知，他们必须能够读懂荷兰语书籍。他们起初遇到了最令人感到挫败的困难，因为连位于出岛（Deshima）的工厂的官方译者都只知道几个常见的句子，他们还得把这些句子用假名[9]记下来并默默记住，而江户的学者直到多年以后才费力地从荷兰人那里掌握了字母表和少量词语，比如太阳、月亮、地球、人、老虎、龙、竹子。对未得到官方授权的学者来说，连这样微小的成就都会招致幕府的不悦。现在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红发故事集》（Tales of the Red-Hairs，1765），故事中的作者受到谴责，因为他为了介绍外国的风俗，复制了字母表。久而久之，凭借惊人的耐力，日本人编纂了词典并逐渐翻译了解剖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著作。1745年，官方儒学者青木文藏（Aoki Bunzô）为幕府编成了一部手写的荷和词典。1774年，在经年累月的努力之后，名叫杉田玄白（Sugia Gempaku）的医师译成了一本绘有解剖图并配有解释文本的著作。到19世纪初，日本已经获得了较多的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以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对西方政治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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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56 对新知的热情大大高涨的原因不止一个。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中期是日本一个繁荣的时期。吉宗的政策至少令某些阶层获得了益处，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挥霍奢靡的时期，当时人们四处寻找新的消遣活动和新的挥霍方式。这对西方奇珍异宝的引进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日本对玻璃制品、幻灯机、莱顿瓶、温度计、气压计等有很大的需求。所有这些（这些器物流行的时候正是我们开始欣赏中国茶杯及东方神秘莫测的智慧的时候）激起了有创见之人的兴趣，并激发了更多的探索。后来，在1783～1787年大饥荒之后，时局恶化，很多人变得焦躁不安，而且一些人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阶层厌倦了自己的文明，急于向西方学习，其中的典范是平贺源内（Hiraga Gennai，1732～1779），他为了购得一部荷兰语的自然历史著作变卖了所有家产，深入研究了药用植物学，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制造电气设备，用石棉纤维织成了一块防火布料，在研究的间隙他放弃了极受欢迎的净琉璃的创作，并把画素描画当作自己的营生手段。1790年以后，俄国和美国的船只不止一次尝试与日本建立联系，早在1787年就有一些爱国者担忧日本毫无防御的状态，而其他人则宣称有太多需要学习的，最好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包括翻译解剖学的杉田玄白在内的一些学者倾向于引进外国知识然后再关闭国门，以便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消化这些知识；不过杉田鄙夷地说近代的侍太过阴柔，不能把抵御外侮的重任交给他们。也许最睿智的是像本多利明（Honda Rimei或Honda Toshiaki）这样的人，他看到了日本经济形势不利的一面，并（约于1798年）写到它的文化处于停滞状态。他说，让日本摆脱困境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让船只出海，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财富。甚至还有人建议说，鉴于日本在1790年的饥荒以后连续迎来好收成，所以出口大米会让侍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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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58 日本能够从与西方的交流中获得的绝不只是实用性的好处，因为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之乡。不过我们并不能说日本接着转向欧洲，去寻求更高的知识。居于最高地位的依旧是某种儒学思想，不幸的是，当日本人最终有时间去思考西方智者的卓越成就之时，似乎只有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枯燥乏味的推论或者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那样擅长说教的人才能止住他们的精神痛苦。在艺术上，他们既有很多要教的又有很多要学的，不久之后，他们的彩绘、漆器和瓷器就让我们体会到了那种令人有些喜出望外的趣味，而他们的美学奥秘以及古代绘画和雕塑的美妙直到几代人后才得到赏识。与此同时，日本画家也在学习西方的技法。他们自己的流派已经足够繁荣，因为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人物—伊藤若冲（Itō Jakuchū，1713～1780）、谷文晁（Tani Bunchō，1765～1842）、圆山应举（Maruyama Ōkyo，1733～1795）和其他杰出的浮世绘大师以及诙谐、古怪的文人画派（Bunjingwa，Literary Men’s Pictures）。[10]因此，日本人感兴趣的是技法问题而不是美学理论，并且他们仔细研习了西方的透视法和明暗对比法。这些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技法，因为留存至今的有多幅描绘骑在马上的欧洲国王的日本画，这些画看起来像是复制的挂毯上的图案，可追溯到17世纪。一位参与了1637年岛原之乱的画家—山田宇右卫门（Yamada Uemon）就因其外国画风的绘画而闻名于世。不过反基督教诏令让人不敢表现出对外国艺术的兴趣，因为其中宗教动机很是常见，直到司马江汉（Shiba Kōkan，1737～1818）的时候才重新恢复对西方艺术的学习。他创作了很多得到广泛传播的、相当不恰当的画，其中既有油彩画又有水彩画，这些画让他在当时声名大噪。不过更让他实至名归的荣誉应该是源自他对西方事物全面的、学而不厌的乐趣，其中有天文学、历史、建筑、雕刻以及所有他能从中学习的自然科学，尤其是那些有着特别引人入胜的元素的、需要用到地球仪或其他工具的科学。从他们无休止的好奇心来看，他和他的朋友平贺源内在众多渴求新事物的人当中只是略微有些另类而已，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具体想要什么，但肯定不是东方文化所能提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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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60 我们尝试描述的这些思想力量—正统儒学的衰落，民族历史、文学和宗教的复兴，保皇派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的逐步渗透—与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联合起来，会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并会在1868年恢复皇室自古以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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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62 第二节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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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64 德川幕府试图在哲人的帮助下解决面临的诸多困难，并且主要把它们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它的大多数努力是为了保持现有的阶层划分不变。但是实际上它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解决的。从根本来看，它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是常见的食物供应问题；而只要它拒绝改变以自己为首的社会体制，它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1600～1725年，日本的人口增加，农业整体上看是繁荣的，工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分配方式也得到改善，所以国家是有能力承受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但是多个因素阻碍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追溯农业经济转向商业经济带来的主要后果时历数了最重要的阻碍因素。用货币取代大米这个交换媒介，在导致侍影响力削弱、令幕府烦扰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削弱了农民的生产力。财富从一个不生产的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从武士阶层转移到商人阶层，仅这一点 就会导致令人不快的社会秩序的错乱。不过这或许可以轻易地得到调整，尤其是当很多町人通过运输货物、投入资金、生产必需品来为社群提供服务的时候。然而，农民的痛苦、农民的贫穷、农民的土地租赁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打击的却是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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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66 在德川幕府政体下，日本农业问题虽然在细节上很复杂，但是以下表述也是不失准确的。在最繁荣的时候耕农的生活就已经挺痛苦了，大米价格的波动以及除了自己所在阶层以外的其他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他们的日子不堪忍受。因为税赋征收者并没给耕农留下多余的粮食，所以收成好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微乎其微，收成差的时候则处于挨饿的边缘。这些天灾人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农民阶层，但是几乎所有灾祸都会让他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少数较为富裕的耕农或放高利贷的町人成了一些耕农的债主[12]；对耕农来说，欠了债就相当于踏上了极速走向毁灭的道路。一些耕农搬到了其他地区，希望能够重新开始。另一些逃走了，变成了游民。还有一些去了市町，做家仆或短工。那些还留在原地的人发现自家田里耕农缺乏，无法供养自己的家庭。与此同时，大名及其随从迫于商人和放贷者的催逼，转而压迫已然饱受煎熬的农民，所以（引用一部写于1750年的著作）官员和征税者对待农民“像残忍的马夫或牛夫对待马或牛一样，他将重担放在畜牲身上，毫不留情地鞭笞它，在它跌跌撞撞往前行的时候他更加气恼，于是一边大声咒骂一边更暴戾地鞭打它”。农民常常还会被比作像芝麻一样的种子，之所以被压榨是为了让它出油，“压榨得越厉害，挤出来的油越多”。德川文学中满是像这样形容农民苦痛的表述；农业的形势是如此危急，自然连最冷漠的旁观者都无法忽视。我们不能说日本的统治者对这些滥用行为视而不见。他们试图补救，试图在自己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去理解它们。实际上，当时思想活动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它的主要学者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它的学术文献大体上也是由与农业、货币及类似话题相关的论述组成的。最伟大的儒学学者极为密切地关注这些问题。新井白石撰写了关于货币改革的著述；大宰春台（Dazai Shundai）[13]写了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18世纪其他有名的思想家也围绕类似主题撰写了重要的文章或陈情表，我们这里只须提及荻生徂徕、室鸠巢和熊泽蕃山（Kumazawa Banzan）。[14]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到19世纪初期连他们当中最具洞察力的学者都没能认识到真相，即从总额和分配来看，日本的财富无法满足其社会的需要。一些人只是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大多数人则只是建议用纯粹的道德方案来解决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农民必须努力耕作，尊重位居其上的阶层；商人必须诚实守信并且满足于微薄的利润；侍则不得奢靡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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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68 与此同时，被认为是从1725年开始的耕种人口减少也对农民的处境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加重了他们已经恶化的贫困处境，并且加速了那种倾向于削减粮食供应或导致价格出现灾难性波动的发展变化。这里我们无法对它们进行充分的描述，不过读者可以从接下来对更加令人惊叹的农业困境特征的单独描述中了解这些发展变化的性质。需要提前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贫困潦倒的。当时有少数富裕的农民，他们通常是强占了他人的土地并且把他人当奴隶使唤，所以约1800年的时候一个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作家才会这样说：“有一人发达，肯定就有20人或30人陷入贫困。”贫困导致耕农无法供养孩子，所以他们常会任意地堕胎或杀婴。早在德川时期之前日本就有这种行为，当时这种行为不定时发生而且通常伴随饥荒、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到18世纪中期，这种行为在全日本上下都很盛行，其规模令人惊恐，以致幕府于1767年颁布正式诏令予以禁止。这种诏令自然没能成功地抑制这一行为。杀婴被视为非常恰当的方法，并被称为“间苗”（mabiki）[15]，这个词用来形容连根拔起一行植物中的几株。结果，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孩子在田里干活而又无须费力把他们拉扯大，农民会从常见的“人贩子”那里购买从市町绑架来的年龄较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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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70 在杀婴和堕胎使农业人口缩减的同时，耕农涌向市町，导致农业劳动力持续流失。城市生活为耕农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得以逃离无穷无尽的田间劳作，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充满乐事和令人兴奋之事的喜人前景，让他的父母得以摆脱压迫，因为作为町人的他们无须缴税并且会获得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薪资。甚至早在1712年的时候乡村人口的下降就已经引起了注意，德川幕府下令所有农民必须回到所在的乡村。幕府间或重申这种诏令，直到1843年采取强制性措施把江户的迁入民赶回所属的令制国。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耕农放弃田地，因为没什么惩罚会比他们要在乡村所过的生活更糟。我们无法确切地得知这一时期人口的流动，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即便这个时期农业人口没有下降，也几乎是稳定的。总体来说，得益于某些地区的再开垦，日本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并且耕作方式也有了改善，哪怕这种改善是为了满足地主的榨取。不过这些有利条件大都被职权滥用抵消。日本北部和东部有大片土地被耕农弃耕，原因是产出不够，达不到征税者的要求。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好的特别高产的农田被官方登记并给出了高得离谱的税收核定额，最终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即所有者将土地让渡给贫穷的耕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者还要付给耕农一大笔钱以便诱使他们接受让渡。这里我们无须探讨土地租赁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耕农迫于穷困只得将土地以出售或抵押的方式让渡给放债者，因此产生了两个新的群体，其中一个群体拥有土地但不耕种，而另一个群体耕种他人的土地。这就为耕农带来了新的困难，使佃农和地主（封建领主以外的地主）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接着出现了最反常的现象，比如一个地主斥责他的佃农大米产量过高的时候，佃农会反驳，前者斥责是因为税赋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增加，后者反驳是因为如果产出不高就没有多余的、可维系自己生存的大米。18世纪和19世纪日本始终存在佃农问题，近些年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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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72 大自然似乎觉得人性的贪婪和愚蠢对耕农的压迫还不够，也插了一脚，让他们的痛苦故事得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当时频频有瘟疫蔓延，而饥荒从1732年持续到1733年，又从1783年延续到1787年。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也有很多人因吃不饱、抵抗力下降而病死，因此1780～1786年日本人口减少了100多万。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还有精力的耕农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起来反抗。于是，我们会发现德川时期后半叶日本频频出现农民起义。有时候它们是一些不堪忍受放债者压迫的小佃农孤注一掷的武力示威，但很多时候它们是愤怒的耕农盲目发起的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暴动，这种暴动通常会以头目的惨死告终。1700年以后就有了关于激烈的土地租赁纠纷的记录。在这些记录当中，尽管整体上地主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他们通常会妥协，因为佃农最后一招是威胁—偶尔也会真的—离弃他们的土地。更为严重的是农民起义，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带有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早在镰仓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土一揆”（tsuchi-ikki）］，其中一些我们在讲述14世纪和15世纪的德政条令的时候已经提过。它们并不总是单纯的农民起义，因为它们偶尔会因宗教热情而复杂化，比如“一向一揆”（Fanatic Risings），它们偶尔还会因阶层仇恨而被激化，比如有时农民会联合起来，大喊“打倒侍”以反抗武士阶层的掠夺。德川时期，反抗的动机起初是纯经济性的，而且农民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从普通的请愿到武力示威。最典型的例子是贫农佐仓惣五郎（Sakura Sōgorō）于1651年代表300名与他同被领主压迫的农民向将军本人呈递陈情表。幕府惩治了管理不善的大名，不过佐仓惣五郎在目睹孩子被斩首之后，自己和妻子也被处以磔刑。[16]约从1750年开始，农民起义变得越来越频繁。[17]它们有时候是和平的示威，有时候是由数以千计的愤怒的武装农民发起的起义。通常起义的领袖都会被处以死刑，因为这样的联合是违法的，不过他们的要求大多会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到1800年的时候，起义者更加大胆，而侍则更不愿意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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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74 关于农民起义的描述，我们还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并非所有封建大名都是残暴的，也并不是所有征税者都是腐败的。尽管日本有我们描述的恐怖事件，但是在一些领地，尤其是那些外样大名的领地，农民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既不受高利贷的盘剥，又不会被驱逐。如此一来，一些开明的大名还会给农民一些补贴，让他们得以供养自己的孩子，并且会通过其他方式改善农村的环境。与此同时，某些封地还有一些富裕的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的祖先是在停战期间耕田种地的中世纪武士。正是因为这种专制与自治的结合，日本的耕农（引用一位学识和判断力都无可争辩的权威人士[18]的话）“才得以走出封建时期，他们很少或并不积极关注，也不参与与较大事务有关的国家行为，但是他们却有着最值得称道的勤劳的美德，有着非凡的自制能力，拥有虽然微乎其微但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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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76 如果现在从农村转向市町，我们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描述元禄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尝试对城市生活的表面现象进行描绘，毋庸置疑，那个时期的享乐与奢华揭示了一个赚钱容易、花钱方便的繁荣社会。然而，商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其他阶层的痛苦之上的。大名从耕农那里榨取的财富流到了侍的口袋里，但很快又流向别处。到18世纪初期，武士阶层强烈地感受到贫困的压力以及町人的权力。导致他们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大米经济的崩溃。大名的收入及其随从的薪俸都是以大米计的。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市町里，至少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在市町，他们需要货币来满足日常需求；而且，得益于大名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级奢靡的习惯，城市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需求也随之增加。他们可以按照商人所定的兑换率将大米兑换成货币，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总是吃亏的一方。要么是米价太低，要么是货币贬值，不论怎样他们都不屑于提出与货币有关的粗俗问题，因为任何涉及讨价还价的事情都会让他们颜面尽失。很多有权势的大名都处于放贷者的掌控之中。一位作家说：“大阪富裕商人的怒火会让大名心生恐惧。”深陷债务之中的大名到处寻找挣钱或省钱的方法。一小撮大名鼓励在自己的封地发展实业，比如棉纺以及其他特殊丝织品的生产，很多武士阶层的成员慢慢明白，通过效仿商人，他们可以摆脱商人的控制。不过等级越高的人越不愿意屈尊降贵。他们通过缩减侍的薪俸，借用他们的钱。名义上他们将侍的薪俸（以大米计）扣下一部分（比例从年俸的1/10到6/10不等）到后期发放，具体日期不明，而实际上这是没有利息的、永久的强制性借款。难怪当时侍比从前更加贫困，难怪他们的忠诚会被耗尽。日益增长的压力逐渐吞噬了他们的理想与骄傲。我们得知早在1700年就有令人哀叹的背弃武士道德的行为。侍免除了战时为他们拿长矛或牵马的随从的世袭职务，并且雇佣町人作为家仆，他们往往会先强制性地向后者索要一笔费用。如此，他们便摧毁了主人与随从之间终身的古老的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是基于忠诚而非金钱。生活最为贫困的侍甚至会在发现家族过于庞大的时候采取杀婴的手段。而其他侍偶尔会收养一个富裕平民的儿子取代自己的继承人，如果他们可以诱使这位平民为这种特权支付足够可观的费用。这是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意味着武士阶层不再排斥其他感情，不再仅因血缘的纯粹性以及尊贵的家族姓氏而自豪。这种行为越来越频繁，到德川末期的时候，平民购买武士特权已经是很常见的行为。早在1710年就已有了关于这种交易的记载，当时幕府颁布多条诏令告诫武士阶层中爱财和忠诚度下降的现象。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侍的经济境遇，并且当代文学中也有多个篇章描述他们的正直、诚实是如何因财富的减少而丧失的，双重的崩溃（道德和经济的崩溃）虽缓慢却着实拉低了他们的声望，使他们与平民无异。他们再也不能因自以为的侵犯而斩杀平民。他们有时会抵押自己的剑、盔甲和礼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敢因放贷者的冒犯而心生怨恨。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希望读者能原谅这样表现力不足的语言表达：因为他们不得不削减（cut down）开支，所以他们无法再砍杀（cut down）商人。作为个体，他们的遭遇足够不幸；而作为一个阶层，其声望的下降更是给幕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幕府为了大名和侍的利益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我们已经提到了政府失败的调整米价的举措以及极其失败的货币政策。当然，它还尝试了通过训诫来管理的古老政策，并且在17～19世纪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颁布提倡节俭的诏令，不过要求那些没钱花的人去节俭是没什么用的。它还尝试调整利率，但是也没产生实际效果，于是它采取了对社会秩序变动的某些迹象予以否认的极端举措。早在1716年幕府就宣布侍之前的债务无效。1730年，幕府禁止町人聚集在侍的宅邸周围要债。1789年，幕府颁布了一条有名的诏令，规定取消旗本和其他直接隶属于将军的随从在1785年以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而且他们于当年以及1785年以后欠下的债务应分期偿还，每期偿还的金额如此之小，以致放贷者几乎损失了大半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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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78 所有这些举措促进了阶层的融合，或者至少模糊了封建政体赖以建立的阶层划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变成了町人；町人购买了田地；平民和一些农民通过过继或购买特权，跻身武士阶层；而且侍失去社会特权变成町人也是常见的事情，他们通常会获得经济利益。到1850年前后的时候，平民过继到武士家族的费用已经固定下来，很多祖先出身卑微的人就是这样获得武士地位的，其中包括（这里引用1816年一位作家的表述）“低级的平民的儿子、高利贷者的亲戚、盲人[19]的儿子、从本町逃到江户的罪犯、被大名或主人驱逐的人、被逐出佛门的僧人、打破誓言的僧人所生的孩子，甚至还有贱民阶层的成员”。这段表述让人以为新出现的侍都是声名狼藉之人，但并非完全如此。往往那些最有野心或者最配得上这一声望的平民才会出钱成为一名低阶的侍，作为自己仕途发展的第一步。到将军幕府末期，其中一些人甚至升迁至重要位置，变成了值得信赖的官员，更有甚者占据了处理经济问题或管理城市的职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68年以及王政复古以后，日本的组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低阶的侍努力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是伊藤博文，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农民，从日本西部毛利氏的一位随从那里购得了侍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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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80 这种发展中的阶层融合加上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自然无法让市町的每一个居民都获益，尽管它能让町人获得新的重要的社会地位。町人的商业组织几乎像封建等级体系一样僵硬且有细致的规定—尽管他们的章程和行会特权得到了严密的保护，以至于自由竞争对他们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存在。这样一来，他们常常能够胁迫社群，要么是针对购买者提高产品价格，要么是针对工人保持较低的薪资水平。这种金融控制导致了货币价值的不稳定，长远来看对他们有利，却使几乎除他们以外的所有阶层陷入贫困。特别是放贷者、大米掮客以及一些大的批发商获利颇丰，尽管幕府试图通过征收御用金（goyokin）即“供政府用的钱”来减少他们的财富，但是这些钱通常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他们的口袋里。受苦的是平民百姓、小商贩和散工，而他们才是占大多数的町人。幕府为了维护侍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将米价稳定在高水平，这把大众逼向食不果腹的边缘。接着幕府开始担忧并禁止囤米，或试图将米价固定在较低水平。他们的干预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种名为“摧毁”（uchikowashi）的粮食暴动反复发生。暴动者抢劫商铺和富有者的宅邸，抢夺粮食并摧毁建筑。这些暴动从18世纪持续到19世纪，不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7年。这一年一场旷日持久的饥荒刚刚结束，米价从1785年的61匁涨到1786年的101匁，再涨到1787年的187匁。不仅江户发生了抢粮暴动，从西部的九州到东北部的陆奥，全国上下都发生了粮食暴动。令人叹息的是，1837年一位学者兼哲人大盐领导发起了一场暴动，当时为了救济饥饿的穷人，他把所有的书都卖掉了。暴动者进攻大阪并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不过他们被幕府的军队镇压，大盐自杀身亡。这是对德川政体下侍的地位的一个讽刺性的说明，即他们很少被召唤，大多数情况下被召唤都是为了镇压饥饿、贫困的暴民。的确，他们也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受害者，但是没有什么颂词能够抹去封建记录中杀害惣五郎这样的污点，这是一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弱者的典型案例。它的统治是时候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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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82 这就是德川幕府在19世纪起初几十年需要面对的经济形势。毫无疑问，它一定局促不安。将军幕府最强大的敌人是那些外样大名，比如萨摩藩、长州藩（毛利氏）、土佐藩、肥前藩的外样大名始终对德川幕府敬而远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管理领地，避开了大多数削弱了幕府的财政困难，鼓励本领地工业和商业发展，同时又避免受高利贷者的掌控，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百姓保留了自律和节俭的古老的封建传统。幕府即便是在最开明的时期也是为了德川家族及其紧密追随者的利益而实行管理的。因此，德川幕府的政策或其政策执行几乎没什么可以赢得这些大名的忠心或那些心怀不满的侍—既有浪人又有将军的随从及其直属家臣—的忠心，他们的人数因财务困境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忠诚迫于执政不善而被削弱。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焦躁不安的人，他们不满现状，渴望有所行动。有想要独立自主、开展对外贸易、开发领地资源的贵族；有想要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机遇的侍，不管是作为士兵还是做官；有想要打破商业行会垄断的商人；有想要从新的源泉汲取知识的学者；还有身在沉重税赋和暴政之下的卑微的农民和町人，他们只想有一点点自由的空间。除了保守派之外，其他所有力量都在试着从内部把紧闭的大门推开：所以当门外传来呼唤声的时候，大门猛地被推开，所有这些被困在其中的力量都得到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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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84 江户时代主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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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86 1615年 家康颁布《武家诸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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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88 1616年 家康去世，第二代将军秀忠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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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90 1617年 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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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292 1622年 第三代将军家光继任（逝于16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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