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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正信绘制的《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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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世（かなぜ）流、金春（こんぱる）流、宝生（ほうしょう）流、金刚（こんご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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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怕读者对这一段有所误解，甚至理解成了日本人不会区分对和错！这肯定是一种荒谬的见解。我想要表达的是，尽管他们清楚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行为，但是他们通常似乎不会考虑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他们有很多用来指代诸如孝顺、忠实、忠诚、仁爱等具体道德的词语；但是，就罪、良知、忏悔、饶恕或赎罪等概念在基督教教义和宗教著作中的意义而言，日本人的语言中缺少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我们很难将“神啊，饶恕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翻译成能够让一个从前不了解基督教思想的人理解的日文，而且即便他不会反感，也会觉得用羔羊的血洗净罪这样的象征极难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灌顶礼（abisheka）不是一种洗礼，而是进入某一层级的仪式，对普通信众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神道教仪式中常见的洗礼和洒水礼是净化仪式，不是为了去除原罪的污秽，而是为了洗净由不洁的东西带来的污秽。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日本精神病院中才几乎没有宗教抑郁的案例，而其他形式的抑郁案例却很常见。日本大众佛教对因果教义的理解有可能阻碍了个人罪感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本性是受其前世的行为影响的，因此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不过，这并不是严格的佛教教义，因为据记载，佛祖已经摒弃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之间的悖论，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需要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思想史中很少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通常远东的思想史中也很少出现这个问题。日本的思想家肯定会认同洛克（Locke），或许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会认为追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就像在问睡觉是不是快捷的或道德是不是方形的一样”（这里理解为“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译者注），这不是大众佛教的观点，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如果不存在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那么关于人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也就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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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戏剧，但严格来讲它们是净琉璃。舞台版通常是经理人和演员基于净琉璃创作的，他们或予以删节，或加以扩充，或重新编排。很多有名的日本戏剧并不是成文著作，而是围绕一些常见的主题，由演员和乐者创作，而且大多数是通过主要的演员世家口头传承的。这些世家当中有一些从18世纪早期延续到现在，当后继无人的时候，他们会收养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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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歌舞伎中以勇猛的武士或超人的鬼神为主角的狂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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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歌舞伎中表现男女艳情的表演及其编排效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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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师宣（Hishigawa Moronobu，1645～1715）创作了一幅有名的画，画的是一位在剧院打架斗殴的侍。其他绘画画的是侍和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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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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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三章 封建制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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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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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各个时代所有国家的统治阶层虽然都很关注其臣民的道德健康并费心劳力地培育诸如勤奋、节制、顺从等美德，但它们只是在出于经济需要的时候才会间歇性地活跃一下。17世纪的日本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管理者努力通过道德路径来解决经济问题。他们认为富裕的町人阶层的出现不仅攫取了武士阶层的财富，而且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腐化了封建风尚，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基础。他们通过我们所谓的“儒学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禁止或者尝试禁止所有在他们看来有害无益的新习惯。他们颁布了各种禁奢的条令，像乌云一般笼罩在各种奢靡的行为上，并且拒绝相信一个时代的奢华于下一个时代而言是必要的。所谓的“德川宪法”—《武家诸法度》及与之类似的法令，是于1615年颁布的，并得到了每位新任将军的确认—事实上是一部全面的禁奢令。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年在位）推行的多项节俭举措巩固了这部宪法。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期（1786～1837年在位），他的老中松平定信（Matsudaira Sadanobu）—一位尽职尽责的、看起来也仁慈的政客，颁布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限制性诏令，几乎禁止了每一类人的每一种形式的花销。比如，他下令，收入少于1万石的人不能购买任何新的东西，并且责令女人自己打理头发，专业的理发师则去当洗衣工。遵照这些法令的精神，他还奖励贞洁、孝顺及类似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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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样的诏令通常只在一些危急的情况下才颁布。定信颁布这些诏令是为了弥补1783～1786年令整个国家一片荒芜的洪灾、饥荒、火灾等带来的影响，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与税收相同的紧急措施。不管怎样，它们揭示了官员的头脑中充斥的通过规范来实施管理的理念；这种对人的理性的信任虽然令人叹息，但是又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封建统治者已经放弃了宗教这个政客会用的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某种世俗道德规范。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看到一种刻意的道德宣传政策，尤其是在18世纪初期。它最显著的结果体现在名为武士道的信仰的形成之中。它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往往会走向徒然的争论，它因与中国各个彼此矛盾的哲学学派的联系而变得复杂。不过如果不对这一现象加以论述，那对江户时代文化的叙述就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试着描述它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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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士道，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名字是相对较新的。“武士道”这个词在18世纪就已得到使用，不过直到近代它才流行开来并有了具体的含义；而它所指代的信条或信仰每个时代都有所变化，所以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思想集合来讨论。武士道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可以追溯到藤原时期让一些重要的武士家族的成员备受鼓舞的、与一名武士的职责相关的理念，甚至也可以追溯到身为古代皇室近卫的大伴氏的传统。自那些时代以来，武士阶层的理念就开始形成。作为一组大致连贯的道德教义，它不断吸收新的元素，摒弃那些随时代发展而被视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恰当的元素。它的发展得益于多个因素：在充满流血背叛的时代，确保忠诚的需要；受中国的道德理念影响的本土等级观念；某种美学感知；禅宗的自律；一个依赖有组织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为了稳定而产生的需要。在中世纪，这种信仰是作为一套引导武士阶层行为的信念而非一种有确切表述的准则存在的。尽管它为日本文化贡献了其最值得称道的特征，但正如某些狂热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这无助于它像《登山宝训》中的教义在欧洲得到彻底遵循那样在全日本得到广泛实施。即便因为根植于阶层意识而有些失衡，但它依旧是高尚的，从足利时期的记载来看，当时不止一次地围绕它进行大规模宣誓；到17世纪，这种信仰系统化并得到宣讲、讨论和剖析，开始失去活力，变得越来越刻意，日渐退化，只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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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把《武家诸法度》看作第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关于武士行为规范的成文法，不过大体说来，自德川幕府成立到现在，武士道都是一种被编成法典的政策工具，而《武家诸法度》则是它的标准权威。从17世纪开始，武士道的特性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镰仓时代那样—当时它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种信条，而且是一种产生于领主和家臣之间密切关系的情感，其基础是战争中个人直接的效忠。武士道现在有了一个确定的哲学基础，依赖的是抽象的忠诚理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较为古老的自然的武家道德的败坏，加速了武士道的体系化。秀吉和家康能够把敌人的很多追随者争取过来，表明了忠诚意识的崩溃；征战朝鲜中多次出现的休战表明死亡不再是除战胜之外的唯一选择。此外，德川幕府建立几十年以后，侍的行为让当权者非常忧虑。他们桀骜不驯，不适合生活在和平时期，甚至那些表现出从前那种罔顾生死的人也变成了一个麻烦，他们怀有宿怨，寻衅滋事，为了虚无的荣誉进行决斗，他们还会残忍地伤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大多是浪人，是没有侍主的无业之侍；他们不是传奇的侠客，往往是一群令人不快的无业游民，在一种过时的信条的掩护下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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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江户的一处街景。侍在剧院外打架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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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50年前后，他们变得极度让人烦恼，甚至还发起了一两次针对幕府的暴动。这些暴动被镇压下去，不过当权者认识到在和平年代鼓励武士精神是不明智的，除非它可以因对政府行为的尊重而变得平和。当时确实有一些重要的学者和伦理学家［荻生徂徕、佐藤直方（Satō Naokata）］对古老的封建道德发起进攻，声称它与好的行政管理相矛盾，应该予以废止并用纯粹的儒学道德取而代之。将军幕府像从前一样依赖武装力量，所以无法这样做；不过从17世纪中叶开始，幕府的政策逐渐偏离尚武主义（吉宗在位期间，约1720年，甚至还出现了某种复兴趋势）并且逐渐变成官僚主义，不过幕府依旧保留了封建机制。我们可以从有名的“四十七浪人”复仇故事中极为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并不新奇，我们可以忽略其按时间顺序翔实记录的戏剧性部分。不过它有着非常耐人寻味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约在1700年，一位级别中等的大名浅野（Asano）在将军位于江户的府邸彩排国礼仪式的时候，被他的指挥者吉良（Kira）羞辱。吉良是幕府的一位高阶官员，据说是浅野的总管送给他的礼物不够，所以他才会羞辱浅野。浅野拔剑伤了吉良。哪怕他没有攻击将军的官员，仅在将军府邸出示武器就是严重的罪行。浅野被处以自裁的刑罚，他的封地也被没收。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足以证明德川氏对其领主的严苛。浅野遵命，而他的心腹随从则变成了浪人，他们发誓要为主人报仇。因为知道吉良会保持警惕，所以他们四散开来，为的是不被发现。在历经两年的磨难和忍耐之后，吉良放松了警惕，他们寻得了良机。1703年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他们闯进吉良的府邸，取了他的性命。他们接着自首，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因为他们为达成目的而在将军的直属领地犯下了死罪。幕府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长期以来都被允许的复仇行为；不过他们逐渐把私下复仇尤其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复仇当作对自己司法权的冒犯，因此他们难以对这次罪行视而不见，更何况它会被看作浪人对幕府在浅野一案中法律执行的抗议。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认可浪人的行为，因为这一行为与他们所拥护的儒学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一位随从与谋杀其领主的人“誓不两立”，而吉良侮辱性的言行导致了浅野的死亡，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杀害浅野的人。据说，当时人们围绕如何处置这些复仇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一些高阶的当权者包括将军本人认为应当饶恕他们，民众也很同情他们，一些恪守原则的大儒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其他一些学者却强烈认为应当处死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荻生徂徕和佐藤直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他们是传统武士道的反对者。他们坚信应当忠诚，但是也坚守一个清晰合理的界限，即必须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儒学原则，不能由个人随意阐释。浅野和他的随从都违反了幕府的法令，因此应该被处死。在推迟了一年之后，这些浪人接到了自裁的命令。他们奉命而行，并且变成了当时以及后来如神祇一般受人尊敬的存在。直到今天，近松门的名作《忠臣藏》依旧吸引着大批观众前往剧院，而且在剧情发展到牺牲这一主题的时候，它依旧令观众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作为一部宏大的戏剧，它肯定对江户时代的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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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武士道的行为规范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理论和情感之间存在冲突，不仅如此，理论家还分为多个派别。大石良雄（Ōishi Yoshino）—四十七浪人中为首的浪人，曾师从山鹿素行（Yamaga Sokō，1622～1685）和伊藤仁斋（Itō Jinsai，1627～1705）。后二人都是古学派（Kogaku-ha）杰出的哲人，虽然名为“古学派”，但他们奉行的却是新信条。事实上，18世纪的武士道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迫于战争的压力在武士中产生的习惯性法则，而是一个实用性的伦理体系，这个体系形成于哲人的争论，而且在形成过程中适应了和平社会的需要。把它称作武士道会让人对它的范围产生误解。武士道是为所有人树立了崇高理想的规范，之所以听起来尚武，是因为它源自统治阶层，而这个阶层大多是武士出身，所以自然会把它看作自我阶层的一个印记，尽管这个规范并不是他们独有的。不过在仔细调研之后，我们往往会相信让日本产生最优思想和最好行为的既不是一些言过其实的教条，也不是武士血腥的行径，而是其思想崇高、性情火爆的哲人的教导。因此，要了解18世纪及18世纪以后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当时主要的哲学思潮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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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宪法第一条规定家臣及其下属既要学习知识又要进行军事训练。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因为统治者的目标即是维持现有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取决于持有武器的阶层的支配地位，也是为了确保和平，而这靠的是鼓励平民的兴趣爱好。于是幕府开启了一个有趣但危险的试验，因为他们要想成功，就必须恰当地平衡尚武的狂热和尚文的热情。或许从根本上说文和武并非对立的，但是在实践中幕府特别害怕培养出一种太过崇尚武力的精神，因为也许有一天这种尚武精神会于自身不利，所以它逐渐支持温和的尚文的精神。从德川家康时期开始，统治者就鼓励学问的发展，尽管他们不接受新的理念并且试图将人们的学习限定在他们认可的领域，但是他们不知不觉地培养了一种探索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最终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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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支持并推广的学问几乎全是中国的学问。他们把儒学学者作为自己的顾问，后者帮他们起草法律并拟定奠定了其统治基础的道德准则。日本得享200多年的太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的努力和幕府对他们的支持。以封建制度瓦解告终的政治发展也得益于学者的研究和他们之间的争论。因此，我们可以顺便简单提一下德川时期的主要哲人，以完成对这一时期思想运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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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期早期日本的官方哲学是朱熹理学[1]，朱熹是宋朝中国出现的哲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一流派的经典是朱熹对古代圣人著作的注解，日语称为《四书新注》。我们要记得，早在室町时期五山流派的一些博学多识的僧侣就已研习朱熹的思想，但是直到16世纪末，在一位名叫藤原惺窝（Fujiwara Seigwa，1561～1619）的学者的努力下，这种哲学思想才变得更加为人所知。有趣的是，惺窝是一位佛教僧人。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朱熹理学事实上是被当作正统的哲学流派引进的，它的主要倡导者林罗山被任命为幕府的顾问。据说，从他开始，儒学学者开始留长发。这一奇特的历史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在德川时期，学问一直是和佛寺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会像僧人一样剃发，不过这时儒学研究已不再是博学多识的僧侣的兴趣爱好。儒学思想有了正式的地位，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已经确立地位的宗教。儒学在某种形式上取代了佛教，受到受教育阶层的尊崇，而佛教似乎没怎么挣扎就屈服了。大体来看，人们并没有背弃对佛教的信仰[2]，但是最虔诚的儒学信徒强烈反对佛教，就像反对基督教一样，他们严格恪守儒家仪式，其中包括对中国圣人的祭仪以及到供奉圣人的庙宇鞠躬行礼。这样的庙宇是由官方出资筹建的，甚至连将军本人也会正式到庙里参拜。幕府还煞费苦心地通过其他方式促进儒学研习。它于1633年建立了一所学院，后于1690年更名为昌平黉（Shōhei-kō，孔子的诞生地在日语中读作Shōhei，这里便是以此命名的），是江户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的校长始终是由林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因此我们可以说林氏变成了将军幕府世袭的哲人，也是幕府在伦理学和教育领域的官方顾问。他们都是朱熹理学体系的忠实拥护者。我们也会看一下在日本得到研习的其他思想体系，不过接受范围最广泛且独享官方支持的只有朱熹理学。它是正统的学派，尽管遭遇了极强的逆流，但它依旧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日本没有一种教条能够像它那样对受教育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当然，佛教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而且已经对民众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当我们考虑到它有着怎样令人尊敬的传统，其信仰是怎样普及的时候，我们不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江户时代的文化中却很少看到佛教直接影响的痕迹？至于基督教，尽管曾经一时繁荣，但已经从舞台上消失，统治阶层也只记得它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信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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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像朱熹理学这样一个从邻国引入的哲学体系会对日本人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答案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日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用性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抽象的思考。任何一个要研究日本思想史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自己的哲人通常也承认这一点，［用一位杰出的近代学者井上博士（Dr.T.Inouye）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哲人认为“西方伦理学中的首要原则是思想探究而不是对美德的培养”。朱熹理学也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宇宙观。事实上，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宋朝的思想家通过将圣人不成体系的理念放入他们自己创造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当中，改变了古老的儒家道德观的形式；此外，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本体论的时候大胆地采用了佛教和道教的理念，尽管他们要是知道我们这样说肯定会大为恼火。不过日本人关注的是朱熹的道德理念，所以我们无须详细探讨他的哲思。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他强调了自修的重要性。他认为行善是人的天性，就像自然界的万物因善念而生机勃勃。[4]不过为理解道德，他认为有必要研究宇宙的规律。通过对这些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他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都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对应的，个体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君主与臣民、父母与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朱熹所做的不过是推介了日本人一直都在践行的美德，不过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古老的儒家道德的践行通常都是教条的。现在儒家道德得到了理性阐释并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约束力，这是孔子想都没有想过的。因此，朱熹的道德体系看起来非常适合日本统治者的需要。它的中心点是忠诚，尽管它强调学习新知的重要性，但是它也很重视正统观念。从本质上讲，它是温和的、实际的、保守的；它对恶的定义是“无序”或“混乱”，恶被适宜地理解成对旧有秩序的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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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川幕府尽可能地鼓励朱熹的追随者，支持像林罗山这样的教导者，他们极其猛烈地抨击其他所有的信条，不只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其官方评注者[5]阐明的正统儒学的其他变体。换句话说，幕府虽然表现出值得称道的促进学问发展的愿望，但同时还努力抑制自由探索的精神。起初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朱熹学派在日本风光无两，催生了多位博学多识的道德学家。尽管它很快遭遇了反对并且衰颓了一段时间，但是它并没有丧失活力，直到它像其他古老的哲学思想一样，在18世纪50年代与西方思想接触之后遭到了冲击。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拥护者的仕途发展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它的影响力。林罗山之后是木下顺庵（Kinoshita Junan，1621～1698），他有三位有名的学生，分别是雨森芳洲（Amenomori Hōshū，1668～1755）[6]、室鸠巢（Murō Kyūsō，1658～1734）和新井白石（1656～1726）。雨森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支持一种日本历史上常见的融合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佛教、儒学、道教被视为同一真理的不同表达，是支撑同一个哲学三脚桌的三个桌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异端，因为没有一个恪守儒家文化的人会是这样的折中主义者，不过他的观点或许是促使传统学派分化的一个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