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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铎与弥生时代的关系在铜铎的形态变化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一开始，铜铎较小（高约20—40厘米），后来逐渐变大，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时，其变大的速度突然加剧（约80—134厘米）。随着铜铎的放大，其纹样也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态势，铜铎的周边加上了鳍、饰耳等，装饰性不断增强。这使人联想到水田得到进一步开发、村落逐渐扩大、祭祀的规模也开始变大等情形。急剧变大的铜铎成为放置在地上或祭坛上让人观看的器具。人们不再摇动里面悬挂的摆子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在祭祀时不再让铜铎发出金属声响了，抑或是人们想出了其他发出声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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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铎表面的纹样既有流水纹似的曲线，也有纵、横、斜向的直线，井然有序。我们在弥生陶器的纹样和器形中也可以感受到相同的几何学形式的秩序感及样式的繁复。铜铎和弥生陶器虽为不同的类型，但它们都是弥生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造型器具，二者透露出的审美意识与绳文时代的器具大相径庭。这一现象向我们展示了以水稻种植技术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接受这种冲击并从本土和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新的审美意识的弥生人，拥有的精神上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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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化的铜铎的表面后来出现了图画。人们把筒形的表面分为四部分或六部分，在每一部分里，都画有草图风格的图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袈裟榉纹铜铎。其表面绘有杵臼图，还有地板高架房屋图。这些都是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的图画。除此之外，还有猎鹿、猎野猪、捕鱼场景的图画，也有蜻蜓、乌龟以及调解纠纷的人的图画。人们将身边的事物和场景描绘下来欣赏。也许人们还有这样一个目的，即四幅或六幅图画连起来能够讲述一个故事。我以为，众人在祭祀的场合共同享有一个故事，与弥生人规模变大了的共同生活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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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几十年来原始时期研究、古代史研究所呈现的那样，绳文时代的人们已经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毫无疑问，水稻种植技术的传入使得规模较大的、安定的集体生活成为可能，这是前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每年，人们在同一块水田里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大米，且收获的大米可以长时间地存储，这对人们饮食生活的稳定乃至所有生活的稳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开荒、平整秧田、插秧、除草、割稻，一直到脱粒为止的农业生产活动使得人们的劳动走向集体化、集中化，并具有计划性。于是人们开始根据不同的季节从事集体劳动。开垦荒地、开辟水田、追求更加稳定的生活，这是人们自然的欲求，为此，人们有必要更加有计划地从事集体劳动和集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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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集体劳动和有计划的作业的基础上，人们品尝到共同作业的喜悦和辛劳，为了更好地劳作，人们开始举办能够加强集体意识的祭祀活动，如果这种想象与实际相符的话，那么，作为祭祀用具的祭器，铜铎的出现就非常合乎情理。放置于地面或地板上的四平八稳、颇具威严的器具，它的形状保持了左右对称的规律性，又有自然流动的流水、旋涡的纹样，四部分或六部分中绘制的图画令人感到幽默和自在，这种绘画表现方式与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集体生活的稳定性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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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榉纹铜铎，滋贺县野洲市大岩山遗迹出土（来源：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图片摄影：Saigen J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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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集体劳动和生活的稳定性并不足以概括弥生时代的特性。相反，争执、战争、杀戮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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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的墓穴中出土了许多铜剑、铜戈以及石剑、石戈的尖部，这些是刺入战争中的战士尸体里武器的一部分。有的战士的尸体上还被刺入几个乃至十几个石镞。水稻种植技术传入的同时，头部尖锐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也从大陆传入。这些是杀人或伤人的武器，且它们正是为了杀人或伤人而被制作出来的。外来文化以水稻种植为中心，这种文化传入以后，村落与村落之间围绕着水田的开发、稻米的收获，产生紧张和对立关系，也产生了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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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周围的壕沟也是以战争为前提而挖掘的。挖壕沟是为了将入侵的敌人阻挡在壕沟之外，以保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水田的扩大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大米的产量，产量的增加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村落的繁荣并没有使壕沟消失，与外敌的紧张和对立反而更加激烈，壕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关键的地方，人们还修建了瞭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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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耕作与御敌作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但它们复杂地交错在一起，双方互相补充，这是弥生时代社会的实际状况。但是，铜铎的出现与这种社会实际状况并不完全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铜铎上描绘的内容——鹿、鹭、野猪、犬、鱼、蜘蛛、蜻蜓等动物，还有猎人、渔夫、打谷的人等，都与战争相去甚远。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大型的铜铎并没有显示出其与战争的关系越走越近。不仅仅是铜铎，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那些本来作为武器被制作出来的铜剑、铜矛、铜戈等，也开始远离战争。它们的尖部变钝、变圆，丧失战斗的功能。其形状也开始向大型化发展，它们逐渐成为被观赏的“武器”。无论是将它们横置，还是直立，其曲线之柔美，形态之圆润，都非常吸引人。它们成为造型优美的器具。其中呈现出的审美意识可以说与战斗的紧张与血腥，基本上是不同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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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意识与战斗的紧张、兴奋、激动相结合，完全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战争的美丽武器或美丽器具，但是，铜铎、铜矛中蕴含着的审美意识却不是那样的。它们呈现出与季节变换、身边的动植物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安稳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不同于战争的激烈、勇敢和热情。它与在大自然中平稳地度过每一天的感觉十分吻合，或者说，它是反映了祈求这种感觉的生活持久地延续下去的一种审美意识。没有发生变化的铜铎的形态，以及描绘了人们身边的动植物和人类本身的绘画，反映出人们从平安无事的生活而来，又想回归那种生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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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蕴含着人们日常的祈愿的造型作品，绳文时代出现了土偶。这与弥生时代的造型作品究竟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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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以土偶为核心形成的集体，和以铜铎为核心形成的集体，它们的共同性乃至向心力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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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偶是将女性形象局部地夸张并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作品。它们被大量地制作出来，并融入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和向往。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尊崇。人们认为女性的生殖能力是自然具备的能力，因此，土偶中蕴含的愿望和向往大多是祈祷大自然的恩惠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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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铎并非由一人或数人就能轻易处理的。它们是以村落为单位，或以许多村落组成的国家为单位举行祭祀的时候使用的祭器。对于祭器来说，集体规模的大小改变了蕴含其中的共同愿望。祭器里蕴含的并非一个人或若干人的愿望，它蕴含了数十人或数百人的共同愿望。为了实现这种共同愿望，这个愿望就必须是数十人或数百人所共有的。共同拥有一个愿望的许多人必须心怀这一共同愿望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所谓的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共同的祭祀，将人们导向一个集中地方的祭器就是铜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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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绳文时代相比，从大陆传入的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新生活、新文化使得规模巨大的村落成为可能，也让强大的共同意识成为可能。这种共同意识源于居住在村落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参加的祭祀活动。按照四季的变化，不同规模的集体活动增强了人们的共同意识，每次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遇到困难并加以克服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让人们自觉意识到集体的强大力量。集体的力量甚至可以让人们确立并实施开垦周边荒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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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样，共同意识得到培育，一些情形下，例如水稻收割工作告一段落时，人们会把铜铎搬出来，聚集在一起。人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并祈祷今后大自然一如既往地给予人们恩惠，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从开始到收获过程中，人类自身共同的努力和成果感到喜悦，祈愿集体的力量能够延续。这时，人们获得同心协力的感觉，铜铎正是这种感觉的象征。铜铎变得巨大，并富有装饰性，这与人们共同意识的深化和扩展是相呼应的。大型化的、极富装饰性的铜铎里蕴含的，不仅仅有人们对自然之力、自然之恩惠的愿望和祈盼，还有人们对集体之力量的愿望和祈盼。如果我们将人们的集体力量称为文明的话，那么，作为祭器的铜铎则是人们面前的文明象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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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后的五六百年间一直频繁出现的铜铎，在公元2世纪末的日本列岛销声匿迹，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记录了3世纪前叶日本情况的中国史书《魏志·东夷传》“倭人”条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铜铎的记述，而且在3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古坟里，我们也看不到铜铎作为陪葬品出现，也不存在以铜铎为祭祀对象的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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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几乎无法从村落中或在村落附近发现铜铎。我们只能从距离部落、墓地较远的山丘顶上、山腰或谷底深处找到集中埋藏的铜铎。例如我们在滋贺县野洲市小篠原遗址发现了24个铜铎，从兵库县神户市樱之丘遗址中发现了14个铜铎，从岛根县出云市荒神谷遗址中发现了6个铜铎，从岛根县云南市加茂岩仓遗址中发现了39个铜铎。从奈良县橿原市坪井遗址、大福遗址周边沟壕的墓地里也出土了铜铎，这是十分罕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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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极为细致、美丽的铜铎集中埋在远离村落的地方，这似乎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已经向铜铎告别，而且放置铜铎进行祭祀的活动已不复存在。铜铎被集中埋在一个地方是意味着某次祭祀活动中使用了数量众多的铜铎，还是意味着在各地举行的祭祀活动中使用过的铜铎被集中安放在了一个地方？不管是哪种情况，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以铜铎为祭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铜铎已不再是一个村落或一个国家的人们共同性的象征了。人们也不再将自身的共同意识投射到铜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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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向古坟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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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的“中国”指日本本州岛的中国地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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