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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穷无尽的大型化意志的引领下，统治阶层着手建造稳定的、坚固的巨大古坟，这时，古坟与埋葬在里面的国王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试想一下，为埋葬一个人，国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劳力，花费数月或数年，建造一个巨大的坟墓，这是有悖于常理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工程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且工程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被埋葬在坟墓里的国王与普通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国王是作为一个超脱于常理的人而被埋葬的。那么，埋葬在巨大古坟里的国王究竟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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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大量沙土和石料堆积而成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完工后，死去的国王就会被埋葬在里面。葬礼是将巨大的坟墓与去世的国王结合在一起的仪式。死者在众人的目送下被埋进“后圆”部分的中心，也即坟丘的中心。经由埋葬仪式，众人确认了死者与坟墓合为一体的事实。巨大的坟丘就是死者，而死者之伟大又以坟丘为象征，两者的关系由此确立。这既可以说是伟大的共同幻想，也可以说是观念上的妄想。但是，4世纪和5世纪的大和国统治阶层，从这种共同幻想中寻求统治的根据，为了将它变为现实，动用自身最大限度的统治能力，推进了建造古坟的国家工程。其统治下的民众也都完全接受了这种共同幻想和国家工程。巨大坟丘与国王合为一体的观念十分抽象，可以说这种共同幻想极大地支配了不断走向统一的古代大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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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死者只会被埋葬在长2米、宽1米左右的坟墓里，而一国的统治者却埋葬在花费数月或数年才能建造成的、长达数百米的巨大坟丘里。埋葬在坟丘里的死者不是普通的人，毫无疑问，巨大坟丘是让人们实际体会到这一点的建筑，其建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将死者升华的共同体的精神，从其凝聚而持久的特征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神格化的力量。自远古以来，日本人就从各式各样的物质或现象中感受到神力，他们将各式各样的、耳闻目睹的东西或现象称作神。对古坟时代的人们来说，埋葬在巨大古坟中的国王与神的名号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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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神，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属于一神教的神。绝对唯一的神统治整个世界的思维是不适用的。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此前我们所说的三内丸山六根柱子的建筑物、火焰陶器、土偶、铜铎等，都可以说是与神有关系的事物，而且根据视角的不同，它们有时也可以被当作神本身。但是，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地将它们与神联系在一起的话，令人瞩目的事物中所蕴含的精神，反而会变得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刻意地避开了认为它们与神有关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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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彰显死者功绩的巨大古坟的建造和葬礼，其中呈现出的神的形象与此前我们所说的与遗址、遗物相关的神的形象截然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合乎神格化这一名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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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巨大古坟更加大型，其形状固定下来而局部变得精致，古坟周围挖有二三重壕沟，其周边还建造有若干个陪冢，各地修建有大小各不相同的同类型坡度缓缓延伸的古坟——这些古坟修筑过程中的细节都非常符合将巨大古坟中死者神格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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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方”部分的最上方至“后圆”部分的最上方，还立着许多埴轮[3]。这些埴轮以圆筒埴轮为主，还有盾形和箭袋形状的器物埴轮、房屋形状的埴轮、人物和动物形象的埴轮等。它们都是祭祀死去国王的祭器，既表示埋葬国王的小丘乃特殊之地，也表示守护死去的国王，甚至还有象征奉献给国王之物的含义。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集中展示的一些完整保存下来的圆筒埴轮、形象埴轮等，却无法看到许多埴轮排列在一起长达数百米的景象。排列得很长的埴轮行列，无论从远处望去，还是近距离观察，它们所具有的威严和壮丽都会让我们肃然起敬。据说，最初埴轮是面朝内排列的，后来改为面朝外排列了。不管是面朝内还是面朝外，它们使这个地方充满了威严的神圣性的作用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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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埴轮环绕的“后圆”的中心部分有洞穴，里面放置了死者的木棺或石棺，棺椁内外还埋有与死者相关的各式各样的随葬品。在古坟时代前期，这些埋葬品多为铜镜、剑、管玉、勾玉等颇具巫术意味的宗教物品；在古坟时代中期，埋葬品多为铁制武器、铠甲、马鞍等。这表明国王由祭祀性的统治者向武装性的统治者转变。不过，由于洞穴内部一般不为人们所见，因此，这并不是统治者意志的明确表达，而是统治者身边的人所表达的对死者的个人想法，可能是他们选择了这些埋葬品。当然，国王身边的人有可能是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或者在统治阶层周边活动的侍从，因此，尽管我们说那是个人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牢固地建立在统治意识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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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形象为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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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遗体与埋葬品一道被放入“后圆”部的洞穴里，小小的遗体与巨大的坟丘在空间上合为一体，但这并非将死者神格化这一行为的结束。在遗体埋入地下之后，或者以埋葬行为为核心，人们会举行葬礼。这个仪式可以说是人们给花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坟丘建造工程画龙点睛的行为。死去的国王至高无上的伟大被凝聚在这座坟丘里，向人们华丽而严肃地展现其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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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仪式同时也是展示国家统治的仪式，是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展现其意志的极为重要的国家仪式之一。它必须向人们展现出，死去国王的伟大，既是国王个人的伟大，也是国家的伟大。如果仪式仅仅停留在展现国王个人的伟大的层面上，那么随着国王的死去，其伟大也会消失。然而，古代专制统治下的国王是代代延续的，巨大的古坟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伟大的消失而修建的。当国王死去时，由坟丘空间的巨大和时间的延续性来象征其伟大的同时，还必须展现出国家之伟大。这就是自古坟建造开始至葬礼结束，甚至在结束之后都一直贯彻着的大和国的统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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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国王多么伟大，其形象如何被神圣化，死亡依旧会来临。死去的肉体不会重生，人们也无法使其重生。身心合一的个人的一生，因死亡而终结。个人体现出的神圣的威信要如何超越死亡，转移到国家的威信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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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可以说是将死者神格化的一项活动，同时，它又是将死者神圣化的威信转移到国家层面的威信上来的一个过程。在坟丘最上方整齐排列的埴轮，将葬礼场所神圣化了，它们在将死者个人神圣化的同时，将在这个场所举行的转移国家威信的仪式也神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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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去的国王转移威信，人们耳闻目睹的形式即是继任的国王继承死去国王的王权。通过对刚刚亡故的国王威信的继承，后任的国王才能够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就是葬礼中所蕴含的王权继承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后任的国王是作为葬礼仪式的主持者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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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以来的信仰认为神灵是可以附在物体或人身上的。当神附在物上时，被附着之物称为“依代”；当神附在人身上时，被附着的人称为“凭坐”。可以这么说，绳文时代的土偶和弥生时代的铜铎都是在这个信仰的影响下，被广泛运用且被制度化了的“依代”。《魏志》中，卑弥呼被认为“事鬼道，能惑众”，她可以说是被神灵附身的“凭坐”般的人物，她由各国首领选举出来，被立为女王。神灵附体既是一个小共同体中的小现象，也是一个大国共同体中的大现象，为人们所信仰、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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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继任的国王作为死去的国王葬礼上的主持者出现时，人们期待被祭祀的、神圣化的死者的神灵，会降临到主持者身上。自古以来，人们所相信的会附在物或人身上的神灵，是暧昧模糊、难以捉摸的对象，而被神灵附着的“依代”“凭坐”则截然不同，能够真切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神圣化的前国王的神灵，如果与当前的国王化为一体，人们就能很容易想象它的存在。而且，人们也很容易相信，这个神灵是由前任国王转移到现任国王身上的。现任国王威仪堂堂，被人群簇拥着，作为仪式主持者出现在威严、壮丽的仪式现场，这为人们形成上述印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赘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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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国家的威信并没有因集威信于一身的国王之死而消失殆尽，而是为后代国王所继承。国王个人代表国家，是国家的体现和象征，这种专制制度下的大和国，因此避开了国王之死所带来的巨大矛盾，避免了国家的危机。巨大古坟的建造表达了统治阶层试图克服这种矛盾及国家危机的强烈意志。国王的陵墓变得更加巨大，形式相同的前方后圆坟在各地的扩散，表明了克服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和权威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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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坟墓和举行葬礼仪式来避免国王之死带来的国家统治的中断，这种方法定型下来以后，也由此产生了在国王生前建造坟墓的想法。寿陵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书纪》“仁德纪”中有这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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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年冬十月，庚辰朔甲申，幸河内石津原，定陵地。丁酉，始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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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 上》，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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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记录讲述了，仁德天皇在67岁那年冬天，10月5日，前往河内石津原，选定了坟墓的地点，10月18日，开始坟墓的建造工程。“仁德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还需要我们打个大问号，但国王在生前就开始建造坟墓这个事实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同样，在“仁德纪”中还提到，仁德天皇于87岁时去世。因此，他产生建造寿陵的想法的时间，应当在其去世前19年。这是因为天皇本人想在王权转移中发挥自己的主导权而提前做好了准备，还是因为国家统治稳定，建造坟墓和葬礼仪式在政治上的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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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于什么原因，4世纪末至5世纪初，大和地区以及河内地区的前方后圆坟向大型化方向发展，但进入6世纪，却开始小型化了。这种倾向遍及全国，地方上的古坟的规模也缩小了很多。将强烈的统治阶层意志寄托于古坟、以古坟来表达国家威信的时代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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