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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殿中央覆盖衾被的神座为何物？……从用处来说，它只能是睡觉时用的东西。国王用完圣餐之后，钻入衾被，躺卧在这里……而且，通过躺卧这个动作，国王成为天照大神的嫡子，也就是说，他作为具有统治日本能力的君主再次诞生……国王躺卧在尝殿的神座上品尝稻子刚刚抽出的穗，随着作为天照大神之子重生，他掌握了成为天皇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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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研究》，未来社，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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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通过与天照大神共寝，而作为天照大神之子重生，并获得天皇的资格。从处于权力中枢地位的人举行庄严仪式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未免太朴素、太直接了。神的超自然性很不清晰，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的界线很难判断。在两个世界似乎相互混杂在一起的世界构图下，让神作为神座，现出具体的身影，将神与天皇结合起来，以此使天皇神圣化，即便这个行为看上去过于朴素、直接。与神共寝，然后作为神之子诞生，与这种朴素且直接的神格化行为相对应的是《古事记》中、下卷中关于所有天皇谱系的记录。当关于一个天皇的记述结束时，书中会列举出该天皇与几个后妃之间所生的皇子、皇女的名字。而且，在记述的最后，挑选出一个皇子或皇女，描写他（她）治理天下的事情。再往后，就描写下一任天皇的故事。这种写法没有变化，如出一辙。由此可见，高天原诸神的权威并非通过理念和观念，或通过契约和约定、思想性和精神性、道德和伦理为新一任天皇所继承的，而是具体且明确地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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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谱系，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就有用金子镶嵌的铭文，上面记录了侍奉天皇的地方上的家族祖先一代代人的名字。《古事记》的天皇谱系很长，但被人们细心地传承了下来。朴素直率的血统观念与天和地、神代和人皇时代的构想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试图从逻辑上梳理这种联系的话，那么，这个谱系会破绽百出。天皇统治的逻辑与肯定现世的故事，两者的目的与方法截然不同，逻辑和故事共存，却又随处发出不协调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人精神上充满了矛盾。《古事记》就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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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氏姓制度是古代日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以氏区分贵族血统，以姓鉴别等级高下，以此维护统治秩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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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170662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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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七章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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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字形和意思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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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写日语时，一般情况下使用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三种文字。汉字是中国的文字。古代日本引入了汉字，借此书写日语。平假名由人们利用汉字的草书字体创造而成，片假名则是采用汉字的一部分创造而成的。三种文字结合起来书写而成的日语文章，我们叫它“汉字假名混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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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日语时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情况是平安时代之后（9世纪后半叶之后）出现的，因此，上一章我们探讨的《古事记》以及同时代的《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最初都不是汉字假名混合文，而是纯用汉字写成的。《古事记》上卷一开始的原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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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次高御产巢日神。次神产巢日神。此三柱神者，并独神成坐而隐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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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段文字完全是用汉字写成的，但它并非用汉语写成的汉文。虽然使用了汉字，但表达的却是日语的意思。当人们出声读它时，发音是日语。如果不精通汉字的意思和发音，又不精通日语的话，人们难以正确读出这一段文字。《古事记》（太安万侣写的“序”除外）无论在读音、意思、语法方面，都不符合汉文的规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它称作“变体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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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字书写的《古事记》（国学院大学古事记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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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万叶集》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是用汉字记录日语的方法的一种成熟境地，但要到达这一境地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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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东亚地区，有文字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使用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隶书等。公元前后，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系之中，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以国书传达本国的意愿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中国皇帝赐给奴国国王的，奴国国王回应赐印的文书想必也呈送给了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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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进行外交时使用的文字很快便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较早的例子有从江田船山古坟（熊本县）中出土的铁刀上的铭文，以及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的铭文。据说，这些铭文是5世纪时书写的。记录了“获加多支卤大王”（雄略天皇）与其臣下关系的两个铭文，表明文字的使用与王权的结构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说，《古事记》的基础《帝纪》和《旧辞》于6世纪中叶出现，但这些资料并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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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资料急剧增加的情况出现在7世纪后半叶。尤其是用墨在上面书写汉字的木片——木简——的出土数量十分庞大。1988年，在平城京长屋王宅邸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人们从扔垃圾用的土坑里出土了近5万枚木简，从南北的长大土坑中出土了大约10万枚木简。除此之外，在藤原宫、平城宫等地也出土了大量的木简。以都城为中心出土的大量木简表明，7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已经成形的律令制国家，试图朝着基于文书来治理国家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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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国家之根本的律令本身就是用文字书写而成的，而且必须有明文规定。律令是由禁止事项以及罚则的“律”和必行之事“令”构成的。其内容不易记忆，只听一遍很能立即理解其主旨。只有将律令写成文字，人们才有可能看到全文，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适用的条款。此时中国早已有了律令，日本人以此为范本，考虑日本的国情之后，重新加以改订，便形成了日本古代的律令。但为了使写成文字的法规能够成为国家的基本法，统治阶层内部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能够读写文字（即汉字）的知识分子。而且，人们还必须相信，将来能够读写文字的人不限于统治阶层，还能广泛地出现在其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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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书进行国家统治的律令制国家，不仅相信文字普及的可能性，而且还试图让可能成为现实。数量庞大的木简大致可分为文书木简和付札木简两种，前者是官僚们联络事务的记录，后者是系在进贡物品上的。无论哪一种木简，都是用来管理和运营与国家事务相关的人与物的。其数量之庞大说明了试图确立文书体制的统治阶层及其周边人们的强烈愿望。此前从未接触过文字的大多数人不得不阅读、书写外来的汉字，并试图理解汉字的意思。人们对此倾注了极大的智慧。或许也出现了诸多的失败、错误和不适应的情况，但一旦以文书为基础的国家运营机制开始启动，其势头是不可阻挡的。人们使用外来的汉字书写日语，为了使这种书写方式合理有效，人们费尽了心思，由此，文书体制便深入广泛地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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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简的日语表达方式中，对于物品名称的表达，一是用汉字表音，一是用汉字表意，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表达技巧。用汉字表音的情况如，“伊加”（いか，墨鱼）、“伊委之”（いわし，沙丁鱼）、“佐米”（さめ，鲨鱼）、“乃利”（のり，海苔）等[1]；用汉字表意的情况有，“年鱼”（あゆ，鲇鱼）、“鲭”（さば，鲭鱼）、“水母”（くらげ，水母）、“紫菜”（むらさきのり，紫菜）、“小豆”（あずき，赤豆）等。能够掌握如此技巧的人仅限于通晓汉字、汉文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渡来人。其他人通过亲身接触这些书写的文字，逐渐熟悉了这种用汉字书写日语的方式。这些汉字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来书写汉语的，就这样渐渐地为日语所吸收，成为日本人书写日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