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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情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古代日本人借用或转用中国的汉字，在他们书写日语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在平假名和片假名出现之前，只使用密密麻麻的汉字书写的木简和《古事记》与《万叶集》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为了解决用汉字记录日语的难题，古代人付出了长期的、各式各样的努力和艰辛。我们深深感受到，文字的借用或转用，是集体的智慧和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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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只是借用或转用汉字、熟练地使用汉字还不够，汉字的价值还要更大。汉字对应的是中国这个值得学习的国家的文化和制度，汉字作为文化力量，它达到的精神高度也是值得学习的。这完全超越了汉字作为有用的、便利的工具的层面，汉字本身就散发着文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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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散发出文化光芒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抄经的工作。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抄经事业在国家的倡导下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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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律令制国家为普及佛教而大力提倡建造佛寺、佛像。与此同时，也下大力提倡诵读和抄写佛典。让我们按纪年的方式来看：首先在673年，飞鸟的川原寺展开抄写“一切经”[2]的工作；接着在694年，人们完成了抄写一百部《金光明经》的工作，并将它分送到各个地区；进入8世纪，抄经的工作逐渐繁盛，成为与建造东大寺、国分寺（国分尼寺）并驾齐驱的国家重大项目。由于抄经需要纸，7世纪时纸的产量急剧增加。在7世纪和8世纪时，生产出来的纸张大部分都用在抄写经典上。710—772年，仅抄写“一切经”的次数就高达17次。抄写卷数庞大经典的情况还有712—728年长屋王发愿抄写《大般若经》的事情，总共抄写了6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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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一彦在《日本古代社会与佛教》一书中对上述抄经的盛况做了如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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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和熟读经典、理解其内容相比，抄写其文字（抄经）或朗读经典（读经、诵经）更加受到重视。实际上，古代的抄经工作十分活跃，在国家层面和民众层面都很流行，就像是一股潮流……人们用抄经行为本身去寻求宗教的意义。人们并不是为了熟读经典而抄写它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之心……此外，读经、诵经也完全一样，与其说人们是想理解所读文章的内容，不如说朗读行为本身就是信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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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社会与佛教》，吉川弘文馆，第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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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录汉字这一点上，抄经可以说是与在木片（木简）上写字以及抄录《古事记》相似的行为。但是，抄经并不是使用汉字来记录日语，也不是借用或转用汉字来书写日语，而是将用汉文写成的经文原封不动地抄写到其他纸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模仿行为。用汉字一模一样地抄写原作的汉文，而非利用汉字书写日语，这就是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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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8世纪的日本社会里，人们策划并实施了这种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模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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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封不动地抄写汉字或汉文究竟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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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用汉字写成的汉文本身就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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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回溯，我们来思考一下文字从其他国家进入没有文字的民族国家时的情况。文字传入之初，这个民族可能甚至都不了解文字表达了话语。纵横交错的线自上而下，看上去可能就像是富有动感的奇妙图案一般。当人们习惯了这个形状，发现同一形状出现多次，就会思考同一形状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相同的意思。人们推论，话语的声音和意思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于文字和意思之间。于是，话语和文字就结合在一起。人们了解到，话语除了声音外，还有文字。文字表达了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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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了解一定伴随着惊讶。三根竖线组合而成的“川”字表达了水从高处向低处或缓或急地流动的样子。此外，向左撇的一个斜线和向右捺的一个斜线在上方相交构成的“人”字表达了在田野里劳动、在都城执掌政务的双脚行走的男女老少。像这样，对不了解文字的人来说，竖、横、斜的几根线构成的图形与所有东西的形象都能结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头晕目眩。三根线的“川”字与生活中的水流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人们印象中的水流是一旦泛滥起来就会给生活带来危险的存在。两根线斜向相交构成的“人”字与具有喜怒哀乐情感的、过着日常生活的理性动物之间，也是相似又不同的。这种表达似像非像的线条的图形陆续出现。这就是汉字。为什么会是这样？开始理解汉字背后的事物的人们，紧盯着由线组成的图形，肯定感到遇见了奇妙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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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言灵思想——话语中蕴藏着不可思议的灵力的思想。古代人相信灵是流动的、易变的，可以隐藏于任何事物之中，所以，灵隐藏在话语之中再正常不过了。如果考虑到灵信仰的远古性，言灵信仰一定在汉字传入日本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相信，祈祷的话语中蕴含着灵威，如果诚心诚意地说话，话语中蕴含的灵威就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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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中可以感受到灵威，这是古代人共同拥有的感受。在接受汉字的过程中，汉字与事物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一灵威又重新被人们唤醒，起到崭新的作用。话语的声音瞬时便消失了，但记录了话语的文字却不会消失。如果说这种文字中蕴藏着灵威的话，那么这个灵威不仅具有持续性，而且文字中还散发着灵的光芒。这可以说是以文字为机缘的新言灵信仰的形式。当线的形状和似像非像的形象结合起来时，形状和形象之间会深深嵌入相信言灵的共同感受。人们会将汉字推向神灵的地位。究竟是汉字吸纳了事物的形象，还是事物的形象吸纳了汉字、附在汉字之上？这难以判断。但毫无疑问，在人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对灵的信仰的感知力和想象力都发生了作用。由此，人们赋予文字以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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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阅读、书写汉字的行为，是无法与对灵的感知力和想象力截然分开的。熟悉汉字、利用汉字、将汉字用于书写日语的过程，虽然远离信仰上的感知力和想象力，是客观而实用的，但是，人们还是远远没有完全将汉字看作一种手段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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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抄经行为不仅由尊崇汉字的感情支撑，而且加深了这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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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经过程中，不仅所抄写的汉字是尊崇的对象，用汉字写成的也是不平凡的经文，这种想法使得眼前的汉字更加熠熠生辉。从当时的教养水平来说，要想理解经文的内容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不了解内容，但人们认为经文里面写的都是重要的东西，是崇高的东西。从多多少少对中国文明和佛教有一点了解的人的言谈之中，或者从小心翼翼地对待文书的人的态度当中，人们都不知不觉地感知到这些。竖线、横线、斜线的形状背后隐藏着某种严肃、庄严的东西——当人们有如此感受时，眼前的汉字就变得更加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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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抄写这种不平凡的汉字时，面对着抄写台的人的身体和拿笔的手，都会产生一种紧张感，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汉字和经文的灵力会转移到书写人的身体中和手上。而灵力转移正是抄经者的愿望所在。尽管人们不大清楚一个个汉字的读法和意思，也无法很好地理解罗列的汉字所表达的思想和意义，但在集中精力抄经的过程中，汉字和经文中蕴含着的庄严灵力会附着在各个抄经者的身上和心中。对此，人们有着切身的体会。在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这种切身体会是一种集体幻想，支撑着抄经这一国家重大项目。吉田一彦所说的“人们用抄经行为本身去寻求宗教的意义……书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之心”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了集体幻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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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抄写蕴含着不平凡思想和意义的庄严的汉字时，人们也想赋予抄写的文字以相同的庄严。这是抄经者们自然而然的愿望。因此，他们所抄写的文字必须尽可能接近于原来的文字。越像原来的文字，抄写的文字中就能凝聚越多神圣的灵力。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的抄写行为逐渐拥有了力量。人们认为，模仿得越像，其信仰就越坚定。在抄经工作作为国家项目得到推进的奈良时代，官方设立了抄经所，在经师（抄经者）、校生（校对者）和装裱者三方的协力下，人们从事着制作汉字佛典的工作。在这里，校生是一个专门的职位，他将经师抄写的文字与原文进行对照，纠正经师的错误。此外，经师抄错或漏抄的话，还有相应的惩罚制度。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抄经过程中，模仿的正确性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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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所抄写的经文中，可以确定抄写年代最古老的经文是686年抄写的《金刚场陀罗尼经》。经文的末尾写有抄写者的名字：教化僧宝林。一字一句用楷书工整书写，字的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且横竖整齐，这是最常见的抄经方式。经文之间虽然有时会出现不常见的汉字，但即便对千百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基本上也都能够看得懂是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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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金刚场陀罗尼经》的书法与中国初唐的书法家欧阳询及欧阳通的书法极为相似。根据石川九杨的《日本书法史》中的记述，欧阳询及欧阳通的书法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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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笔比横笔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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