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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点写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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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竖笔有点翘笔，具有流动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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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头的第一笔写得有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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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法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第5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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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金刚场陀罗尼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一些特点。书法的相似当然是模仿的结果。抄经者不满足于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准确抄写，而且还极力模仿下笔的方式、运笔的方法甚至收笔的姿势。经文抄写完毕后，有三行跋文，写有抄写的年月、抄写的动机。这三行自己写的跋文没有模仿的对象，字体略小，但与经文的字体完全一样。让人有一种抄写者运笔自如，将模仿进行到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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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都名为《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经文，它虽然不是欧阳询、欧阳通的书法，但与《金刚场陀罗尼经》一样，也是每行七个字，每个字都一笔一画抄写得十分工整。与用墨书写的《金刚场陀罗尼经》的题名不同，它是在紫纸上用金泥书写的颜色鲜艳的经文。深紫色的纸张和金色文字的排列构成了美丽色彩的交响，这是一幅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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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场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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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纪的抄经，即便是写在白色抄纸或略带黄色的纸上，经师屏息凝神、用心书写的每一个字都保持着格调高雅的美丽，令人正襟危坐。而用紫纸金泥抄写的经，紫色与金色似乎散发出神秘的光芒，格外美丽。无论是对参与抄经工作的经师、校生、装裱者来说，还是对看到抄好的经卷的人来说，他们都实际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美。用金泥抄经的时候，纸张必须弄平整。这时一种叫莹生的特殊匠人会加入其中。他们用野猪牙来打磨纸张的表面。无论多麻烦，人们也要呈现出文字的金色和纸张的深紫色交相辉映的美丽，这么做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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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飞鸟、白凤时代的佛像造型艺术中宗教精神和审美意识相互融合的状况。奈良时代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堪称巅峰之作，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宗教精神和审美意识交错、融合产生的美。占据执笔抄经者内心的是对汉字和经文的敬意。从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经典是蕴含着崇高思想和意义的崇高文书，抄写这种文书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一笔一划都毫不懈怠的运笔手法，非常好地呈现出抄经者的内心世界。一心一意从事模仿工作的抄经者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充满了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的支柱则是许多人尊崇佛教的宗教信仰。正如前述内容，佛教是以佛寺、佛像、佛典为中介从大陆传入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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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经过程中，人们使用了由特殊染料制成的紫色纸张，而且使用野猪牙打磨纸面，将金粉溶于胶水制成金泥，这种复杂手法虽然没有违背宗教精神，但显示出人们对美的追求，而这是难以用宗教精神概括的。在抄经所，经师、校生、装裱者都身着净衣，不吃五辛（像大蒜这样的具有辛辣气味的五种蔬菜），在供奉礼佛方面从不懈怠，一心一意投入抄经工作之中。但在色彩艳丽的紫色纸张上书写金字这项工作，可能会让人觉得其豪华、艳丽是与佛教的斋戒、礼拜不同性质的。后来，人们不仅将抄经的纸张染得特别艳丽，而且还出现了绘有蝶、鸟、草、花等华美图案的装饰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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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平时代的紫纸金泥经并没有流于华美。审美意识没有抛弃宗教精神独自飞翔。与在白色和茶色的纸张上用墨书写的情况相比，紫纸金字经的艳丽一目了然，但金色文字既没有凸显于紫纸之上，也没有洇入纸中。纸和字处于同一平面，使经文的表面保持着沉稳的雅致之美。抄经者和鉴赏者双方的审美意识中，既有对不平凡的佛教的崇敬，表达着与佛教相称的沉稳雅致之美，又能在其中得到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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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崇高的、不平凡的、外来的文字和外来的宗教，与日本固有的审美意识融合起来。通过融合，人们感受到与外来文字和宗教的亲近。正如第五章所叙述的那样，在人们以建造佛寺、佛像为中介，逐渐接受外来佛教的过程中，人们的审美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以抄经为中介将佛教经典日本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审美意识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古代，当人们接触到外来的高雅文化时，试图将它转化为身边的文化，在他们发挥自身精神作用的过程中，审美意识、追求美的意识绝非不重要。当时的宗教精神认为抄经行为本身是宗教性的。如果说这种宗教精神的本质是崇敬、接近并试图准确模仿外来的文字、教导和真理的话，那么，试图优美地塑造尊崇对象，其中的审美意识可以说能使高深的外来思想和文化更好地融入日本精神。在追求美的姿态方面，古代人在建造佛寺、佛像以及抄经时所发挥的集体的审美意识中，包含了将佛教日本化、本土化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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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共十卷，全长8.66米。完美制作如此长的经卷究竟需要多少技术和劳动力呢？尤其是抄写汉字这种最基本的工作，准确模仿最为关键。彻底模仿就是与汉字打交道、学习汉字。极其忠实地完成这个课题是抄经的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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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在与汉字打交道的时候，一方面要忠实地模仿，另一方面要巧妙使用汉字来记录日语，也就是将汉字当作方便的工具充分利用。7世纪后期至8世纪，古代人在面对汉字、与汉字打交道时完全两极分化。有些原封不动地接受汉字，有些自由奔放地将汉字改头换面。这种灵活性让人十分惊讶。如果接受汉字的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文化的话，这种灵活性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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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叶绘有图画的《过去未来因果经绘卷》（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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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汉字以各式各样的文书的形式传入日本时，它作为一种书写文字已经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并形成一个巨大的体系，重新建立与此相对应的独立的书写体系，可能是难以实现的。但当古代日本人以同样是中国邻国的朝鲜为范本，并决心将汉字作为本国的文字加以运用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对形成了巨大体系的汉字表示赞叹，一种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汉字的竖线、横线、斜线的形状，与声音、形象、观念结合在一起，它可以被当成便利的工具巧妙地加以运用。如果我们将书写文字看作日本面对汉字时的时代精神的象征，那么，可以说《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大量文字和从都城出土的成千上万的木简极为贴切地表达了其广泛性。正由于古代日本人接触到如此广泛、多元的汉字，所以能够将汉字转化为自身的书写文字，也能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平假名和片假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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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从国外接受优秀文化和文物的日本，与其说它善于独创，不如说它善于模仿。我们承认这句话从某个方面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但是，这只是在某个方面而已。将中国的文字汉字作为书写日语的文字，这样巨大的变革绝不是仅依靠模仿就能够实现的。经过许多人数百年的各式各样技术、实践和经验的积累——这既可以说是独创，也可以说是模仿——汉字最终作为书写日语的文字被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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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叙述8世纪最重要、最优秀的文字作品《万叶集》。这部和歌集是假名出现之前，仅仅依靠汉字来记述日语的尝试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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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所选汉字的日语读音与括注中的假名读音类似。——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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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切经”原为一切佛教圣典之总称，后专指汇集经、律、论及其他佛典而成的丛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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